清代县衙职官多为科举出身，职官的设置、品级、定员均由清政府统一确定，主要职官设知县1人，为正七品，是县级最高行政长官，全面负责一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要务；设县丞1人，为正八品，辅佐知县并与主簿分管全县钱粮税捐、户籍、巡捕等；设主薄1人，为正九品；不在品的吏员有典史、教谕、户籍、训导等各1人，分别掌管刑狱、教化等。另设有刑名、钱粮、帐房、征收等知县幕僚各1人。其他如吏、户、礼、夏、刑、工以及文书、杂务等一般无定员，因事而设人。总员百人左右。
民国时期，县署官员部分为清朝职官留任或由上级委派和从学校毕业生中选录，科局长、科员等多由县长从各专门学校毕业生中和地方绅士中选用。1928年前，军阀统治期间，县政府、县知事以下佐治员司分总务、民政、财政、司法4个科，各科设科长、科员、录事数人。1928年4月，北阀成功，民国改制，莘县改4科为3科，各科设科长、科员、书记、征收雇员、政务警察等共70人，其中政务警察40人。次年，山东省政府民政厅训令，颁发县组织法，县政府设秘书1人，并依事务之繁简设置一科或二科。1920年，除第一、第二两科外，设立教育、建设、公安、财政4个局。1933年1月，裁局设科，财政、建设、教育分别为第三、四、五科，均直接隶属县政府。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书1人；各科设科长1人，科员数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由于初建政权，加上战争环境恶劣，干部数量较少，而且不稳定。1944年，境内解放，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党和民主政府从进步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工农群众、退伍军人中陆续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全县干部队伍逐渐扩大。1949年2月，抽调一大批干部到江南工作，党政干部严重缺乏。1949年底，莘县共有干部391人，其中县级干部8人，区级干部89人，一般干部294人，按编制缺额80人。
建国初期，为适应经济和政权建设需要，陆续从复员军人、乡村干部、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高小、中学毕业生和社会上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中吸收录用一批干部。莘县干部，1954年977人，1956年1761人，1958年2100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仅具有小学程度。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吸收、录用干部主要侧重于在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和模范、转业、复员军人等，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事工作遭受破坏，吸收、录用干部失去正常程序和制度，干部状况出现混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来源主要为大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和城镇户口的非在职“五大”毕业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待业青年以及长期在干部岗位上工作的“以工代干”人员等。干部队伍趋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第二节 干部状况
清代县衙职官多为科举出身，职官的设置、品级、定员均由清政府统一确定，主要职官设知县1人，为正七品，是县级最高行政长官，全面负责一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要务；设县丞1人，为正八品，辅佐知县并与主簿分管全县钱粮税捐、户籍、巡捕等；设主薄1人，为正九品；不在品的吏员有典史、教谕、户籍、训导等各1人，分别掌管刑狱、教化等。另设有刑名、钱粮、帐房、征收等知县幕僚各1人。其他如吏、户、礼、夏、刑、工以及文书、杂务等一般无定员，因事而设人。总员百人左右。
民国时期，县署官员部分为清朝职官留任或由上级委派和从学校毕业生中选录，科局长、科员等多由县长从各专门学校毕业生中和地方绅士中选用。1928年前，军阀统治期间，县政府、县知事以下佐治员司分总务、民政、财政、司法4个科，各科设科长、科员、录事数人。1928年4月，北阀成功，民国改制，莘县改4科为3科，各科设科长、科员、书记、征收雇员、政务警察等共70人，其中政务警察40人。次年，山东省政府民政厅训令，颁发县组织法，县政府设秘书1人，并依事务之繁简设置一科或二科。1920年，除第一、第二两科外，设立教育、建设、公安、财政4个局。1933年1月，裁局设科，财政、建设、教育分别为第三、四、五科，均直接隶属县政府。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书1人；各科设科长1人，科员数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由于初建政权，加上战争环境恶劣，干部数量较少，而且不稳定。1944年，境内解放，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党和民主政府从进步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工农群众、退伍军人中陆续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全县干部队伍逐渐扩大。1949年2月，抽调一大批干部到江南工作，党政干部严重缺乏。1949年底，莘县共有干部391人，其中县级干部8人，区级干部89人，一般干部294人，按编制缺额80人。
建国初期，为适应经济和政权建设需要，陆续从复员军人、乡村干部、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高小、中学毕业生和社会上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中吸收录用一批干部。莘县干部，1954年977人，1956年1761人，1958年2100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仅具有小学程度。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吸收、录用干部主要侧重于在经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和模范、转业、复员军人等，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事工作遭受破坏，吸收、录用干部失去正常程序和制度，干部状况出现混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来源主要为大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和城镇户口的非在职“五大”毕业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待业青年以及长期在干部岗位上工作的“以工代干”人员等。干部队伍趋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