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无财政权，所有赋税征收类目，数额均由中央政府决定，除官俸、差役工食银两和其他地方杂项开支按规定从田赋中坐支外，其余如数上解。
民国初年仍沿清制。1919年始划定中央和省、县收支范围，将财政收入分为国家税（又称“正税”）、省地方税和县地方税三种。国家税和省地方税分别上解中央和省财厅，县地方税和地方公产收入留县使用。县署政务费则按规定数额，在上解省地方税中坐支。
国民党统治时期，仍采用分级管理的制度。1930年地方财政开始实行预算制度，每年先行制定县财政预算，报省批准后照预算执行。
1939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一度实行分散的财政管理制度，自筹自用。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推行合理负担政策，财政体制改为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地方赋税收入依上级指令征收、上解，政务费向上级报领。此制一直实行至建国初期。
195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县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级财政由上级划定收支范围，按比例上解、留用，支出包干。1954年实行“固定比例分成”办法，规定县级财政留用农业税的35%，工商业税的5%，所得税的5%，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做调节使用。支出按预算执行，严禁超支和挪用。
1958年“大跃进”初期，财政管理权下放到基层（人民公社），国家财政和人民公社集体财务混为一体，实行“一平二调”，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混乱。1959年，国家收回财权，重新实行“统一领导、总额分成”制度。1964年发展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超支自负，节支留用。
1968年，取消“收支挂钩”政策，实行“收支两条线”，即由上级核定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两者不再挂钩。1969年重新恢复“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制度。1979年改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逐步得到改革。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县级财政依据收入状况，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次年又进一步确定为“总额分成，分级包干，分灶吃饭，自求平衡”的体制。1985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补助逐年递减”的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财政体制
清代，地方无财政权，所有赋税征收类目，数额均由中央政府决定，除官俸、差役工食银两和其他地方杂项开支按规定从田赋中坐支外，其余如数上解。
民国初年仍沿清制。1919年始划定中央和省、县收支范围，将财政收入分为国家税（又称“正税”）、省地方税和县地方税三种。国家税和省地方税分别上解中央和省财厅，县地方税和地方公产收入留县使用。县署政务费则按规定数额，在上解省地方税中坐支。
国民党统治时期，仍采用分级管理的制度。1930年地方财政开始实行预算制度，每年先行制定县财政预算，报省批准后照预算执行。
1939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一度实行分散的财政管理制度，自筹自用。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推行合理负担政策，财政体制改为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地方赋税收入依上级指令征收、上解，政务费向上级报领。此制一直实行至建国初期。
195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县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级财政由上级划定收支范围，按比例上解、留用，支出包干。1954年实行“固定比例分成”办法，规定县级财政留用农业税的35%，工商业税的5%，所得税的5%，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做调节使用。支出按预算执行，严禁超支和挪用。
1958年“大跃进”初期，财政管理权下放到基层（人民公社），国家财政和人民公社集体财务混为一体，实行“一平二调”，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混乱。1959年，国家收回财权，重新实行“统一领导、总额分成”制度。1964年发展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超支自负，节支留用。
1968年，取消“收支挂钩”政策，实行“收支两条线”，即由上级核定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两者不再挂钩。1969年重新恢复“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制度。1979年改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逐步得到改革。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县级财政依据收入状况，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次年又进一步确定为“总额分成，分级包干，分灶吃饭，自求平衡”的体制。1985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补助逐年递减”的财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