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河开通，给临清的商业注入生机，明成祖迁都北京给临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京师所需及边关军用的储粮必由运河运输，又因明代禁海而海运废驰，运河便成为南粮北调和其它货物运输的唯一孔道，临清遂成为“京师门户，南北要冲”。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临清成为咽喉扼要之地。
明景泰年间筑砖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筑了一个包罗中州，横跨汶、卫二水，延袤20余里的土城与砖城相接。从此临清有砖、土二城。由于二城相连又称连城。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在内。街巷多以工商业命名。如马市、锅市、盐市、炭厂、粮市、线子市、牛市、羊市等。
明政府及军队所需布帛、丝织品，以戍守官兵七八十万人计算，加上互市的需要，每年在临清交换的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以上。当时的土桥、南水关、塔湾、运河西浒、白布巷一带都是巨大的布匹市场。明万历时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以成化年间苏州、南翔、信仪三会的布商合而为行，到明隆万年间达到鼎盛，每岁进布百万匹有奇。当时一家字号为‘一左元’的布店，每出一银必点一，每年需用粉达二三十斤”。可见销额之大。
临清又是运河孔道上的粮食储藏、中转中心。粮食储存当在450万石左右，加上通过临清交易的粮食，在明清时最多达400万石。交易粮食以乾隆年间算，粮市有六七处，店铺多达百余家，年交易量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过境粮也在125至250万石。转运漕粮的运军要完成400万石的任务，漕运船只在20000艘以上，仅运军就在二三十万人。史称“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为适应运输需要，临清建漕船厂28所。山东、凤阳、济南船帮也在临清造船，且集中在南厂一带。缆绳、纤绳、桨、橹等漕船用品形成一个可观的市场。
明十三陵和故宫营建修缮时的大部分砖由临清烧造。当时“岁征城砖百万，官窑12座，陶人几百户，受值则数千金。砖瓦窑分布于中州和运河两岸”。史料记载砖窑28座陶人万余，进京砖全由过往船只打乘抵京，无疑给临清商业带来繁华。
明万历时，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杂物店65座、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茶叶店28家、运车货大店13家。清乾隆初杂粮店几百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其商品“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商贾之盛足与江南大都会抗衡”。民国县志记载：“临清盛时，北到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如：锅市街、马市街、青碗市口及周围的街巷均属于百货汇集的综合性商业批发零售市场。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及遍及城区的粮食市、柴市、羊市、都是专业市场。其品种包括：粮食、布、丝绸、绸缎、皮货、鞋靴、帽、故衣、磁器、金属器皿、烟酒、茶叶、盐、干鲜果品，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木材、船具、竹木器具、首饰、古玩、银钱行、典当、焦石、木炭、药材、饮食、香烛纸马、桶盆，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羊市、柴市、猪市、驴市、鸡鸭市，应有尽有，繁多的商品门类可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据史料记载，中州一带的店铺数起码在五六百家以上，加上各种类型的市场、商贩、作坊，大大小小的商业店铺可达千余家。这些商品质地好、产量多、销量高，行销全国。商品大部分来自江南，如棉布、丝绸来自松江、上海、嘉定、南京、常熟，通过临清俱走秦、晋、三边、辽东诸路。明人陈继儒说：“商人自数千里外装重资自江南贩布，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也就是以临清为中心运销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及辽东，遍及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广大地区及西藏、内蒙等边疆，遍及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军需和民用。临清是名副其实的贸易中心，故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
据史料载，清乾隆七年临清关税所征银一项就达7万余两。临清的羊皮具有“特柔而不膻”的特点，清雍正年间列为贡品，岁进3千张；绒毡均为羊皮制品，无论制作销售在整个商品中都有重要位置。
由于漕运通过临清中转，临清仓又是全国之冠，临清又是十三陵、故宫用砖的烧造中心，又是全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所以，明万历时与临清钞关并列的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旧额岁征83200两(全国共征银40万两)居八大钞关之首。
商业繁华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明万历二十八年，临清人口增至30323户、66745口。据史料记载“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以此计算，临清的人口当在70万人左右。由于官宦大贾往来和常住临清，临清民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云集，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事实上临清已与江南的经济发达区并驾齐驱，不仅对于交换双方，而且对于活跃全国经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商业都会的临清功不可没。
清末，运河孔道时常淤塞，清政府又无力疏浚，致使临清商业与鼎盛时期相比，已日趋萧条，但仍有“小天津”之称，其商品辐射冀、鲁、豫许多县市，是著名的物资集散地，仍为鲁西北的商业重镇。
民国时期，因连年战乱，特别是日军侵占临清后，临清商业受到严重挫折。
临清解放后，人民政府注重发挥商业城市的经商优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积极组织货源、疏通商品购销渠道、使临清商业又出现了繁荣景象。
