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末，县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简称“五反”运动），县署4人全力投入运动，署长参加了县增产节约委员会和“三反”委员会。全县819人参加运动，人人检查，有433人检查了犯有贪污行为，其中包括私用公家一张纸、一个信封、吃群众一餐饭没付费等事件，运动后期，将重点人物76人集中检察院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国家工作人员从严，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的原则，逮捕3人，起诉判刑1人、管制2人，建议有关部门给行政处分的48人，其中开除6人，撤职8人，降职6人，记过19人，警告6人。受党纪处分的16人，其中开除4人，留党察看4人，警告7人，劝告1人。追回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4706亿元（旧人民币）。实事求是的纠正了运动高潮中一度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对运动中自杀4人，自杀未遂1人做了妥善处理。随着国家机关作风的改善、各经企单位财经制度的健全和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案件大幅度下降，经济检察转入经常。
1956年后，重点查处了在农村社队干部中发生的贪污盗窃集体财产的经济案件。对柴胡店三个农业社调查发现，犯有贪污盗窃行为的社队干部41人，其中个人贪污的12人，集体贪污盗窃的29人，占全体社队干部总数的20%左右，1959年据城关公社调查，犯有贪污行为的基层干部649人，占基层干部总数的48.4%，贪污款30496元，其中贪污500元以上的3人。
检察院重新建立后，经济检察相继开展， 1982年，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检察工作，集中20多名骨干力量，查处大案要案，检察长率队到机关、工厂、企业宣讲《决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济犯罪分子，共收到举报信338件，排查线索228件。其中贪污盗窃、行贿受贿1000—5000元的82件，5000—1万元的33件，1万元以上的10件，涉及50个单位。内县科局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33人，职工50人，农村干部29人，立案侦破12件14人，起诉判刑5人，追缴赃款4.7万元，布1万多尺。1983年又立案侦破24件53人，起诉判刑9人。
1985年，经济犯罪活动又有增加的趋势，县院调整了布署，把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为扩大线索，主动出击，深入到银行、税务、工商、县社等系统和乡镇企业单位开展检查，排查经济犯罪线索，查处和纠正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违章贷款经商谋私等问题，对粮食系统全面清查了粮食议转超问题，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6万元。1986年，协同有关部门实行“总体战”，检察机关发挥骨干作用，采用“抓系统、系统抓”的方法，逐行逐业开展清查经济犯罪活动，由各乡镇抽调342名经营管理干部和会计，深入系统开展清查。当年以棉花收购系统为重点，对全县27个棉油厂站分组进驻，审计1984年以来的帐目，共查出有经济问题的人130名，其中由检察院立案侦察的4案9人，由有关部门处理的121人，共查出和追缴贪污赃款2.8万元，集体骗取国家棉花加价款1.7万元，改变了过去大小经济案件全由检察院统揽的做法。1987年继续坚持系统查处与专项打击相结合的做法，重点打击偷税、抗税的专项斗争，通过深入发动，宣传税法，讲解政策，共补交查交税款68.9万元，其中自动补交2.7万元，号召自查后补交32.2万元，抽查1185户，追交34万元，全年共受理经济案件16起18人，其中偷税案2起3人，行贿案1起1人，投机倒把案2起3人，贪污案11起11人。
自1979至1987年九年内共受理经济案件123件，立案侦查的91件130人，其中贪污案60件63人，行贿受贿案6件6人，偷税漏税案2件3人，投机倒把案2件3人，滥砍滥伐毁坏林木案21件55人。立案全部查结，对作案分子起诉判刑36人，免诉18人，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拘留罚款处罚和批评教育的76人。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3.4万多元，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4.78万多元。
1979—1987年受案、立案统计表
1979—1987年结案处理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