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贵
张永贵（? —1917） 出身贫家，宁津镇大苏庄人。自幼继承了世代相传的做耧和打小炉匠柜子的手艺。据说：张氏是从明朝由即墨迁来，世代相传做耧，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了。
张永贵对做耧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进一步发展了祖传的特点。他做的耧，一是只用榆槐两种木料，其他杂木一概不用；二是标卯尺寸精确严紧；三是架顺手，不用试播，深浅适宜；四是不拖不咽，下种痛快。他做的耧一上市，即争先抢购，畅销南皮、东光、盐山、乐陵、陵县等县集市，凡使用过的主顾，同声称赞，因此，声名远扬。
张永贵除做耧以外，对祖传的做小炉匠柜子，更是出类拔萃。他做的小炉匠柜子，落水捞出之后，水点滴不能入浸，最大的特点是烤料。他对烤料掌握火候，无与伦比，一嗅木料发出的气味，即知火候大小，掌握火候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并以工艺精细而闻名。这种工艺难度大，会做的人一代中没有几个，现会做的人仅有他孙辈几人，河间还有他的子孙继承了这种工艺。远近的炉匠，都纷纷到他处订购，特别畅销东北三省。
这两种祖传工艺，他们在传授技术上，极其严格，丝毫不苟，代代如此，故至今仍享盛名。
吕镜楼
吕镜楼（1882—1949） 名德清，保店镇西街人。出身农家，青少年时期攻读四书、五经等著作，清末乡试考中举人。废科举后，他考入天津优级师范学校，1909年（清宣统元年）毕业后应聘在北京公立小学任教。后又在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南京晓庄师范等任教多年。
吕镜楼虽然早年勤于儒学，但是不囿于孔孟之道，因出身农家，深知旧时教育“学非所用”之弊端，所以他非常热心教学改革。他一生主要是教授小学自然课，有时兼任数学课。为了加深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他一直是采用“直观教学”，充分发挥教具的作用，让学生在直面观察和实验中获得深刻知识，尤其可贵的是他不顾社会和同行的非议，毅然放下“教书先生”的架子，拜木匠师傅为师，学习木工技术。他所使用的教具大部分是亲手制做的，一生制做了百余件教具。其中的木钟、四季显示仪、浮沉子（实验水浮力的教具）一直在家中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以前。
1926年（民国15年），吕镜楼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任教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听了他教的两节自然课，对他的教学倍加赞赏，认为自己倡导的“教学做合一”，他已先行一步。陶行知回到南京以后，随即向吕镜楼发来两封邀请信，邀他去南京共同创办晓庄师范，因志同道合，邀请又恳切，吕镜楼辞退北京师大附小教职到南京晓庄师范任指导员。这所学校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和赞助。三年后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之后，吕镜楼又应陶行知之邀，在上海自然科学团（又名“工学团”）任编辑，将实践和实验的观察编辑成册，宣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主张。1931—1936年（民国20—25年）寒暑假，吕镜楼多次在北京、天津、河北省冀县、唐县和本县向教师讲课，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
吕镜楼子女颇多，经济并不丰裕，但他好义善施，经常用自己的薪金救济乡里。他看到本村文化教育落后，子弟无处读书，他便捐献银洋100元，支持村里将“娘娘庙”改建为学校。当时的县政府为他赠挂了“兴学育才”金字匾额。“七·七”事变前，他为避战乱回到家乡，自己办学教了30多名学生。他把学生家庭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收取学费，贫穷人家的孩子只要舍得功夫念书，交不上学费他也收在校内。
1949年10月13日，吕镜楼病逝于家乡。享年68岁。他逝世后，北京、天津等地教育界送来很多挽帐、挽联。其中北京师大附小送来的一副挽联高度概括和评价了他一生的业绩。挽联是：“入教室声光化电，出课堂锛凿锯斧，堪称知识分子劳动化；中举人礼乐诗书，设绛帐诲导做传，无愧博学鸿儒鼎新师。”
林玉池
林玉池（1875—1961） 宁津镇谢庄人。家贫，自幼扛小活，13岁拜谢学成为师学长拳，后又从李经武学八卦掌太极形意、内家拳。曾担任奉天辑安县盐务总局武术教练，天津武术学社教练，宁津县武术比赛大会总裁判，并多次被聘请为河北省武术运动会裁判。
林玉池，中等身材，不吸烟，不饮酒，饭量大，到晚年每日吃3斤。他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每出外都健步行走，快无伦比。他老伴死在东北，将骨灰运至桑园车站，他当时已78岁，吃早饭动身，太阳未落已将骨灰背回，往返75余公里。他经常教育生徒：“早休、早起，不吸烟喝酒，八卦太极日日走，诸事莫忧愁，这是练功、养生之要诀。”他一生勤朴，济贫好义，颇有侠士之风。
林玉池，练功艰苦，技术全面，长短器械都很精通，尤以子午鸳鸯钺和八卦掌为特技。他坚持每天练功，寒暑无间，在村前一棵大松树下，苦练太极拳，该树有五把多粗，经他诸日击打，细了很多，已成药葫芦形状。
林玉池教授生徒耐心善诱，异常严厉。他说：“学武功，一定要常练苦练，一点不能放松，每天早晚练功两三个小时。”他一生学武功，教武功，东北、沧州、陵县等地，有很多他的高足生徒，有些年事已高的生徒，仍不辞长途跋涉，前来探望他，为此，他感动地说：“我这个孤身老头子，比子女满堂的都好。”
