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县官钱局为宁津主要金融机构，职掌发行兑换银元票和京钱票，包收钱粮官税，兼办放款存款。存款月息一分二厘，放款月息三分。据1931年（民国20年）《宁津县志》载：1930年（民国19年）官钱局包收宁津县钱粮官税，计省正税14种，年收入106151元（银元，下同），地方税及附加税22种，年收入129345元，他如盐课、烟、酒及烟酒牌照税单另征收，尚不计入。又载：县府有自治费、学费两款，原本9921元，存入官钱局，年收息1303元。又有股本24000元入官钱局，年批利5000元，另有矿股本2989.72元（包括开滦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线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年分利1015.12元。此期，宁津县商业内外购销，大宗买卖以汇票交易为多，但以能在天津、济南照付银元者为限，年流通额在50余万元，各私营钱庄、银号，除经营放款发行“钱贴”外，兑换较为活跃，是时，货币复杂，辅币不足。宁津城里、柴胡店镇、长官镇、大柳镇、道口、坊子、相衙镇、小店等集市都有银钱市，民众可以整换零，也可以零兑整，但要贴色（手续费），贴色率一般为5%以上，全年兑换额约为十四、五万元。
民间借债，也是货币流通的一种原始形式，生活在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农民，每遇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只好借债度日。农村放债者多为地主老财，重利盘剥，月息低者三分，高者竟达十分，当年本利平。更甚者利上行利，名为“驴打滚”、“代腿钱”，名目繁多，利息惊人，借债人不仅要写借帖，还要以土地、房产抵押。过期本利不能归还，抵押实物即收归放债人所有。许多借高利债者，家破人亡，乞食讨生，甚至卖儿女，逼下关东。1933年（民国22年）城东吕庄吕汉成，为给妻子治病，向本村财主借债50元，到期无力归还，将仅有的一亩半地抵押还债，四口人下关东，三口死在外地，一人靠乞讨返回老家。李家镇农民李成德，因无力交纳捐税，于1937年（民国26年）向本村财主借高利债120元，将三间房屋抵押，因无力归还，财主将三间房屋收去抵债。全家四人栖身土窑破庙，乞讨为生。所以群众称高利贷为“阎王债”，直到1941年，宁津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宁津县开展土地改革后，农村高利贷始被禁止。至于农民、社员、社队、个体户相互之间的无息或低息借债，至今也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津县货币流通较为正常。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历年情况也有不同，就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关系看，1953——1960年，平均比例为1:7.6，而1961和1962年则为1:5。1978——1979年，平均比例为1:10.1。1980——1983年则为1:4和1:2.2。1984——1985年，平均比例为1:6,1986年和1987年则为1:3.7。主要原因是1961和1962年遭受严重涝灾，农业减产，社员减收，物资短缺，自由市场物价暴涨，出现持币抢购现象，因而货币流通速度减慢。1981至1983年则相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增收，购买力相应提高，商品供应也较充足，购置高中档商品者增多，也出现持币选购现象，加之，自由市场开放，个体户、专业户、小商贩增多，用现金部分扩大，现金持有量增加，因而，1981至1983年货币流通量与商品零售额的比例缩小。
宁津县1953——1987年货币流通量分年表
单位：万元
第二节 流通
清末民初，县官钱局为宁津主要金融机构，职掌发行兑换银元票和京钱票，包收钱粮官税，兼办放款存款。存款月息一分二厘，放款月息三分。据1931年（民国20年）《宁津县志》载：1930年（民国19年）官钱局包收宁津县钱粮官税，计省正税14种，年收入106151元（银元，下同），地方税及附加税22种，年收入129345元，他如盐课、烟、酒及烟酒牌照税单另征收，尚不计入。又载：县府有自治费、学费两款，原本9921元，存入官钱局，年收息1303元。又有股本24000元入官钱局，年批利5000元，另有矿股本2989.72元（包括开滦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线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年分利1015.12元。此期，宁津县商业内外购销，大宗买卖以汇票交易为多，但以能在天津、济南照付银元者为限，年流通额在50余万元，各私营钱庄、银号，除经营放款发行“钱贴”外，兑换较为活跃，是时，货币复杂，辅币不足。宁津城里、柴胡店镇、长官镇、大柳镇、道口、坊子、相衙镇、小店等集市都有银钱市，民众可以整换零，也可以零兑整，但要贴色（手续费），贴色率一般为5%以上，全年兑换额约为十四、五万元。
民间借债，也是货币流通的一种原始形式，生活在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农民，每遇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只好借债度日。农村放债者多为地主老财，重利盘剥，月息低者三分，高者竟达十分，当年本利平。更甚者利上行利，名为“驴打滚”、“代腿钱”，名目繁多，利息惊人，借债人不仅要写借帖，还要以土地、房产抵押。过期本利不能归还，抵押实物即收归放债人所有。许多借高利债者，家破人亡，乞食讨生，甚至卖儿女，逼下关东。1933年（民国22年）城东吕庄吕汉成，为给妻子治病，向本村财主借债50元，到期无力归还，将仅有的一亩半地抵押还债，四口人下关东，三口死在外地，一人靠乞讨返回老家。李家镇农民李成德，因无力交纳捐税，于1937年（民国26年）向本村财主借高利债120元，将三间房屋抵押，因无力归还，财主将三间房屋收去抵债。全家四人栖身土窑破庙，乞讨为生。所以群众称高利贷为“阎王债”，直到1941年，宁津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宁津县开展土地改革后，农村高利贷始被禁止。至于农民、社员、社队、个体户相互之间的无息或低息借债，至今也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津县货币流通较为正常。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历年情况也有不同，就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关系看，1953——1960年，平均比例为1:7.6，而1961和1962年则为1:5。1978——1979年，平均比例为1:10.1。1980——1983年则为1:4和1:2.2。1984——1985年，平均比例为1:6,1986年和1987年则为1:3.7。主要原因是1961和1962年遭受严重涝灾，农业减产，社员减收，物资短缺，自由市场物价暴涨，出现持币抢购现象，因而货币流通速度减慢。1981至1983年则相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增收，购买力相应提高，商品供应也较充足，购置高中档商品者增多，也出现持币选购现象，加之，自由市场开放，个体户、专业户、小商贩增多，用现金部分扩大，现金持有量增加，因而，1981至1983年货币流通量与商品零售额的比例缩小。
宁津县1953——1987年货币流通量分年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