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初建时，干部职工三人，仅在县城设一门市部。到1956年，营业额仅两万余元。1958年，各供销社代售图书，1963年至1965年相继设立了尚堂、大胡、崔口三个门市部，职工们走机关、串学校、深入农村，流动供应图书，图书发行量大大增加，到1965年发行图书近二十四万册，营业额近四万八千元。1966年，大力发行《毛泽东选集》，营业额增至七万多元。“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书店职工增至八人，但因大批书籍被禁锢，门市内图书寥寥无几，图书销售量逐年减少，到1969年，下降到1965年以前的水平。尔后，发行数量略有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被禁锢的图书被解放，文艺创作繁荣，古今中外的初版及再版书籍大量增加，图书发行事业有很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除政治、历史、文艺书籍外，科技书籍猛增，全县人民对图书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书店干部职工增至12人，图书发行量迅速增长。1980年，营业额增至近十八万元。
〔附〕: 1965—1980年图书发行情况表
第五节 图书发行
书店初建时，干部职工三人，仅在县城设一门市部。到1956年，营业额仅两万余元。1958年，各供销社代售图书，1963年至1965年相继设立了尚堂、大胡、崔口三个门市部，职工们走机关、串学校、深入农村，流动供应图书，图书发行量大大增加，到1965年发行图书近二十四万册，营业额近四万八千元。1966年，大力发行《毛泽东选集》，营业额增至七万多元。“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书店职工增至八人，但因大批书籍被禁锢，门市内图书寥寥无几，图书销售量逐年减少，到1969年，下降到1965年以前的水平。尔后，发行数量略有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被禁锢的图书被解放，文艺创作繁荣，古今中外的初版及再版书籍大量增加，图书发行事业有很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除政治、历史、文艺书籍外，科技书籍猛增，全县人民对图书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书店干部职工增至12人，图书发行量迅速增长。1980年，营业额增至近十八万元。
〔附〕: 1965—1980年图书发行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