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减租减息 雇工增资
在大革命时期，“二五”减租就曾作为一条纲领提出并推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表面虽仍承认“二五”减租，实际严厉禁止，抗日战争中，为了发动群众抗战，我党又规定并且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春，山东省的减租（二五减租）、减息工作一度活跃，但因后来环境恶化，情况复杂其效果甚微。1943年到1944年春，减租减息工作再度活跃。1945年，省发布训令，把减租减息定为七、八、九、十，四个月的中心工作，这项工作又有了新的开展。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斗争。
在山东各地租佃办法最流行的是地主与佃户对半分粮。当时的减租，就是减原应交地租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至于减息，则因高利贷的形式不同而分别处理。高利贷有各种形式，主要的如：①借钱还钱。一年以上的长期借贷，普遍是年利二分到三分（20%到30%），也有的高至五分（50%），一年以内的短期借贷，普遍是月利三分到五分（即3%到5%），也有的高至十分（10%）。②借粮还粮。春借一斗，秋还二斗至三斗，或在麦秋后还一斗五至二斗。③借粮还钱。普通都是“听涨不听落”，即：按最高粮价折钱，秋天加利奉还。因为粮价涨落很大，所以春借一斗，秋天所还本利，常常可以买粮食二、三斗，剥削并不轻于前者。④借钱还粮，或还其他农产。于农产收获以前作价，作价往往仅及市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三、四个月一本一利甚至一本两利，也是极苛重的剥削。⑤放工夫帐。即借钱借粮，而于农忙季节去做短工抵偿本利。这样所得的工资，比普遍工资要少一半或一半以上。除以上种种外，还有各式各样更离奇更残酷的剥削手段。在减息中，除规定借贷利率以一分半（15%）为法定标准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如借钱还钱一年以上者，最高利率不得超过年利二分（20%），一年以内者，最高利率不得超过三分（3%）；借粮还粮，麦收前借，麦收后还，至多加利20%；春借秋还，至多加利50%。如遇特珠情况（严重灾害等），则应再把利息降低；借粮还钱，如米价“听涨不听落”，不得再加利息；借钱还粮或其他农产，予买农产所得利息不得超过50%；放工夫帐按普通利息及短工工资计算，如果应得工资超过应付本利，就应算还。
所谓“雇工增资”，因各地雇工的工资（粮食）标准不同，所以增资额也不同。在当时，鲁南最高年工资为六百至八百斤（临沂一千斤），鲁中六百至一千斤。渤海普遍为八百至九百斤，而渤海区所辖的冀鲁边雇工的工资却都在二百五十斤左右。所以，本县雇工增资任务较大。按照上级规定，雇工增资后的工资应达到一千斤左右。在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过程中，县、区、乡各级干部都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大家起来斗争。同时，也召集地主、富农开会，指出他们对劳动农民剥削的残酷，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强调他们必须减轻对劳动农民的剥削。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工作，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减交了地租和利息。有的长工扛活四年，就增资四千斤玉米。
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触犯了地主、富农的利益，动摇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所以运动一开始，有些顽固地主软磨硬抗。二区信家大地主解光采，志门刘村大地主刘子兰，拒不执行党的政策，不给长工增加工资，区领导在信家和志门刘两村召开由数村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解光采和刘子兰，给他两家扛活的长工都增了资。
为了组织长工和地主斗争，有的区还成立了联防工会。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依靠人民政府，经过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一区三个联防工会，就增资四万四千零十余斤粮，加上原工资，平均每人每年工资为九百斤。另外，增单衣一百余身，鞋一百余双。经过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农村封建势力大大削弱，农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生活得到了改善。
二、反奸反霸 成立农会
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工作的开展，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先进村成立了农救会（沿袭了抗战时期的名称），把多数的群众组织起来。
在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反奸反霸的斗争。一区董家大恶霸董其和，抗战期间是日寇的忠实走狗。日寇投降后，他又回到村里，把持成立“黑农会”，与村农会相对抗。为此，一区四十多个村的农救会联合起来，斗倒了董其和，使这个村的农救会员从四十多人很快发展到八十多人。大刘村王玉克，抗战时期为日寇效力，谋害过我党的两名地下工作人员。在反奸反霸斗争中，群众组织起来，揭发了他的罪恶，附近几村联合召开了斗争王玉克大会，会后由民兵押解游乡。在反奸反霸的同时，对在日伪时期当过伪乡长、村长、保长、甲长、维持会长，而又依仗日寇，榨取群众财物的人，进行了揭发清算，并勒令他们把贪污的财物，全部退回给群众。
