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的革命潮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庆云县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开始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
早在1922年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刘格平，于1924年来本县传播革命思想。刘格平，盐山县堤东人，其岳父家在本县回民村杨庄子，他利用民族和亲属关系，在这里宣传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并以杨庄子为基地，扩大到尚家堂、龙王庙、板营、三安务、后庄科等地，向一些学生、教员、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秘密撒传单、贴标语，扩大革命影响，进行革命活动，积蓄革命力量。后来，刘格平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这里进一步开展了党的活动，培养一些先进分子，逐步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杨庄子首批发展了杨德荣、杨德智、杨德然三人入党，这个村建立了本县第一个党支部。尔后，又先后在其他村庄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
1925年至1926年，大革命的暴风雨震撼了整个中国。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积极在北方建立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工作，以推动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在这年的下半年，建立了庆云县党、团县委，组织上委派邸玉森来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当时只有县委书记一人。1927年，本县城后陈村陈以新继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陈以新于1928年叛变革命（后被我党处决）。这时，在北伐革命军第六军做宣传工作的胡恒熙（本县龙王庙村人）被组织从武汉派回北方来，顺直省委又把他派回庆云县，不久在恢复县委时，中共津南特委任他为庆云县委书记，在全县范围内恢复、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刘格平被捕入狱，胡恒熙千方百计地通过关系和狱中的刘格平保持联系。后来，和党的领导失掉了联系，在本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迫害的恶劣情况下，仍然坚持小范围的革命活动。
1932年，刘格平第三次来庆云，在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决定健全庆云县委组织，经过一段酝酿准备后，这年秋天于庆云城东大淀村重新组建了中共庆云县委。这次组建，不但增加了县委领导成员，同时还进行了明确分工，除县委书记外，还有组织、宣传、军事、青年诸委员。当时分工情况是：胡恒熙继任县委书记，范廷俊任组织部长，胡泮河任军事委员，武同心任宣传委员，杨德然负责青年工作。
新的县委组建后，党的队伍更加壮大，党的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发展起来，杨庄子、龙王庙、前后庄科、柴林庄、大小淀、三安务、张辛、周辛、小屯、板营、尚堂、大陈、姚千、郑家等村庄先后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党的活动和工作也进一步活跃起来。党组织派负责青年工作的县委成员杨德然以学生身份到庆云中学做开辟工作。杨德然按照县委指示，进校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展党组织。尔后，他担任了庆云中学中共党小组长，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进步师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潮斗争，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学校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发动进步师生，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当时，在庆云领导革命活动的刘格平，根据当时形势和庆云实际，亲自撰写了《告青年书》，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卖国投降的行径，号召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挽救民族的危亡。以杨德然、武同心等为首的学校党组织，把《告青年书》在学生中秘密散发，还把学生自治会由学习组织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到1933年，共产党员武同心、邸玉栋等七人，又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向学生进行革命理论的传播，从事党的发展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本县在泊镇师范上学的共产党员范普权先后成立了“读书会”等进步团体，推动了学潮运动的开展。在北平文治高中上学的本县学生党员金少华也被选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交通员。在全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至1934年春，全县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四百多名。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壮大，相继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苛捐杂税、腐败教育，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等斗争，从而提高了党员和群众的觉悟，在庆云大地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1934年4月，由津南特委成员刘格平、邸玉栋参加领导，以胡恒熙为首的中共庆云县委，发动了马颊河罢河工、抗暴政斗争。4月15日夜，在西安务村范廷俊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领导这次罢河工斗争。参加会议的有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范廷俊、杨德然、武同心、肖佐芝、胡泮河、胡林晓（一区区委书记）、张笃骞（城南区委书记）、张云峰（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利用北林庙会揭发国民党反动当局强迫庆云人民修河并借此敲诈勤索的罪行。分工是：刘格平草拟宣传提纲和宣言，武同心刻板油印，胡恒熙主持大会召开，肖佐芝负责会前筹备和布置，邸玉栋传递鸡毛文书。罢河工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但于4月20日在严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刘格平一手指被打掉，胡林晓左臂被打穿，杨德然头部被打破，当场有刘格平、胡林晓、胡恒熙、杨德然、胡泮河、张云峰、刘全禄、刘子亨八名共产党员被捕，同天，还逮捕了刘全正等九名基本群众。
