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宁津县的具体时间，因年代较久，无文字记载，已无从可考。1900年《宁津县志》载：咸丰元年，本县严禁天主教。据此推断，天主教传入宁津，最晚是在19世纪中叶。
组织机构：在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宁津县天主教属于献县教府景州教区。全县信徒有1700人。宗教活动场所分布：县城一处，参加活动的100人左右；乡村有17个堂口，包括王秀村（尤集乡），后商、老君堂、高塔寺村（刘营伍乡），大鱼李村（双碓乡），八里庄村（后王乡），坡李村（田家乡），高楼寺姜村（小店乡），前乔村（张宅乡），闫集、王庄村（柴胡店镇），青积务村（孟集乡），还包括现乐陵县杨盘镇（原属宁津县）的王木腿、楚庄、赵庄、纪家楼、大后苑村。总计信徒为1600多人。大堂口参加活动的约70余人，如王木腿等村。小堂口参加活动的10人左右。
另外，张鳌、大曹、西塘三乡，原属景州教区吴桥县天主教管理，信徒比较集中，有堂口4个，包括张鳌村、西梁村、大桥村、宋家桥村。
堂口设施：宁津县天主教无正式教堂。县城活动场所最大，座落在县城中心大街路北现中医院处，有房屋20间，占地1250多平方米，包括堂屋3间，男学3间，诊所、仓库、伙房、车棚数间，“文化大革命”中财产归公，活动停止。据说，该场所原为宁津县王银庄大财主在城里的街宅，后由天主教购买使用。乡下教徒多的村有专门的活动场所，房子间数一般在3间左右，都是土木结构，土地改革中都被改为民房或公房，正式的活动场所不复存在。教徒少的村，没有专门的活动场所，宗教活动一般在自己的家中或到附近村活动场所进行。张鳌乡张鳌村，原有正式教堂，土改时大厅被扒，剩下的男学3间在60年代初期被洪水冲塌，女学3间由本村村民使用。
县城和部分堂口设有男学和女学，比较大的小学有县城、岳庄村（孟集乡）、后商村（刘营伍乡）。小学教师由神甫委派，学校经费也由神甫支付。县城男学设在活动场所的后院，女学设在大街南侧教堂附近。两学堂有房6间。后商村设有男女学，学生五、六十人，在该学堂任教的先生有张耀延、尚德润（吴桥人），刘宝玉（后王乡八里庄人）。
教会办的慈善事业还有诊所一处，设在县城活动场所内，解放前夕因大夫出走天津而停办。
神甫：神甫任职，一般是一地3—4年，教内有“3年满，4年圆”之说。在宁津县城任神甫的有，苑某（1920年左右）、韩某、刘某、李某、培某（法国人，1926年前后）、王胡、王连贵（1936年左右），还有吴恩波（河北省青乡县人）,1936—1966年在宁津县任天主教神甫。任职期间，先住县城天主教堂，日军侵占宁津后，转住后王乡八里庄堂口约4年的时间。吴恩波在宁津县享有很高的声望，被留用30年之久，是宁津县天主教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名神甫。他在任职期间，曾救过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前后，中共党员（当时职务为伪邮电局副局长）傅景文（傅继泽司令员的叔父），被日军逮捕，吴神甫假称傅是他们的信徒，使傅景文很快得以保释。“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主教活动停止，吴恩波离开宁津。
在张鳌天主教堂任职的，解放前夕有马某（法国人），解放初期有王某（吴桥县人）, 50—60年代有于某（吴桥县人）。
信教原因及活动方式：信教原因，教徒大多是贫民，主要为寄托精神、寻求安慰和向天主教会求助物质施舍。活动方式，信徒过四大节日：圣诞节、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和圣神降临节。一般在本堂口，有的也到大堂口或县城。神甫除主持县城天主教活动仪式外，也到乡下堂口参加活动。圣诞节到宁津县城赶堂的主要是周围各堂口的教徒，守夜人员高达100人。赶堂教徒到哪里过节，哪里的堂口管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天主教被禁止活动。
二、“文化大革命”后天主教
“文化大革命”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得到了贯彻落实，天主教活动恢复。信教群众500多人。主要集中在张鳌、西塘、大曹3个乡，有堂口8个，71户，317人。除此，200来人散居在宁津镇、时集、后王、刘营伍等部分乡镇。活动方式，除张鳌村租用民房外，绝大多数在自己家中进行。其中张鳌乡的张鳌村信教群众最多，有25户、150人，西梁村12户、76人，棘科王村3户、11人，西塘乡的油房赵村8户、54人，东刘朝村6户、24人，大桥村8户、52人；大曹乡的宋家桥村9户、50人。
本地无专业神职人员，早期属河北献县教区，现在隶属济南教区。近几年来，济南天主教堂王神甫到张鳌和油房赵村传教。
第二节 天主教