在县委和县各救会的领导下，各区先后成立了农会。1946年春，县委分别在石官堂、杜树刘两村举办了共产党员和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两个训练班，同时还在杨习武村举办了由一些伪保甲长、地富分子和对运动开展有顾虑的富裕中农等人参加的训练班（群众称之为顽固训练班）。县委还划片定点，派出工作队进行土改试点工作。除县委在杜树刘搞点外，副县长杜俊杰与妇救会主任王立清带队去一区，公安局长李尚农带队去三区，县委宣传部长李晶带队去四区。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农会。之后，各区也都派出工作队，分工包点、包片，培养骨干，各村农会相继成立。农民群众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农会会员以贫农为主，但对那些贫农出身的懒汉、二流子也有限制。
农会不但负责审查批准会员入会，领导反奸反霸斗争，还主持建立新的村政权。选干部以贫雇农为主，以树立贫雇农绝对优势，让贫雇农当家，但也绝不是让干部完全贫雇农化。过去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不是贫雇农出身的，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且富有工作经验，便让他们在新政权中继续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一些偏向，不适当地撤换了一些中农（或其他成份）出身的老干部，结果使有些村的领导骨干工作无力。不久，县委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着手整顿了基层政权。
由于群众广泛发动组织起来，而又整顿了村政权，反奸反霸反贪污的斗争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农会的直接领导下，各村纷纷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清算了那些伪保长、维持会长等。农村还成立了人民法庭，对平时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分子进行审判。各村还成立了民兵队、儿童团、姊妹团等组织。全县农村真正出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局面。
三、斗地主 分田地
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打倒了地主恶霸，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时机成熟了。县、区两级所派的工作队都深入到贫雇农家里，启发他们倒苦水，挖苦根，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发现受苦最多，要求翻身最迫切，敢于起来斗争的贫雇农，就培养他们作运动的骨干。在这个基础上，县委在杜树刘村召开了诉苦大会。接着，全县各区普遍组织召开了诉苦大会和斗争大会，让那些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站在台前，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群众称为倒苦水），控诉地主阶级的滔天罪行。对平时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分子，按照党的政策，有的交政府依法惩办，有的依法当场处决。各地群众还让那些地主恶霸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
在农会领导下，没收了地主恶霸的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农具、衣物等。三区大店村大财东赵维刚，平素作恶多端，运动一起，外逃躲避。深受赵维刚家压榨的附近十二村群众联合起来，打开了赵维刚的粮仓，扒开了他的钱窖，没收其粮食十万余斤，银元、铜钱七、八万斤，土地近三百亩。四区西张村大地主张虎臣，被斗出土地二百亩，房屋三十多间及大部浮财。经常进出县衙门的东左耳恶霸地主王佐臣，以前人们都得叫他“王二爷”，运动开始后，没收了他的五百亩土地、百余间房以及大部浮财。地主全部被斗，并全部没收其土地，有的还扫地出门，也斗出了富农的大部土地。对于斗争来的土地、房屋、农具、牲畜、粮食及其他浮财，全部由农会统一掌握和分配。
部分地主对运动采取抗拒态度。如四区东刘村大地主孙更新被斗后，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让他把地契交给分到地的贫雇农。孙更新拒而不交，并用铁锨将工作队一同志的头打破，因而被政府逮捕法办。小屯村被斗的富农分子黄清山还网罗一些地富分子成立“黑农会”，割掉吴云法家的谷子，把农会主任赵连祥的豆子割去喂牛。二区史家阁村伪村长吴井明，幕后操纵其弟吴会明、富农分子李元珍、秦相元，组织“黑农会”，与村农会分庭抗礼。一次村农会开会，他们予谋策划，捣乱了会场，并将农会干部史常致、吴占奎、吴献州、李元尧抓起来，妄图杀害。这些反动分子，都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制裁。有的群众受宗族观念束缚，不愿起来斗争，有的群众则有顾虑，怕变天，不敢起来斗争。各区人民政府都采取了措施，二区西石官堂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全县出名的“国民党窝子”，而且地富较多，在土改运动中一度落后。为此，区里组织了十多个村的农会会员，手持刀枪，到西石官堂帮助农会打开了局面。三区西白村运动开展不起来，区政府组织十几个村几千群众列队开进西白，帮助这个村的群众闹翻身。有时区与区之间也相互支援。四十天群众运动，全县土改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四、开展复查 划定成分