林玉池于1961年逝世，享年86岁，逝世后每年春秋两季，远近都有很多生徒前来致奠祭扫，乡里见之感激流涕。
石长河
石长河（1898—1962） 艺名石太忠，号称“石铁嘴”，后魏乡石庄人。12岁父母双亡，与弟沿街乞讨。14岁拜河北逯增泰为师学艺说书。6年后，辞师返家。胞弟失踪，自此飘泊各处，说书为业。抗战时期，石存爱国之心，利用说书之便，为抗日政府站岗放哨、递送情报，做了不少工作。
战争年代，他放弃说西河大鼓，自己钻研了一种独特风格的木板大鼓。他的木板大鼓说唱并重，节奏明快，嗓音甜美清脆，唱腔激昂奔放，特别是吐字清楚，不拙不飘，句末低音，沉浑有力。他在表演技巧上，不断吸取各家之长，精心创作。如在木板唱腔中揉进了京剧、梆子曲调，使之浑然一体，深受群众欢迎，在鲁北曲艺界有“两忠（钟）加一庆（磬）”之说。“两忠”是石太忠、刘态忠，“一庆”是周太庆。
石说书讲究书品，注意剔除低级趣味，对旧书有所创新。他擅演《呼、杨、薛》三大将长靠书。在《呼家将》这部书里，增添了《真假呼延庆》、《大战牛塘峪》等章回。在《薛家将》书中，巾帼英雄樊梨花，一般说书，说她为嫁薛丁山，屠兄害父，倒卖寒江关，他为之翻千百年旧案，还樊莉花的忠贞，改为她无意中伤父，闪躲时亡兄，倒卖寒江关变作收复。细节安排尽情合理，为内行所赞许。
他还经常配合形势，编一些内容健康丰富的新段子。1945年，他送子参军，携鼓自编了上场诗，慰问大踊参的战士，鼓励青年上战场杀敌。又如《宪法好》、《早婚害》、《忆苦思甜》等段子，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毫无保守思想，把艺术传授给同行及下一辈，在曲艺界深负重望。
刘立贵
刘立贵（1912—1974） 宁津镇皂户刘村人。出身贫农，自12岁给地主抗小活，在东北当过学徒工，因不堪忍受虐待，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一方面军一一五师三三四旅六八八团连长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遍23个省市，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因残废，被评为二等一级荣军，退役回家。
在部队期间，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负伤31处，其中重伤7处，右手负伤12处，他曾被敌人枪弹射中左眼，从左耳穿出，伤势严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他作了手术。在一次战斗中，他英勇善战，一人毙敌12名。
退役在家期间，他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不以功臣自居。他性情老实、耿直，热爱集体，爱打抱不平。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积极领导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凡事先人后己，爱社如家，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名骨干。
1974年，因患肝炎逝世，享年62岁。
张风元
张风元（1882一1975） 后王乡后果子园村人，自幼不信鬼神，反对乡村妇女求神拜佛迷信治病。他立志学习针灸，为群众甘尽义务，针治疾病。他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在针法上精益求精，附近各村都称他“神针”。
1935年7月，县境中部霍乱流行，邻近各村争先恐后，踵门以待。他不顾传染的危险，经七天七夜，废寝忘食，抢救病人。事后，劳累成疾，卧床月余。当时由他针灸而得以活命者，不可胜计。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20余村，感其救命之恩，赠送金匾两方，一曰“是乃仁术”，一曰“神针活命”。由此声名更为大震。
张风元，性情耿直，与贫苦群众，亲密无间，有求必应，不取分文，几十年如一日。
解放后，他拥护革命事业，常说：“我活了80多岁了，从来没见到过象现在这样真能为穷人办事的政府，真能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思想进步，晚年仍不分昼夜，到处为人治病，并经常参加劳动，乡里老少，都非常尊敬其为人。
1975年9月12日，张风元病逝，享年93岁。
桑丹莪
桑丹莪（1900—1980） 时集乡桑庄人，贫农出身，自幼学习小炉匠手艺，后改枪行。1942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渤海军区第二枪厂厂长、聚源铁木社主任、工商联副主任、机械厂副厂长、农具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等职。他是宁津工业方面的创办人和先驱者。
他在手工业方面，是一个多面手，特别擅长制枪，以手工制手枪，七天即出一支，精巧无比；在配制弹药、炸药、手榴弹、地雷等药物上，更有特技，还能用旧子弹复新。1942年，日军抓他来县城，逼迫他制手榴弹。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不能执戈卫国，但也绝不给敌人制造武器杀害中国人。于是，他钻研了一个方法，把手榴弹的拉火故意制的急快，出手即响。日本人一试，大发雷霆，马上要吊起来拷打，他很沉着地试一个，扔出很远才爆炸。原来他把几个拉火慢的提前掺放在里面。当夜，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逃出虎口后，他随即投入八路军支队，为八路军制造武器。