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宁津县的具体时间，因年代较久，无文字记载，已无从可考。1900年《宁津县志》载：咸丰元年，本县严禁天主教。据此推断，天主教传入宁津，最晚是在19世纪中叶。
组织机构：在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宁津县天主教属于献县教府景州教区。全县信徒有1700人。宗教活动场所分布：县城一处，参加活动的100人左右；乡村有17个堂口，包括王秀村（尤集乡），后商、老君堂、高塔寺村（刘营伍乡），大鱼李村（双碓乡），八里庄村（后王乡），坡李村（田家乡），高楼寺姜村（小店乡），前乔村（张宅乡），闫集、王庄村（柴胡店镇），青积务村（孟集乡），还包括现乐陵县杨盘镇（原属宁津县）的王木腿、楚庄、赵庄、纪家楼、大后苑村。总计信徒为1600多人。大堂口参加活动的约70余人，如王木腿等村。小堂口参加活动的10人左右。
另外，张鳌、大曹、西塘三乡，原属景州教区吴桥县天主教管理，信徒比较集中，有堂口4个，包括张鳌村、西梁村、大桥村、宋家桥村。
堂口设施：宁津县天主教无正式教堂。县城活动场所最大，座落在县城中心大街路北现中医院处，有房屋20间，占地1250多平方米，包括堂屋3间，男学3间，诊所、仓库、伙房、车棚数间，“文化大革命”中财产归公，活动停止。据说，该场所原为宁津县王银庄大财主在城里的街宅，后由天主教购买使用。乡下教徒多的村有专门的活动场所，房子间数一般在3间左右，都是土木结构，土地改革中都被改为民房或公房，正式的活动场所不复存在。教徒少的村，没有专门的活动场所，宗教活动一般在自己的家中或到附近村活动场所进行。张鳌乡张鳌村，原有正式教堂，土改时大厅被扒，剩下的男学3间在60年代初期被洪水冲塌，女学3间由本村村民使用。
县城和部分堂口设有男学和女学，比较大的小学有县城、岳庄村（孟集乡）、后商村（刘营伍乡）。小学教师由神甫委派，学校经费也由神甫支付。县城男学设在活动场所的后院，女学设在大街南侧教堂附近。两学堂有房6间。后商村设有男女学，学生五、六十人，在该学堂任教的先生有张耀延、尚德润（吴桥人），刘宝玉（后王乡八里庄人）。
教会办的慈善事业还有诊所一处，设在县城活动场所内，解放前夕因大夫出走天津而停办。
神甫：神甫任职，一般是一地3—4年，教内有“3年满，4年圆”之说。在宁津县城任神甫的有，苑某（1920年左右）、韩某、刘某、李某、培某（法国人，1926年前后）、王胡、王连贵（1936年左右），还有吴恩波（河北省青乡县人）,1936—1966年在宁津县任天主教神甫。任职期间，先住县城天主教堂，日军侵占宁津后，转住后王乡八里庄堂口约4年的时间。吴恩波在宁津县享有很高的声望，被留用30年之久，是宁津县天主教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名神甫。他在任职期间，曾救过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前后，中共党员（当时职务为伪邮电局副局长）傅景文（傅继泽司令员的叔父），被日军逮捕，吴神甫假称傅是他们的信徒，使傅景文很快得以保释。“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主教活动停止，吴恩波离开宁津。
在张鳌天主教堂任职的，解放前夕有马某（法国人），解放初期有王某（吴桥县人）, 50—60年代有于某（吴桥县人）。
信教原因及活动方式：信教原因，教徒大多是贫民，主要为寄托精神、寻求安慰和向天主教会求助物质施舍。活动方式，信徒过四大节日：圣诞节、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和圣神降临节。一般在本堂口，有的也到大堂口或县城。神甫除主持县城天主教活动仪式外，也到乡下堂口参加活动。圣诞节到宁津县城赶堂的主要是周围各堂口的教徒，守夜人员高达100人。赶堂教徒到哪里过节，哪里的堂口管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天主教被禁止活动。
二、“文化大革命”后天主教
“文化大革命”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得到了贯彻落实，天主教活动恢复。信教群众500多人。主要集中在张鳌、西塘、大曹3个乡，有堂口8个，71户，317人。除此，200来人散居在宁津镇、时集、后王、刘营伍等部分乡镇。活动方式，除张鳌村租用民房外，绝大多数在自己家中进行。其中张鳌乡的张鳌村信教群众最多，有25户、150人，西梁村12户、76人，棘科王村3户、11人，西塘乡的油房赵村8户、54人，东刘朝村6户、24人，大桥村8户、52人；大曹乡的宋家桥村9户、50人。
本地无专业神职人员，早期属河北献县教区，现在隶属济南教区。近几年来，济南天主教堂王神甫到张鳌和油房赵村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