土改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过这样那样的偏向。有的村地主多留地，留好地。有的富农自耕土地没动。有的村干多分土地，多得果实，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少分了土地，分了孬地。有的村中农利益受到侵犯，没能团结群众大多数，反而给敌对阶级增添了力量。为此，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地委也召开了贯彻复查精神的全区干部动员大会。县委和县政府于1947年5月开展了土改复查工作。各村普遍对所斗争的地主、富农重新进行了清算。把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房产、家具、粮食等，完全清算出来，由农会统一分配。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全部斗出外，其自耕土地、牲畜、农具等，也清算出一部分。对那些错斗了的中农，则进行了适当的补偿。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封建恶霸及破坏土改的反动地主，进行了打击。四区在蒋黄邱村召开斗争伪保长蒋谭芝大会，控诉他的罪行。群众怒不可遏，拥挤上台，当场把蒋谭芝乱棍打死。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以土地法大纲为准绳，检查了过去的土改工作，纠正了不符之处。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其中第一部分的第四条，则是“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同时，把《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按照党的政策，全县进行了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划阶级、定成分，是在村农会领导下，依靠贫农团（或贫农小组）进行，其标准是：
一、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连续这种生活三年的叫做地主。
二、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的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又另租入一部分土地。也有的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后两种少数）。自己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劳动，但其剥削量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连续这种生活三年以上的就是富农。
三、中农。中农占有土地（有的另外租进一部分土地，也有的全部租入土地），自己有相当农具，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少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剥削。连续这种生活一年的就是中农。
四、贫农。贫农没有土地或是有很少的土地，有少数农具，不一定有耕畜，一般靠在租进的土地或自己少量的土地上耕种为生。收入不够支出的，要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做艰苦的副业，仍要欠债。过这种生活满一年的，就是贫农。
五、雇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雇农完全没有土地、耕畜和农具，就是有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完全靠出卖劳动力（当长工、短工）为生。连续过这种生活满一年的，就是雇农。
通过贫农团的讨论，三榜定案（开始榜、讨论榜、定案榜），基木上划清了阶级阵线。
划阶级定成分后，大家自觉维护农会的声望，谁说农会的坏话，就开会斗争。香坊村有的人与农会会员打仗，大骂农会，农会就组织群众对其进行了斗争。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报复，附近村的民兵还实行联防，一处有情况，多方去支援。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出村向农会请假，来客向农会报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任何人到较远的地方去都由农会开路条，儿童团、姊妹团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匪防特。如无路条，则扣押在农会，由其本村农会做保才能放行。来路不明又无农会做保者，送交上级公安机关审查。
〔附〕:1 《渤海日报》1945年11月10日消息
庆云县委召集全县干部打通思想全面转入查减要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纠正过去小手小脚作风
