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云县中学于1930年建校。中学一建立，就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及时领导了这里的斗争。1931年，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杨德然以学生身份到这里开辟工作。杨德然进校以后，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杨德然任组长。进步教师李景晗、刘会义夫妇，在县办的《民间》月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国民党县教育局长郝雨春，认为刘、李两教师有共产党嫌疑，决定把他俩赶出学校。学生们对郝雨春的无理决定非常气愤，党组织立即在同学中秘密串联，组织学生与郝雨春进行斗争。他们贴标语，撒传单，高喊“打倒郝雨春”的口号，涌进设在国民党部的教育局。郝雨春不敢露面，学生们激愤之下，砸了教育局的大门。
国民党县长李世丰，慌忙派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周竹溪（又名周秀清）出面弹压。学生们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把浆糊盆扣在了周的头上。在学生们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答应恢复李景晗、刘会义的教职。
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斗争逐渐扩展到校外。大地主崔海丘的盐店多年来利用掺假、短秤少两等恶劣手段，从中牟取暴利，人民群众极为愤恨。学生们寻找机会和他进行斗争。
一次，学校买的盐又短了秤。学生们听说后，气愤地向盐店申明此事。盐店老板态度蛮横，拒不承认。盛怒之下，大家手持棍棒，高呼口号，把盐店砸烂。许多教师也积极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校训育主任刘德青，还代写呈文，支持学生们与盐店打官司。学校党组织领导了这一斗争，终于迫使盐店老板低了头，并按几年来学校买盐的数目赔了盐。
“九·一八”事变后，来庆云领导革命活动的刘格平写了一份《告青年书》，号召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挽救国家的危亡。学校党组织翻印了《告青年书》，在学生中秘密散发。1933年，学校党组织研究决定，以共产党员武同心为首，秘密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引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员。由于杨德然暴露了身份，被学校当局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武同心、邸玉栋、刘之元、冯义亭、郑书芝等七人。
学校党组织被破坏了，校当局使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进一步压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校长崔友善暗地指使他手下的五名教师，采取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斗争中的先进分子。同时，还擅自决定将学校小卖部的钱和物分给不参加斗争的学生。以原“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郑文命为首的学生们，坚持斗争，利用一学期一度的学生对教师的选评，以及教育局长于兆林与崔友善的矛盾，把崔友善和破环学生运动的五名教师赶出了校门，于兆林兼任了中学校长。
驱逐了崔友善等人不久，新的一届学生自治会就抓住于兆林贪污学生学杂费这一事实，准备发动新的斗争。于兆林慌忙报告了国民党县长傅魁升。傅指令保安队迅速赶到学校，将周体振等七名学生逮捕，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学生自治会贴出布告，宣布罢课，要求国民党当局开除了于兆林及其追随者邢之会等，并三次往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写呈文，揭发于兆林的贪污行为。省教育厅不得不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并将于兆林、邢之会等免了职。
庆云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和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36年初纷纷罢课，印刷、散发传单，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反对日寇宰割华北。
学校当局立即向国民党县保安队报告。国民党当局调来大批军警，搜查传单，撒纲举机智地把一大卷传单交给炊事员撒树义烧掉了。随着政治迫害的加剧，师范班的学生转移到城北四合村，建立了伙房，决心开展持久的斗争。
由于搜查者没抓到任何证据，校长陈浩川恼羞成怒，到保定（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府所在地）告状。为此，学生们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撒纲举抓住陈浩川的贪污学校经费的事实，一天两次往保定发电报，告发陈浩川。最后，反动当局不得不把陈浩川调走，撒纲举等也被迫离开了学校。
第二节 学潮斗争
庆云县中学于1930年建校。中学一建立，就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及时领导了这里的斗争。1931年，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杨德然以学生身份到这里开辟工作。杨德然进校以后，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杨德然任组长。进步教师李景晗、刘会义夫妇，在县办的《民间》月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国民党县教育局长郝雨春，认为刘、李两教师有共产党嫌疑，决定把他俩赶出学校。学生们对郝雨春的无理决定非常气愤，党组织立即在同学中秘密串联，组织学生与郝雨春进行斗争。他们贴标语，撒传单，高喊“打倒郝雨春”的口号，涌进设在国民党部的教育局。郝雨春不敢露面，学生们激愤之下，砸了教育局的大门。
国民党县长李世丰，慌忙派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周竹溪（又名周秀清）出面弹压。学生们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把浆糊盆扣在了周的头上。在学生们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答应恢复李景晗、刘会义的教职。
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斗争逐渐扩展到校外。大地主崔海丘的盐店多年来利用掺假、短秤少两等恶劣手段，从中牟取暴利，人民群众极为愤恨。学生们寻找机会和他进行斗争。
一次，学校买的盐又短了秤。学生们听说后，气愤地向盐店申明此事。盐店老板态度蛮横，拒不承认。盛怒之下，大家手持棍棒，高呼口号，把盐店砸烂。许多教师也积极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校训育主任刘德青，还代写呈文，支持学生们与盐店打官司。学校党组织领导了这一斗争，终于迫使盐店老板低了头，并按几年来学校买盐的数目赔了盐。
“九·一八”事变后，来庆云领导革命活动的刘格平写了一份《告青年书》，号召青年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挽救国家的危亡。学校党组织翻印了《告青年书》，在学生中秘密散发。1933年，学校党组织研究决定，以共产党员武同心为首，秘密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引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党员。由于杨德然暴露了身份，被学校当局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武同心、邸玉栋、刘之元、冯义亭、郑书芝等七人。
学校党组织被破坏了，校当局使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进一步压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校长崔友善暗地指使他手下的五名教师，采取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斗争中的先进分子。同时，还擅自决定将学校小卖部的钱和物分给不参加斗争的学生。以原“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郑文命为首的学生们，坚持斗争，利用一学期一度的学生对教师的选评，以及教育局长于兆林与崔友善的矛盾，把崔友善和破环学生运动的五名教师赶出了校门，于兆林兼任了中学校长。
驱逐了崔友善等人不久，新的一届学生自治会就抓住于兆林贪污学生学杂费这一事实，准备发动新的斗争。于兆林慌忙报告了国民党县长傅魁升。傅指令保安队迅速赶到学校，将周体振等七名学生逮捕，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学生自治会贴出布告，宣布罢课，要求国民党当局开除了于兆林及其追随者邢之会等，并三次往国民党河北省教育厅写呈文，揭发于兆林的贪污行为。省教育厅不得不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并将于兆林、邢之会等免了职。
庆云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和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36年初纷纷罢课，印刷、散发传单，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反对日寇宰割华北。
学校当局立即向国民党县保安队报告。国民党当局调来大批军警，搜查传单，撒纲举机智地把一大卷传单交给炊事员撒树义烧掉了。随着政治迫害的加剧，师范班的学生转移到城北四合村，建立了伙房，决心开展持久的斗争。
由于搜查者没抓到任何证据，校长陈浩川恼羞成怒，到保定（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府所在地）告状。为此，学生们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撒纲举抓住陈浩川的贪污学校经费的事实，一天两次往保定发电报，告发陈浩川。最后，反动当局不得不把陈浩川调走，撒纲举等也被迫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