那时不能设固定工厂，在北寨子一带各村移动，他克服物质条件差等困难，冒着极大风险，积极制造花口枪、牌底把等式手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62年，他调农具厂后，为了支援农业，想尽种种办法，多出支农产品，如水车、镐、锨、镰、锄以及锁头等，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桑丹莪办工厂，特别注意经济管理，他很早就实行“计件制”，产品出的又多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专门搞经济，挨批挨斗，但他总不灰心，始终坚持这种主张。桑丹莪热心培养人才，教授生徒极为严厉，一丝不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凡是从他手出师的人，干活又快又好。”桑丹莪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论调到那里，都是埋头苦干。他到了晚年，意志仍不衰退，工作认真，责任感很强。在农具厂任书记兼厂长，本职工作很忙且繁，还兼任仓库保管员，管理严格，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财。他爱厂如家，每天早起晚睡，还把厂内电灯总闸安在自己屋里，亲自开关，节约用电。他每天起床前总是绕厂查看，发现问题，立即追究和解决。他患肺结核病到了严重时刻，每夜吐血一两碗之多，大家一再让他住院疗养，他总是微笑着说：“在厂里养着更好，有事商议方便。”
桑丹莪，1980年逝世，享年80岁。
张世昌
张世昌（1916—1980） 长官镇张凤巢庄人。自幼喜爱乐器，求师访友，历尽艰辛，苦学苦练，寒暑无间。凡吹奏乐器，无不精通，最擅长“锁呐”。
青年时代，住窝铺吹奏，在邻近各县颇有名声。能在口内放三个琴子，鼻中放两个，吹出复杂悦耳的各种曲调；京剧和河北梆子中多种剧目，吹奏十分精妙；吹“百鸟朝凤”这一名曲，模拟各类鸟鸣，无不惟妙惟肖。
每逢窝铺打对台时，到了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登上方桌，昂首独奏，面红耳赤，绝技一奏，对方观众蜂拥前来，跷足引颔，四面八方，掌声雷动，连续叫“好”。因他性格猛武，演奏卖力，外号有“毛楞”之称。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他授徒传艺。1957年，沈阳音乐学院邀请他去，教吹奏乐器，很受尊敬。后宁津杂技团乐队，缺乏这方面人才，于1960年与该院协商，又调来本县杂技团乐队，在吹奏乐器方面，人们每向他领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传授技艺，大力培养人才。
1979年夏，他突患喉癌，赴北京治疗，终以医治无效，于1980年返里逝世，享年64岁。
王志恒
王志恒（1914—1981） 杜集乡小刘集村人。1936年，宁津简师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大柳完小、抗日高小、刘集和姜庄完小任教师、教导主任和校长。1955年，任教于宁津一中、曹塘师范、宁津师范和宁津三中。
王志恒热爱教育，事迹卓著，多次被评选为模范教师。他为人忠厚纯朴，老成练达，深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1958年、1963年，当选为河北省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被选为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出席宁津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曾任宁津县第三、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县府组织了游击抗日高小，没有固定校址，经常在振华县和乐陵县边境的20余个村庄活动，王志恒闻讯后，立即投入该校任教，并被县府任命为抗高校长。当时日军疯狂扫荡，迫使抗高师生不得不在夜间活动，多数夜宿野外，他白天抽时间上课，研究敌情，与村里联系，计划活动路线，夜晚带领学生宣传和安全宿营，积极领导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建国后，他对各项施政方针，率先拥护。“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打、砸、抢”，坚持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壮心不已，献身四化，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国家培育了众多人才，桃李满天下。
王志恒，患肺癌，医治无效，1981年8月17日逝世于沧州人民医院，终年66岁。
张富忱
张富忱（1903—1983） 张学武乡张学武村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教导大队队长、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宣传科干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交际科科长、冀鲁豫边区民间艺术联合会主任等职。建国以后，任政务院文化部曲艺处辅导科科长、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实验团团长、贵州省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贵州省杂技团团长等职。他是中国杂技协会、美术家协会、曲艺家协会、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50年代初，他曾率领中华杂技团出国演出，带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宣传大队赴朝鲜慰问。
