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集市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和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宁津县志》有同样内容的记载：139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始立县市，每月六集，以一、六为期，四街相传，周而复始。大柳店、杨盘镇（现属乐陵市）、何家寨（现属东光县）、保店、柴胡店、长官、耿家圈（现属东光县）、坊子、相衙镇、仲伍店也每月六集，各有日期，与县相错。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县志载：清末，全县集市已发展到31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宁津县乡土志》记载：全县集市共28处，十区皆有，分布不等，日期分别为：县城、仲伍街、尤集、蒙家洼、王家庙为一、六；孟集、相衙镇、冯家坊、大柳镇为二、七；时集、闫集、杜集、辛集（城西）、耿家圈、长官为三、八；白庙、杨盘镇、李家镇、保店、田家、坊子街为四、九；柴胡店、魏家庵、小店、黄家镇、虞家集、何建寨、辛集（城北）为五、十。
建国前，集市贸易一直是宁津县农村商业的主要形式。正常情况下，较大的集市一般设有粮食、柴草、木料、牲畜、杂货、编织、蔬菜、估衣等市。每逢集日，人们肩挑车载，云集上市进行交易。各种农副产品通过集市贸易运销城市行栈。1939年前，宁津县集市贸易被豪绅巨贾把持。他们在苛捐杂税外另立名目，对赶集群众和小商小贩敲诈勒索。集市贸易的兴衰，市场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的支配，若值丰年，集市便兴盛一时，倘遇灾荒，则集市粮价飞涨，贫民变卖家产糊口。如：1920年（民国9年），宁津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市场上粮食奇缺，同时，估衣市比往年扩大十几倍或几十倍。
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津后，为防止八路军进城，将县城集市迁至城北二里以外的杨庄。四乡集市也被日伪所控制，有时受到日伪抢掠。集市贸易无法正常进行，有的集市已名存实亡。如：1941年9月11日（农历七月二十日），郭营伍村逢集。大柳汉奸警备队长李宪亭纠集大柳、双碓的日伪军，包围郭营伍市场，用掷弹筒向集市发射，乱打机枪，致使赶集群众伤亡十多人，还炸死牲口数头。之后，他们闯进市场抢走粮食六、七千斤及大批其它物资。自此，该集市再也无人问津。
1945年宁津解放后，集市得以逐步恢复。至建国初期，全县集市发展到36处，在全县8个行政区的分布为：一区五，二区六，三区三，四区四，五区五，六区六，七区五，八区二。集市贸易也纳入国家管理轨道，黑经纪被取缔，个别私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受到限制和打击，上市物资及人数骤增。如当时全县最大的集市柴胡店，上市人数常可高达两万余人，上市物资达200余种，成交额在15万元以上。
1953年后，国合商业逐步占领集市贸易阵地，市场货源得到保证，成交额有所增加。1959年，全县集市增至42处，集市贸易总成交额高达804.8万元。仅长官一集，上市物资千余种，日成交额1.5万余元。
1960—1965年，宁津县实行活跃市场的方针，集市贸易在调节人民生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61年，全县遭严重涝灾，国营商业部门放松了对一些商品的限制。是年集市贸易总成交额仍达510万元。
1968年，宁津县推行“社会主义大集”经验，将全县集市统一为16处，即：县城、小店、柴胡店、孟集、杜集、常洼、张学武、长官、坊子、张大庄、大柳、道口、大曹、西塘、张鳌、保店。并统一以一、六为集期。另外，由于农村工副业遭到破坏，上市物资种类和数量均有减少，成交额大幅度降低。1968—1975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每年平均仅362.5万元。
1978年后，宁津县恢复传统集市和交叉集期。随着全县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规模不断扩大，成交额成倍提高，集市贸易空前繁荣。县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集市，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及公路干线上的长官、张大庄、大曹已成为上集人数过万的大集市。1978—1987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每年平均为1461.3万元，是1949年的近4.6倍，为1966—1976年每年平均成交额的4倍多。1987年，全县集市有35处，成交额达2199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1987年宁津县集市日期一览表

1949—1987年宁津县集市贸易成交额统计表
单位：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