〔庆云讯〕：为了在11月份全面转入查减，县委特于10月25日召集全县干部打通思想，对过去查减工作做了检讨：①在干部思想上没重视这个工作，认为“租息关系少”,“查减不能细致”。群众大多数，不愿做艰苦深入的查减工作，认为查减工作不如做战争动员痛快。总之是群众观念不强。②工作方式上机械，不是无中心乱跑腿，就是干部拥挤在一个村里，把周围村子放弃。今后决定全体干部动员起来，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展查减，放手大胆组织群众，纠正过去小手小脚的作风。并每区确定基点村，周围村子划为基点组，区主要干部亲自下手创造经验，掌握基点村。在时间上，自11月1日起到20日集中力量搞完基点村与基点组工作，其他组也要做到一般调查、教育，并部分的组织起来。12月20日，要求普遍开展起来，基点村开始着手善后工作，20日以后总结工作。现各区正进行查减中。
2 《渤海日报》1946年3月6日消息
庆云任家区积极分子，帮助尚家堂区群众翻身二十六个村群众千余人举行巨大示威游行
〔庆云讯〕；任家区群众翻身后，积极分子在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下自动组织起来，去帮助尚家堂区老实孙翻身，上月21日尚家堂群众开大会欢迎这些积积分子来帮助自己翻身，兴隆店、马徐家送来秧歌欢迎，在欢迎会上，兴隆店吕清池说：“现在鬼子完蛋了！可是咱们还受着封建势力和恶霸坏蛋的压迫。现在任家区各位穷兄弟来帮助咱翻身，我们从心里感谢！”任家区积极分子冯延明说：“俺们要帮助这区穷兄弟翻身，你们的身不翻过来我们是不回家的！”
《庆云讯》：上月25日尚堂区以大靳为中心基点，周围二十六个村的群众为了减租减息求得翻身，千余群众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锣鼓声中高呼着“穷人快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好人参加农救会，求得彻底翻身”等口号。这一巨大的游行示威助长和坚定了群众翻身的信心和决心，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游行到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庆祝各村农会成立。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后，共产党代表向群众诚恳地表明了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民主政府也表明了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儿子，一切都给老百姓做主。群众思想上的一切顾虑大部被打破了。大会刚结束，大靳村群众便上台斗争恶霸，赶集的人都来参观，三千多人把会场围个风雨不透，群众运动的声势大大激励了没有翻身地区的群众，以致当时就有的人找区各救会，要求帮助他们村里组织农救会。在这种教育影响下，二十六个村都提出了翻身的步骤，提出挑战，有的要在十个钟头内完成减租减息三十条，有的要在一天内完成全村减租减息，有的计划在一天开大会斗争恶霸，三天胜利结束，群众连戏都顾不得听，急于回家作翻身工作。
第一节 土地改革
一、减租减息 雇工增资
在大革命时期，“二五”减租就曾作为一条纲领提出并推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表面虽仍承认“二五”减租，实际严厉禁止，抗日战争中，为了发动群众抗战，我党又规定并且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春，山东省的减租（二五减租）、减息工作一度活跃，但因后来环境恶化，情况复杂其效果甚微。1943年到1944年春，减租减息工作再度活跃。1945年，省发布训令，把减租减息定为七、八、九、十，四个月的中心工作，这项工作又有了新的开展。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斗争。
在山东各地租佃办法最流行的是地主与佃户对半分粮。当时的减租，就是减原应交地租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至于减息，则因高利贷的形式不同而分别处理。高利贷有各种形式，主要的如：①借钱还钱。一年以上的长期借贷，普遍是年利二分到三分（20%到30%），也有的高至五分（50%），一年以内的短期借贷，普遍是月利三分到五分（即3%到5%），也有的高至十分（10%）。②借粮还粮。春借一斗，秋还二斗至三斗，或在麦秋后还一斗五至二斗。③借粮还钱。普通都是“听涨不听落”，即：按最高粮价折钱，秋天加利奉还。因为粮价涨落很大，所以春借一斗，秋天所还本利，常常可以买粮食二、三斗，剥削并不轻于前者。④借钱还粮，或还其他农产。于农产收获以前作价，作价往往仅及市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三、四个月一本一利甚至一本两利，也是极苛重的剥削。⑤放工夫帐。即借钱借粮，而于农忙季节去做短工抵偿本利。这样所得的工资，比普遍工资要少一半或一半以上。除以上种种外，还有各式各样更离奇更残酷的剥削手段。在减息中，除规定借贷利率以一分半（15%）为法定标准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如借钱还钱一年以上者，最高利率不得超过年利二分（20%），一年以内者，最高利率不得超过三分（3%）；借粮还粮，麦收前借，麦收后还，至多加利20%；春借秋还，至多加利50%。如遇特珠情况（严重灾害等），则应再把利息降低；借粮还钱，如米价“听涨不听落”，不得再加利息；借钱还粮或其他农产，予买农产所得利息不得超过50%；放工夫帐按普通利息及短工工资计算，如果应得工资超过应付本利，就应算还。