第九编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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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河开通，给临清的商业注入生机，明成祖迁都北京给临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京师所需及边关军用的储粮必由运河运输，又因明代禁海而海运废驰，运河便成为南粮北调和其它货物运输的唯一孔道，临清遂成为“京师门户，南北要冲”。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临清成为咽喉扼要之地。
明景泰年间筑砖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筑了一个包罗中州，横跨汶、卫二水，延袤20余里的土城与砖城相接。从此临清有砖、土二城。由于二城相连又称连城。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在内。街巷多以工商业命名。如马市、锅市、盐市、炭厂、粮市、线子市、牛市、羊市等。
明政府及军队所需布帛、丝织品，以戍守官兵七八十万人计算，加上互市的需要，每年在临清交换的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以上。当时的土桥、南水关、塔湾、运河西浒、白布巷一带都是巨大的布匹市场。明万历时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以成化年间苏州、南翔、信仪三会的布商合而为行，到明隆万年间达到鼎盛，每岁进布百万匹有奇。当时一家字号为‘一左元’的布店，每出一银必点一，每年需用粉达二三十斤”。可见销额之大。
临清又是运河孔道上的粮食储藏、中转中心。粮食储存当在450万石左右，加上通过临清交易的粮食，在明清时最多达400万石。交易粮食以乾隆年间算，粮市有六七处，店铺多达百余家，年交易量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过境粮也在125至250万石。转运漕粮的运军要完成400万石的任务，漕运船只在20000艘以上，仅运军就在二三十万人。史称“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为适应运输需要，临清建漕船厂28所。山东、凤阳、济南船帮也在临清造船，且集中在南厂一带。缆绳、纤绳、桨、橹等漕船用品形成一个可观的市场。
明十三陵和故宫营建修缮时的大部分砖由临清烧造。当时“岁征城砖百万，官窑12座，陶人几百户，受值则数千金。砖瓦窑分布于中州和运河两岸”。史料记载砖窑28座陶人万余，进京砖全由过往船只打乘抵京，无疑给临清商业带来繁华。
明万历时，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杂物店65座、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茶叶店28家、运车货大店13家。清乾隆初杂粮店几百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其商品“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商贾之盛足与江南大都会抗衡”。民国县志记载：“临清盛时，北到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如：锅市街、马市街、青碗市口及周围的街巷均属于百货汇集的综合性商业批发零售市场。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及遍及城区的粮食市、柴市、羊市、都是专业市场。其品种包括：粮食、布、丝绸、绸缎、皮货、鞋靴、帽、故衣、磁器、金属器皿、烟酒、茶叶、盐、干鲜果品，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木材、船具、竹木器具、首饰、古玩、银钱行、典当、焦石、木炭、药材、饮食、香烛纸马、桶盆，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羊市、柴市、猪市、驴市、鸡鸭市，应有尽有，繁多的商品门类可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据史料记载，中州一带的店铺数起码在五六百家以上，加上各种类型的市场、商贩、作坊，大大小小的商业店铺可达千余家。这些商品质地好、产量多、销量高，行销全国。商品大部分来自江南，如棉布、丝绸来自松江、上海、嘉定、南京、常熟，通过临清俱走秦、晋、三边、辽东诸路。明人陈继儒说：“商人自数千里外装重资自江南贩布，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也就是以临清为中心运销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及辽东，遍及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广大地区及西藏、内蒙等边疆，遍及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军需和民用。临清是名副其实的贸易中心，故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
据史料载，清乾隆七年临清关税所征银一项就达7万余两。临清的羊皮具有“特柔而不膻”的特点，清雍正年间列为贡品，岁进3千张；绒毡均为羊皮制品，无论制作销售在整个商品中都有重要位置。
由于漕运通过临清中转，临清仓又是全国之冠，临清又是十三陵、故宫用砖的烧造中心，又是全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著名的商业都会。所以，明万历时与临清钞关并列的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旧额岁征83200两(全国共征银40万两)居八大钞关之首。
商业繁华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明万历二十八年，临清人口增至30323户、66745口。据史料记载“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以此计算，临清的人口当在70万人左右。由于官宦大贾往来和常住临清，临清民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云集，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事实上临清已与江南的经济发达区并驾齐驱，不仅对于交换双方，而且对于活跃全国经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商业都会的临清功不可没。
清末，运河孔道时常淤塞，清政府又无力疏浚，致使临清商业与鼎盛时期相比，已日趋萧条，但仍有“小天津”之称，其商品辐射冀、鲁、豫许多县市，是著名的物资集散地，仍为鲁西北的商业重镇。
民国时期，因连年战乱，特别是日军侵占临清后，临清商业受到严重挫折。
临清解放后，人民政府注重发挥商业城市的经商优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积极组织货源、疏通商品购销渠道、使临清商业又出现了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