张富忱幼年仅读了6年书，13岁逃荒到天津一家商店当学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天津奋起响应，参加了救国“十人团”，以报童身份为掩护，积极散发周恩来等主编出版的学生会会报和《风校》、《觉悟》、《敬业》等进步刊物。1920年，他参加了“中华青年坚决救国团”，捣毁了直隶省议会会场，并为营救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周恩来等26名各界人士做了很多工作。因此，遭到反动军阀曹琨政府悬赏千元的通缉。后来，他在哈尔滨散发传单时，被反动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获释。
对日作战百灵庙大捷后，张富忱不顾个人安危，代表宁津县30万人民和旅津同乡会奔赴绥远，为收复百灵庙的抗日将士献旗，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轰动了华北。后回本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5月，他建立了“抗日铁血团”，任团长，共有200人（枪）。同年8月，八路军永兴、津浦支队解放了宁津县城，他率团接受八路军的改编，铁血团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他任大队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富忱带领文艺宣传队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宣传教育群众，激励鼓舞士气，并编写了《宣传技术百种》一书在部队印发，促进了部队文艺宣传工作，受到中共华北局的通报表扬。建国以后，张富忱在周恩来总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题词（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鼓舞下，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从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他到贵州省工作后，积极筹建了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三个杂技团，在任省杂技团团长的20多年中，亲自带领全团演职员背着行李道具，跋山涉水，走村串寨，送艺上门，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
1983年6月1日，张富忱病逝于贵州，享年80岁。
李景昌
李景昌（1916—1984） 原名景禹。大柳镇李满村人，出身农家。1938年8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作战参谋、营长、师作战科长、团参谋长、总参作战部副处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福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校长（正兵团级）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他满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并动员本村6名青年学生携枪10余支一起参加八路军，受到上级的表彰。参军后，积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和战术，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师、军作战科长、团参谋长，积极参加和组织战斗。任团参谋长期间，曾带领一个营胜利完成了连续一个月紧张艰苦的阻击战任务。1948年冬季总攻开始时，昼夜坚持工作，充分发挥创造性，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受到了记功奖励。
解放战争胜利后，入军事学院深造。他不负组织重托，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在总参作战部、军事科学院、福州军区司令部工作期间，勤奋学习军政理论，刻苦研究战略战术，深入实际，注重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经常到艰苦的地方执行任务，为部队训练、作战以及军事学术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8年3月，调任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校长后，他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建校初期，为全面规划学校的基本建设呕心沥血，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建校，积极努力搞好各项教学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研究解决学校建设的困难和问题，为高级陆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离休后，表示“退出现职，不忘革命，坚持学习，不计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仍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关心学校建设。
1984年10月15日，他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终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