罢河工斗争被镇压后，本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的骨干如武同心、范廷俊、肖佐芝、张笃骞等被迫离乡外出，庆云的革命斗争形势，暂时转入了低潮。
1935年，胡林晓从北平监狱获释后回到庆云，立即和在津南坚持党的工作的特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接上关系。津南特委决定，重新恢复庆云县委，于1935年10月在城东北大小屯之间的坟地里，成立了中共庆云县委，根据津南特委的指示，当时的分工是：胡林晓任县委书记，张云峰任宣传委员，马振华兼组织委员，分头进行党的基层组织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
1936年春，胡林晓因工作需要调津南特委任交通员，由马振华、邸玉栋继续领导庆云党的工作。
同年，庆云中学和师范班的学生周玉峰（关峰）、郝福岭、撒纲举、范中厚、赵志贤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日本宰割华北的学潮斗争，他们纷纷罢课，散传单，贴标语，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吼声。后来他们在政治迫害日益加紧的情况下，转移到城北四合村，斗争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里受过革命斗争锻练的爱国青年们，踊跃地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激流中，不少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同年，在泊镇师范学习的本县学生、共产党员王子翰、温佩青、张玉贵等人陆续回到家乡。被泊镇师范开除后在平、津坚持党的活动的共产党员范普权回到家乡板营高小任教，他和王子翰、温佩青组织了党支部，并在教育界发起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青年教师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的队伍，先后发展了张袖石、张玉朴、张清元等为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本县共产党员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第一线，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是时，中共津南特委派马振华来本县，委任范普权为中共庆云县委书记，与王子翰、温佩青组成了新的县委，领导全县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庆云县党的早期活动分布示意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在庆云的建立与早期活动（1926——1937）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的革命潮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庆云县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开始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
早在1922年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刘格平，于1924年来本县传播革命思想。刘格平，盐山县堤东人，其岳父家在本县回民村杨庄子，他利用民族和亲属关系，在这里宣传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并以杨庄子为基地，扩大到尚家堂、龙王庙、板营、三安务、后庄科等地，向一些学生、教员、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秘密撒传单、贴标语，扩大革命影响，进行革命活动，积蓄革命力量。后来，刘格平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这里进一步开展了党的活动，培养一些先进分子，逐步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杨庄子首批发展了杨德荣、杨德智、杨德然三人入党，这个村建立了本县第一个党支部。尔后，又先后在其他村庄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
1925年至1926年，大革命的暴风雨震撼了整个中国。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积极在北方建立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工作，以推动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在这年的下半年，建立了庆云县党、团县委，组织上委派邸玉森来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当时只有县委书记一人。1927年，本县城后陈村陈以新继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陈以新于1928年叛变革命（后被我党处决）。这时，在北伐革命军第六军做宣传工作的胡恒熙（本县龙王庙村人）被组织从武汉派回北方来，顺直省委又把他派回庆云县，不久在恢复县委时，中共津南特委任他为庆云县委书记，在全县范围内恢复、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刘格平被捕入狱，胡恒熙千方百计地通过关系和狱中的刘格平保持联系。后来，和党的领导失掉了联系，在本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迫害的恶劣情况下，仍然坚持小范围的革命活动。
1932年，刘格平第三次来庆云，在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决定健全庆云县委组织，经过一段酝酿准备后，这年秋天于庆云城东大淀村重新组建了中共庆云县委。这次组建，不但增加了县委领导成员，同时还进行了明确分工，除县委书记外，还有组织、宣传、军事、青年诸委员。当时分工情况是：胡恒熙继任县委书记，范廷俊任组织部长，胡泮河任军事委员，武同心任宣传委员，杨德然负责青年工作。
