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宁津县小学教学主要是两种形式：部分没有彻底改变私塾形式的学校，教师仍采用学生上午朗读、中午习字、下午背书的“塾师教学法”，学生年龄稍长、理解力增强后，教师才为学生“开讲”，体罚学生很严重；部分较为正规的学校，教学方法则是先生讲、学生死记硬背的注入式教学，教师仍体罚学生。三十年代，在外任教的吕镜楼暑期返里，并多次向宁津县教师讲学，倡导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但采用者甚少，故“注入式”教学一直延至抗战胜利之前。
解放战争时期，宁津县小学教育贯彻执行教育为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始采用“启发式”教学，推行“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提倡互教互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建国后，宁津县小学课堂教学更为正规，逐渐取消“注入式”教学方法，按照教育部规定设置课程。五十年代，宁津小学教师普遍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采用“五大教学原则”（直观性原则，量力性原则，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五种教学环节”（也称“五种教学方法”：讲读法、谈话法、问答法、演示法、实验法）、“五个教学环节”（也称“五步教学法”，即组织教学、检查复习、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无法教学。年龄稍大的小学生纷纷建立“红小兵”组织，走出学校游行示威，走家串户大搞“破四旧”，低年级学生茫然无所从，亦无读书之心。“复课闹革命”后，教师头顶“臭老九”的“帽子”，终日担心被“揪斗”，教学处于应付状态，教学质量无从谈起。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及其日记摘抄，捧出了这个年仅12岁的“反潮流”的“小英雄”，很快波及宁津全县，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混乱起来。学生在大反“师道尊严”中，又与教师严重对立起来。绝大多数教师痛心疾首，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茫然无措。
1977年，国家恢复以文化考试录取高等学校新生的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尊师重教重新为社会所公认，宁津县小学教育随之注重教学质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津县小学教学又步入正规。多数小学采用讲读法、启发式教学，很多小学运用挂图等教具施行直观教学。一些规模较大的小学校并辅之以课外学习活动。由于偏面追求升学率，有的学校教师不仅忽视音乐、体育课程，而且文化课又采用注入式教学，学生作业日趋加重，影响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三节 教学
民国初期，宁津县小学教学主要是两种形式：部分没有彻底改变私塾形式的学校，教师仍采用学生上午朗读、中午习字、下午背书的“塾师教学法”，学生年龄稍长、理解力增强后，教师才为学生“开讲”，体罚学生很严重；部分较为正规的学校，教学方法则是先生讲、学生死记硬背的注入式教学，教师仍体罚学生。三十年代，在外任教的吕镜楼暑期返里，并多次向宁津县教师讲学，倡导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但采用者甚少，故“注入式”教学一直延至抗战胜利之前。
解放战争时期，宁津县小学教育贯彻执行教育为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始采用“启发式”教学，推行“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提倡互教互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建国后，宁津县小学课堂教学更为正规，逐渐取消“注入式”教学方法，按照教育部规定设置课程。五十年代，宁津小学教师普遍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采用“五大教学原则”（直观性原则，量力性原则，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五种教学环节”（也称“五种教学方法”：讲读法、谈话法、问答法、演示法、实验法）、“五个教学环节”（也称“五步教学法”，即组织教学、检查复习、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无法教学。年龄稍大的小学生纷纷建立“红小兵”组织，走出学校游行示威，走家串户大搞“破四旧”，低年级学生茫然无所从，亦无读书之心。“复课闹革命”后，教师头顶“臭老九”的“帽子”，终日担心被“揪斗”，教学处于应付状态，教学质量无从谈起。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及其日记摘抄，捧出了这个年仅12岁的“反潮流”的“小英雄”，很快波及宁津全县，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混乱起来。学生在大反“师道尊严”中，又与教师严重对立起来。绝大多数教师痛心疾首，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茫然无措。
1977年，国家恢复以文化考试录取高等学校新生的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尊师重教重新为社会所公认，宁津县小学教育随之注重教学质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津县小学教学又步入正规。多数小学采用讲读法、启发式教学，很多小学运用挂图等教具施行直观教学。一些规模较大的小学校并辅之以课外学习活动。由于偏面追求升学率，有的学校教师不仅忽视音乐、体育课程，而且文化课又采用注入式教学，学生作业日趋加重，影响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