所谓“雇工增资”，因各地雇工的工资（粮食）标准不同，所以增资额也不同。在当时，鲁南最高年工资为六百至八百斤（临沂一千斤），鲁中六百至一千斤。渤海普遍为八百至九百斤，而渤海区所辖的冀鲁边雇工的工资却都在二百五十斤左右。所以，本县雇工增资任务较大。按照上级规定，雇工增资后的工资应达到一千斤左右。在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过程中，县、区、乡各级干部都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大家起来斗争。同时，也召集地主、富农开会，指出他们对劳动农民剥削的残酷，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强调他们必须减轻对劳动农民的剥削。通过广泛深入地发动工作，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减交了地租和利息。有的长工扛活四年，就增资四千斤玉米。
减租减息、雇工增资运动触犯了地主、富农的利益，动摇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所以运动一开始，有些顽固地主软磨硬抗。二区信家大地主解光采，志门刘村大地主刘子兰，拒不执行党的政策，不给长工增加工资，区领导在信家和志门刘两村召开由数村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解光采和刘子兰，给他两家扛活的长工都增了资。
为了组织长工和地主斗争，有的区还成立了联防工会。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依靠人民政府，经过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一区三个联防工会，就增资四万四千零十余斤粮，加上原工资，平均每人每年工资为九百斤。另外，增单衣一百余身，鞋一百余双。经过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农村封建势力大大削弱，农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生活得到了改善。
二、反奸反霸 成立农会
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工作的开展，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先进村成立了农救会（沿袭了抗战时期的名称），把多数的群众组织起来。
在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反奸反霸的斗争。一区董家大恶霸董其和，抗战期间是日寇的忠实走狗。日寇投降后，他又回到村里，把持成立“黑农会”，与村农会相对抗。为此，一区四十多个村的农救会联合起来，斗倒了董其和，使这个村的农救会员从四十多人很快发展到八十多人。大刘村王玉克，抗战时期为日寇效力，谋害过我党的两名地下工作人员。在反奸反霸斗争中，群众组织起来，揭发了他的罪恶，附近几村联合召开了斗争王玉克大会，会后由民兵押解游乡。在反奸反霸的同时，对在日伪时期当过伪乡长、村长、保长、甲长、维持会长，而又依仗日寇，榨取群众财物的人，进行了揭发清算，并勒令他们把贪污的财物，全部退回给群众。
在县委和县各救会的领导下，各区先后成立了农会。1946年春，县委分别在石官堂、杜树刘两村举办了共产党员和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两个训练班，同时还在杨习武村举办了由一些伪保甲长、地富分子和对运动开展有顾虑的富裕中农等人参加的训练班（群众称之为顽固训练班）。县委还划片定点，派出工作队进行土改试点工作。除县委在杜树刘搞点外，副县长杜俊杰与妇救会主任王立清带队去一区，公安局长李尚农带队去三区，县委宣传部长李晶带队去四区。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农会。之后，各区也都派出工作队，分工包点、包片，培养骨干，各村农会相继成立。农民群众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农会会员以贫农为主，但对那些贫农出身的懒汉、二流子也有限制。
农会不但负责审查批准会员入会，领导反奸反霸斗争，还主持建立新的村政权。选干部以贫雇农为主，以树立贫雇农绝对优势，让贫雇农当家，但也绝不是让干部完全贫雇农化。过去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不是贫雇农出身的，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且富有工作经验，便让他们在新政权中继续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曾出现过一些偏向，不适当地撤换了一些中农（或其他成份）出身的老干部，结果使有些村的领导骨干工作无力。不久，县委发现并纠正了这一偏向，着手整顿了基层政权。
由于群众广泛发动组织起来，而又整顿了村政权，反奸反霸反贪污的斗争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农会的直接领导下，各村纷纷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清算了那些伪保长、维持会长等。农村还成立了人民法庭，对平时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分子进行审判。各村还成立了民兵队、儿童团、姊妹团等组织。全县农村真正出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局面。
三、斗地主 分田地