新的县委组建后，党的队伍更加壮大，党的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发展起来，杨庄子、龙王庙、前后庄科、柴林庄、大小淀、三安务、张辛、周辛、小屯、板营、尚堂、大陈、姚千、郑家等村庄先后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党的活动和工作也进一步活跃起来。党组织派负责青年工作的县委成员杨德然以学生身份到庆云中学做开辟工作。杨德然按照县委指示，进校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秘密发展党组织。尔后，他担任了庆云中学中共党小组长，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进步师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潮斗争，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学校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发动进步师生，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当时，在庆云领导革命活动的刘格平，根据当时形势和庆云实际，亲自撰写了《告青年书》，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卖国投降的行径，号召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挽救民族的危亡。以杨德然、武同心等为首的学校党组织，把《告青年书》在学生中秘密散发，还把学生自治会由学习组织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到1933年，共产党员武同心、邸玉栋等七人，又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向学生进行革命理论的传播，从事党的发展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本县在泊镇师范上学的共产党员范普权先后成立了“读书会”等进步团体，推动了学潮运动的开展。在北平文治高中上学的本县学生党员金少华也被选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交通员。在全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至1934年春，全县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四百多名。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壮大，相继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苛捐杂税、腐败教育，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等斗争，从而提高了党员和群众的觉悟，在庆云大地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1934年4月，由津南特委成员刘格平、邸玉栋参加领导，以胡恒熙为首的中共庆云县委，发动了马颊河罢河工、抗暴政斗争。4月15日夜，在西安务村范廷俊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领导这次罢河工斗争。参加会议的有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范廷俊、杨德然、武同心、肖佐芝、胡泮河、胡林晓（一区区委书记）、张笃骞（城南区委书记）、张云峰（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利用北林庙会揭发国民党反动当局强迫庆云人民修河并借此敲诈勤索的罪行。分工是：刘格平草拟宣传提纲和宣言，武同心刻板油印，胡恒熙主持大会召开，肖佐芝负责会前筹备和布置，邸玉栋传递鸡毛文书。罢河工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但于4月20日在严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刘格平一手指被打掉，胡林晓左臂被打穿，杨德然头部被打破，当场有刘格平、胡林晓、胡恒熙、杨德然、胡泮河、张云峰、刘全禄、刘子亨八名共产党员被捕，同天，还逮捕了刘全正等九名基本群众。
罢河工斗争被镇压后，本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的骨干如武同心、范廷俊、肖佐芝、张笃骞等被迫离乡外出，庆云的革命斗争形势，暂时转入了低潮。
1935年，胡林晓从北平监狱获释后回到庆云，立即和在津南坚持党的工作的特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接上关系。津南特委决定，重新恢复庆云县委，于1935年10月在城东北大小屯之间的坟地里，成立了中共庆云县委，根据津南特委的指示，当时的分工是：胡林晓任县委书记，张云峰任宣传委员，马振华兼组织委员，分头进行党的基层组织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
1936年春，胡林晓因工作需要调津南特委任交通员，由马振华、邸玉栋继续领导庆云党的工作。
同年，庆云中学和师范班的学生周玉峰（关峰）、郝福岭、撒纲举、范中厚、赵志贤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对日本宰割华北的学潮斗争，他们纷纷罢课，散传单，贴标语，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吼声。后来他们在政治迫害日益加紧的情况下，转移到城北四合村，斗争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里受过革命斗争锻练的爱国青年们，踊跃地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激流中，不少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同年，在泊镇师范学习的本县学生、共产党员王子翰、温佩青、张玉贵等人陆续回到家乡。被泊镇师范开除后在平、津坚持党的活动的共产党员范普权回到家乡板营高小任教，他和王子翰、温佩青组织了党支部，并在教育界发起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青年教师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的队伍，先后发展了张袖石、张玉朴、张清元等为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本县共产党员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第一线，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是时，中共津南特委派马振华来本县，委任范普权为中共庆云县委书记，与王子翰、温佩青组成了新的县委，领导全县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庆云县党的早期活动分布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