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私人商业 清末前，境内私人商业较为发达，鸦片战争后一度萧条。清末城乡银钱、杂货、茶、酒、铁货等各业共有约4000人，多为农商兼营。销往到境外商品以粮食和草辫为大宗，外境销到本境的以棉花为大宗。原朝城县每年外境销到本境的有粮食20万石、酒5000余公斤、花生1.75万公斤、白布1万余丈、蜜蜡175公斤及棉花、铁器等，本境销往境外的有米麦2000余石、草辫2000余包、牛羊皮1000余张、花生5万公斤、丝10余捆、枣梨六七百包。原观城县草辫为出口大宗，登州、莱州商贾在城内设局四五家，每岁收买10余万公斤，行销外洋，另外还有草帽、烟丝、烟草等外销；外境货销行本境的有纸、火柴、煤油、药料等，多运自临清、东昌、济南以及禹州、辉县、祈州等处。前清盐务归官办，1913年改由鼎裕公司接办，始归商行。分销店原莘县有城关、燕店、河店、魏庄等12处，每年销11950担。
抗日战争时期，城镇商贸多被日伪控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包围，粮食、食盐不准向根据地流通。同时利用奸商使用伪钞套购根据地的粮食、棉布及其他军需民用品，并向根据地抛销烟酒、香粉、丝织品等奢移品换取金银。
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对敌开展了经济斗争。莘、观、朝各县先后建有贸易局（后改为工商局），制定有关保护私人商业的经济政策，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禁止粮、棉、布、油等出境和烟、酒、化妆品、迷信品等进入境内。同时采取免税奖励办法，组织商人把根据地不需要的商品如猪毛、猪鬃等运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如油墨、蜡纸、电池、通讯和印刷器材等。用让利方法，利用私商为根据地购买运回军用物资。张鲁和王奉等地的私人商业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张鲁集10天4个集，有花生油料行、粮食行、牲畜行、棉花棉布行等。1944年县境内解放后，私人商业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恢复和发展，集贸市场活跃。1949年，有私营商业户约2000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
建国后私人商业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私营工商业鼓励和保护，私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一些不法商贩，或囤积聚奇、哄抬物价，或唯利是图、偷税漏税，或腐蚀国家干部、互相勾结，扰乱市场和经济秩序。1952年开展反行销、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商人，维护了市场秩序。1953～1954年开展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机奸商运动，各区召开公审奸商大会13次，检举奸商290人，逮捕60人，289名奸商坦白悔过。1955年11月，掀起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初有私营商业3149户，4321人，接受改造的2820户，3169人，直接过渡为供销商业的2138户，合作商店8个，代购代销店674户；清户核资2537户；人员安排2678户，3057人。1957年6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1958年初，私营商业大部分直接转入国营，集市贸易一度取消。1958年8月，集市贸易、私营商业有所恢复。1961年后，国营、集体、个体3个流通渠道并行，私营商业发展较快。文化大革命期间，私营商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农村商贩大部弃商归农，集市或撤或并，各地统一集日，市场一度萧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0年个体工商户由1978年的406户发展到3377户。1983年个体商业发展到4005户、4743人；饮食业1385户，2149人。至1987年，个体商业、饮食业的户数、从业人数相对稳定。个体商业进货渠道多，经营方法灵活，价钱随行就市，服务热情周到。同时，一些不法商户唯利是图，掺假使杂，缺斤短两，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随着工商联、个体劳协等组织的建立，工商、物价、计量、税务等部门管理工作的加强，法制、道德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种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个体商业不断得到整顿，1987年个体有证商业零售额1593万元（其中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1400万元，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93万元），占商业零售总额13907万元的11.4%多；个体有证饮食业零售额680万元，占饮食业零售总额1165万元的58%。
第一节 私营商业
建国前私人商业 清末前，境内私人商业较为发达，鸦片战争后一度萧条。清末城乡银钱、杂货、茶、酒、铁货等各业共有约4000人，多为农商兼营。销往到境外商品以粮食和草辫为大宗，外境销到本境的以棉花为大宗。原朝城县每年外境销到本境的有粮食20万石、酒5000余公斤、花生1.75万公斤、白布1万余丈、蜜蜡175公斤及棉花、铁器等，本境销往境外的有米麦2000余石、草辫2000余包、牛羊皮1000余张、花生5万公斤、丝10余捆、枣梨六七百包。原观城县草辫为出口大宗，登州、莱州商贾在城内设局四五家，每岁收买10余万公斤，行销外洋，另外还有草帽、烟丝、烟草等外销；外境货销行本境的有纸、火柴、煤油、药料等，多运自临清、东昌、济南以及禹州、辉县、祈州等处。前清盐务归官办，1913年改由鼎裕公司接办，始归商行。分销店原莘县有城关、燕店、河店、魏庄等12处，每年销11950担。
抗日战争时期，城镇商贸多被日伪控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包围，粮食、食盐不准向根据地流通。同时利用奸商使用伪钞套购根据地的粮食、棉布及其他军需民用品，并向根据地抛销烟酒、香粉、丝织品等奢移品换取金银。
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对敌开展了经济斗争。莘、观、朝各县先后建有贸易局（后改为工商局），制定有关保护私人商业的经济政策，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禁止粮、棉、布、油等出境和烟、酒、化妆品、迷信品等进入境内。同时采取免税奖励办法，组织商人把根据地不需要的商品如猪毛、猪鬃等运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如油墨、蜡纸、电池、通讯和印刷器材等。用让利方法，利用私商为根据地购买运回军用物资。张鲁和王奉等地的私人商业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张鲁集10天4个集，有花生油料行、粮食行、牲畜行、棉花棉布行等。1944年县境内解放后，私人商业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恢复和发展，集贸市场活跃。1949年，有私营商业户约2000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
建国后私人商业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私营工商业鼓励和保护，私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一些不法商贩，或囤积聚奇、哄抬物价，或唯利是图、偷税漏税，或腐蚀国家干部、互相勾结，扰乱市场和经济秩序。1952年开展反行销、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商人，维护了市场秩序。1953～1954年开展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机奸商运动，各区召开公审奸商大会13次，检举奸商290人，逮捕60人，289名奸商坦白悔过。1955年11月，掀起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高潮。1956年初有私营商业3149户，4321人，接受改造的2820户，3169人，直接过渡为供销商业的2138户，合作商店8个，代购代销店674户；清户核资2537户；人员安排2678户，3057人。1957年6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1958年初，私营商业大部分直接转入国营，集市贸易一度取消。1958年8月，集市贸易、私营商业有所恢复。1961年后，国营、集体、个体3个流通渠道并行，私营商业发展较快。文化大革命期间，私营商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农村商贩大部弃商归农，集市或撤或并，各地统一集日，市场一度萧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0年个体工商户由1978年的406户发展到3377户。1983年个体商业发展到4005户、4743人；饮食业1385户，2149人。至1987年，个体商业、饮食业的户数、从业人数相对稳定。个体商业进货渠道多，经营方法灵活，价钱随行就市，服务热情周到。同时，一些不法商户唯利是图，掺假使杂，缺斤短两，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随着工商联、个体劳协等组织的建立，工商、物价、计量、税务等部门管理工作的加强，法制、道德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种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个体商业不断得到整顿，1987年个体有证商业零售额1593万元（其中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1400万元，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193万元），占商业零售总额13907万元的11.4%多；个体有证饮食业零售额680万元，占饮食业零售总额1165万元的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