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打倒了地主恶霸，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时机成熟了。县、区两级所派的工作队都深入到贫雇农家里，启发他们倒苦水，挖苦根，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发现受苦最多，要求翻身最迫切，敢于起来斗争的贫雇农，就培养他们作运动的骨干。在这个基础上，县委在杜树刘村召开了诉苦大会。接着，全县各区普遍组织召开了诉苦大会和斗争大会，让那些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站在台前，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诉说自己的苦难遭遇（群众称为倒苦水），控诉地主阶级的滔天罪行。对平时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分子，按照党的政策，有的交政府依法惩办，有的依法当场处决。各地群众还让那些地主恶霸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
在农会领导下，没收了地主恶霸的土地、房屋、粮食、牲畜、农具、衣物等。三区大店村大财东赵维刚，平素作恶多端，运动一起，外逃躲避。深受赵维刚家压榨的附近十二村群众联合起来，打开了赵维刚的粮仓，扒开了他的钱窖，没收其粮食十万余斤，银元、铜钱七、八万斤，土地近三百亩。四区西张村大地主张虎臣，被斗出土地二百亩，房屋三十多间及大部浮财。经常进出县衙门的东左耳恶霸地主王佐臣，以前人们都得叫他“王二爷”，运动开始后，没收了他的五百亩土地、百余间房以及大部浮财。地主全部被斗，并全部没收其土地，有的还扫地出门，也斗出了富农的大部土地。对于斗争来的土地、房屋、农具、牲畜、粮食及其他浮财，全部由农会统一掌握和分配。
部分地主对运动采取抗拒态度。如四区东刘村大地主孙更新被斗后，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让他把地契交给分到地的贫雇农。孙更新拒而不交，并用铁锨将工作队一同志的头打破，因而被政府逮捕法办。小屯村被斗的富农分子黄清山还网罗一些地富分子成立“黑农会”，割掉吴云法家的谷子，把农会主任赵连祥的豆子割去喂牛。二区史家阁村伪村长吴井明，幕后操纵其弟吴会明、富农分子李元珍、秦相元，组织“黑农会”，与村农会分庭抗礼。一次村农会开会，他们予谋策划，捣乱了会场，并将农会干部史常致、吴占奎、吴献州、李元尧抓起来，妄图杀害。这些反动分子，都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制裁。有的群众受宗族观念束缚，不愿起来斗争，有的群众则有顾虑，怕变天，不敢起来斗争。各区人民政府都采取了措施，二区西石官堂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全县出名的“国民党窝子”，而且地富较多，在土改运动中一度落后。为此，区里组织了十多个村的农会会员，手持刀枪，到西石官堂帮助农会打开了局面。三区西白村运动开展不起来，区政府组织十几个村几千群众列队开进西白，帮助这个村的群众闹翻身。有时区与区之间也相互支援。四十天群众运动，全县土改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四、开展复查 划定成分
土改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过这样那样的偏向。有的村地主多留地，留好地。有的富农自耕土地没动。有的村干多分土地，多得果实，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少分了土地，分了孬地。有的村中农利益受到侵犯，没能团结群众大多数，反而给敌对阶级增添了力量。为此，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地委也召开了贯彻复查精神的全区干部动员大会。县委和县政府于1947年5月开展了土改复查工作。各村普遍对所斗争的地主、富农重新进行了清算。把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房产、家具、粮食等，完全清算出来，由农会统一分配。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全部斗出外，其自耕土地、牲畜、农具等，也清算出一部分。对那些错斗了的中农，则进行了适当的补偿。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封建恶霸及破坏土改的反动地主，进行了打击。四区在蒋黄邱村召开斗争伪保长蒋谭芝大会，控诉他的罪行。群众怒不可遏，拥挤上台，当场把蒋谭芝乱棍打死。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以土地法大纲为准绳，检查了过去的土改工作，纠正了不符之处。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其中第一部分的第四条，则是“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同时，把《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按照党的政策，全县进行了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划阶级、定成分，是在村农会领导下，依靠贫农团（或贫农小组）进行，其标准是：
一、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连续这种生活三年的叫做地主。
