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前，庆云县文化教育一直比较落后。
在明、清两朝，奉行着封建的科举制度。设有县学，由“教谕”、“训导”两员学官掌管。城乡豪绅富户，延师设馆教子，学的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经过学官考试及格的成为“县学生员”（秀才），列入县学名额。县学生员继续深造参加乡试（省考）及格者成为“举人”，有的分配做下级官吏，有的参加会试（在京举行的全国考试），及格者成为“进士”，分配做较高的官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庆云县共有进士13名，举人74名。县学生员还可以被选拔或推荐到国学（国子监）肄业，称“贡生”（有优贡、岁贡、恩贡、副贡等名称）。贡生一般可当“教谕”、“训导”等县学学官。明清两朝，庆云县共有贡生328名。
清末，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县里把原来的古棣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高小），四乡设立了初等学堂（初小）。“辛丑条约”后，纪王桥、常家的天主教堂也设立了教会学校，开始打破了封建科举制度。“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实行“维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办初级师范讲习所两期，计毕业生97名，在四乡增设初等学堂75处，教育制度有所改变，教育事业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沿用旧制，只是学堂里改用“共和国教科书”，并在民国二年（1913）办了一期六个月的师范传习所，其他无大变动。
1927—1937年的十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全县教育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所不同者，只是小学改为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在县城文庙旧址开办了一所单轨制初中，于民国二十年（1931）曾办简易师范一个班，一年毕业。在四大镇（黑牛王、板营、石佛寺、尚堂）增设高等小学各一处，到抗日战争爆发，县初中共毕业学生二百名左右，几个高小共毕业学生七百名左右。
日寇占据县城后，在主要村镇安设据点，伪县政府与之配合，自1942年起，在县城及各据点设立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些傀儡学校随之冰消瓦解。
庆云从建县到解放，五百多年来，教育始终发展不大。在科举时代“举人”、“进士”共不满百，读书成名，光宗耀祖的都是富家子弟，广大农民则被迫处于愚昧贫困状态。兴办学堂以来，小学寥若展星。中学规模狭小，贫苦大众子弟依然被关在学堂门外。正如民谣所云：“中华民国大改良，扒了庙宇修学堂，财主上学把书念，穷人种地奉钱粮”。
第一章 解放前教育概况
解放以前，庆云县文化教育一直比较落后。
在明、清两朝，奉行着封建的科举制度。设有县学，由“教谕”、“训导”两员学官掌管。城乡豪绅富户，延师设馆教子，学的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经过学官考试及格的成为“县学生员”（秀才），列入县学名额。县学生员继续深造参加乡试（省考）及格者成为“举人”，有的分配做下级官吏，有的参加会试（在京举行的全国考试），及格者成为“进士”，分配做较高的官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庆云县共有进士13名，举人74名。县学生员还可以被选拔或推荐到国学（国子监）肄业，称“贡生”（有优贡、岁贡、恩贡、副贡等名称）。贡生一般可当“教谕”、“训导”等县学学官。明清两朝，庆云县共有贡生328名。
清末，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县里把原来的古棣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高小），四乡设立了初等学堂（初小）。“辛丑条约”后，纪王桥、常家的天主教堂也设立了教会学校，开始打破了封建科举制度。“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实行“维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办初级师范讲习所两期，计毕业生97名，在四乡增设初等学堂75处，教育制度有所改变，教育事业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沿用旧制，只是学堂里改用“共和国教科书”，并在民国二年（1913）办了一期六个月的师范传习所，其他无大变动。
1927—1937年的十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全县教育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所不同者，只是小学改为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在县城文庙旧址开办了一所单轨制初中，于民国二十年（1931）曾办简易师范一个班，一年毕业。在四大镇（黑牛王、板营、石佛寺、尚堂）增设高等小学各一处，到抗日战争爆发，县初中共毕业学生二百名左右，几个高小共毕业学生七百名左右。
日寇占据县城后，在主要村镇安设据点，伪县政府与之配合，自1942年起，在县城及各据点设立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些傀儡学校随之冰消瓦解。
庆云从建县到解放，五百多年来，教育始终发展不大。在科举时代“举人”、“进士”共不满百，读书成名，光宗耀祖的都是富家子弟，广大农民则被迫处于愚昧贫困状态。兴办学堂以来，小学寥若展星。中学规模狭小，贫苦大众子弟依然被关在学堂门外。正如民谣所云：“中华民国大改良，扒了庙宇修学堂，财主上学把书念，穷人种地奉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