二、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的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又另租入一部分土地。也有的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后两种少数）。自己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劳动，但其剥削量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连续这种生活三年以上的就是富农。
三、中农。中农占有土地（有的另外租进一部分土地，也有的全部租入土地），自己有相当农具，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少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剥削。连续这种生活一年的就是中农。
四、贫农。贫农没有土地或是有很少的土地，有少数农具，不一定有耕畜，一般靠在租进的土地或自己少量的土地上耕种为生。收入不够支出的，要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做艰苦的副业，仍要欠债。过这种生活满一年的，就是贫农。
五、雇农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雇农完全没有土地、耕畜和农具，就是有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完全靠出卖劳动力（当长工、短工）为生。连续过这种生活满一年的，就是雇农。
通过贫农团的讨论，三榜定案（开始榜、讨论榜、定案榜），基木上划清了阶级阵线。
划阶级定成分后，大家自觉维护农会的声望，谁说农会的坏话，就开会斗争。香坊村有的人与农会会员打仗，大骂农会，农会就组织群众对其进行了斗争。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报复，附近村的民兵还实行联防，一处有情况，多方去支援。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出村向农会请假，来客向农会报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任何人到较远的地方去都由农会开路条，儿童团、姊妹团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匪防特。如无路条，则扣押在农会，由其本村农会做保才能放行。来路不明又无农会做保者，送交上级公安机关审查。
〔附〕:1 《渤海日报》1945年11月10日消息
庆云县委召集全县干部打通思想全面转入查减要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纠正过去小手小脚作风
〔庆云讯〕：为了在11月份全面转入查减，县委特于10月25日召集全县干部打通思想，对过去查减工作做了检讨：①在干部思想上没重视这个工作，认为“租息关系少”,“查减不能细致”。群众大多数，不愿做艰苦深入的查减工作，认为查减工作不如做战争动员痛快。总之是群众观念不强。②工作方式上机械，不是无中心乱跑腿，就是干部拥挤在一个村里，把周围村子放弃。今后决定全体干部动员起来，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展查减，放手大胆组织群众，纠正过去小手小脚的作风。并每区确定基点村，周围村子划为基点组，区主要干部亲自下手创造经验，掌握基点村。在时间上，自11月1日起到20日集中力量搞完基点村与基点组工作，其他组也要做到一般调查、教育，并部分的组织起来。12月20日，要求普遍开展起来，基点村开始着手善后工作，20日以后总结工作。现各区正进行查减中。
2 《渤海日报》1946年3月6日消息
庆云任家区积极分子，帮助尚家堂区群众翻身二十六个村群众千余人举行巨大示威游行
〔庆云讯〕；任家区群众翻身后，积极分子在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下自动组织起来，去帮助尚家堂区老实孙翻身，上月21日尚家堂群众开大会欢迎这些积积分子来帮助自己翻身，兴隆店、马徐家送来秧歌欢迎，在欢迎会上，兴隆店吕清池说：“现在鬼子完蛋了！可是咱们还受着封建势力和恶霸坏蛋的压迫。现在任家区各位穷兄弟来帮助咱翻身，我们从心里感谢！”任家区积极分子冯延明说：“俺们要帮助这区穷兄弟翻身，你们的身不翻过来我们是不回家的！”
《庆云讯》：上月25日尚堂区以大靳为中心基点，周围二十六个村的群众为了减租减息求得翻身，千余群众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锣鼓声中高呼着“穷人快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好人参加农救会，求得彻底翻身”等口号。这一巨大的游行示威助长和坚定了群众翻身的信心和决心，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游行到下午一点钟，开大会庆祝各村农会成立。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后，共产党代表向群众诚恳地表明了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民主政府也表明了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儿子，一切都给老百姓做主。群众思想上的一切顾虑大部被打破了。大会刚结束，大靳村群众便上台斗争恶霸，赶集的人都来参观，三千多人把会场围个风雨不透，群众运动的声势大大激励了没有翻身地区的群众，以致当时就有的人找区各救会，要求帮助他们村里组织农救会。在这种教育影响下，二十六个村都提出了翻身的步骤，提出挑战，有的要在十个钟头内完成减租减息三十条，有的要在一天内完成全村减租减息，有的计划在一天开大会斗争恶霸，三天胜利结束，群众连戏都顾不得听，急于回家作翻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