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临邑县志》，历经九个春秋，四易其稿，经省、地及有关县市专家评审，现在终于面世了。《临邑县志》的出版，使本县人民翘首以待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也是全县人民可庆可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临邑自秦置县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县内有志，已经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了。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邢侗创修《临邑县志》，是本县有史记载之始，也为后来各代续修县志，奠定了基本的体例基础，但原本已失存。越三十年，邢王称第一次续修，但是志早佚，后人仅见李若讷撰志序一篇，录于后志。1652年（清顺治九年）知县陈起凤又一次续修县志。后来， 1713年，知县唐开陶又主修县志，体例仍沿用前志，但资料较前志大丰。据传1722年，知县魏壮也补修县志，但后人未见此志，仅见志序一篇录于民国志内。1837年，知县沈淮又一次纂修县志，志目亦沿用前志，但这次纂修较前志更注重资料来源出处，广征博取，且对前志的错误传讹做了某些校正，是本县旧志较好的版本。1874年（同治十三年），知县陈鸿翙第七次主修县志，本志较前志新增内容不多，特别是捻军在本地的活动，较邻县志收录资料见少，而对知县李毓泰等歌功颂德之处颇多。尽管如此，志内收录的资料，涉及近代史资料较多，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1936年（民国25年），旧中国本县最后一次修志，这次是县长崔公甫主修，志目体例较前有所创新，内容也有所丰富。综上所述，本县旧中国有8次修志，从内容上看，它们都多偏重于建置、隶属沿革、城池疆域变化和人文政治等，而忽略经济建设。依现在的观点看，也夹杂着某些封建性的糟粕。尽管如此，仍不失为我县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
新编《临邑县志》，批判地继承了旧志，是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修的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次修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直言不讳，新编志书要起到为共产党立志，为人民立言之目的。志书内容经济部类占到30%以上，在分类记述各项事业的基础上，强化了政治部类的有关内容，以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发挥的决策作用。从志书的编纂过程来讲，从1983年到1987年，为组织发动和搜集资料阶段。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0年，是组织编写部门志和县志各篇章编写阶段。第三阶段从1990年到1991年，为县志总纂合成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就每个时期的主要工作相对而言的，就县志编写的全过程来说，它是个系统工程，工作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紧密相连的，绝不能截然分开。志稿写成以后，县委、县府又邀请省、地有关领导及本区各县有关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召开了临邑县志稿评审会。会上经过各位专家“会诊”，对志稿提出了数百条修改意见。会后根据省、地、县领导、专家的建议，集中5个月的时间，从篇目到行文都作了认真的修改，有的篇章还动了“大手术”，修改成文后，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党、政领导审定，于1992年10月送交山东齐鲁书社出版。
新编《临邑县志》得以编纂成书，全靠县委、县府的领导和支持。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戚晓耕在编志过程中每遇关键环节，都予具体指导，特别是在当前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而编志经费基本没有短缺。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县长张健，对县志编写工作关心则更细微，指导更具体，特别在组织发动阶级，一些发动工作难度大的单位，张县长亲自召集这些单位负责人会议，当面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有些较大的疑难问题，张县长及时提交有关领导研究拍板，从不推诿扯皮。保证了志书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临邑县志》编纂成书的过程中，德州地区史志办公室主任徐洪岭、副主任张复海也对我们进行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工作中，不断地莅临我县具体指导。通过和县委、县府领导的接触，及时沟通上下级关系，从业务工作的角度，为县志办公室优化了工作环境。还有，在临邑县志稿评审会期间，省志办副主任孙其海、县志指导处副处长沈国良及王建国、谭玉德等同志，齐鲁书社编辑部主任赵捷，德州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潘世宏同志，都亲自到会指导，这些都是《临邑县志》得以编纂成书的主要因素之一。
新编《临邑县志》的出版，当然也凝结了我们修志人员的心血。县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一支有实干精神的队伍，他们当中的骨干都是从1983年成立县志办公室起，就做这项工作的。扎扎实实奋斗了10年，特别是副主编张武斌、葛孚信、陈志班、马传文四位同志，他们九年如一日，不管风吹雨打，不分寒冬酷暑，为修好县志尽心尽力。调县志办公室较晚的林秀芬、朱文廉、戴全红等同志，也为编写《临邑县志》出了大力，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另外，在县志编写过程中，特别是成书后期，席文天先生、县委宣传部的许世斌同志也为我们邦了大忙，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临邑县志》在其成书过程中，虽数度琢磨，屡易其稿，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志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续修时纠谬补遗。
徐心耀
一九九二年九月
编后记
新编《临邑县志》，历经九个春秋，四易其稿，经省、地及有关县市专家评审，现在终于面世了。《临邑县志》的出版，使本县人民翘首以待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也是全县人民可庆可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临邑自秦置县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县内有志，已经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了。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邢侗创修《临邑县志》，是本县有史记载之始，也为后来各代续修县志，奠定了基本的体例基础，但原本已失存。越三十年，邢王称第一次续修，但是志早佚，后人仅见李若讷撰志序一篇，录于后志。1652年（清顺治九年）知县陈起凤又一次续修县志。后来， 1713年，知县唐开陶又主修县志，体例仍沿用前志，但资料较前志大丰。据传1722年，知县魏壮也补修县志，但后人未见此志，仅见志序一篇录于民国志内。1837年，知县沈淮又一次纂修县志，志目亦沿用前志，但这次纂修较前志更注重资料来源出处，广征博取，且对前志的错误传讹做了某些校正，是本县旧志较好的版本。1874年（同治十三年），知县陈鸿翙第七次主修县志，本志较前志新增内容不多，特别是捻军在本地的活动，较邻县志收录资料见少，而对知县李毓泰等歌功颂德之处颇多。尽管如此，志内收录的资料，涉及近代史资料较多，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1936年（民国25年），旧中国本县最后一次修志，这次是县长崔公甫主修，志目体例较前有所创新，内容也有所丰富。综上所述，本县旧中国有8次修志，从内容上看，它们都多偏重于建置、隶属沿革、城池疆域变化和人文政治等，而忽略经济建设。依现在的观点看，也夹杂着某些封建性的糟粕。尽管如此，仍不失为我县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
新编《临邑县志》，批判地继承了旧志，是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修的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次修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直言不讳，新编志书要起到为共产党立志，为人民立言之目的。志书内容经济部类占到30%以上，在分类记述各项事业的基础上，强化了政治部类的有关内容，以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发挥的决策作用。从志书的编纂过程来讲，从1983年到1987年，为组织发动和搜集资料阶段。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0年，是组织编写部门志和县志各篇章编写阶段。第三阶段从1990年到1991年，为县志总纂合成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就每个时期的主要工作相对而言的，就县志编写的全过程来说，它是个系统工程，工作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紧密相连的，绝不能截然分开。志稿写成以后，县委、县府又邀请省、地有关领导及本区各县有关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召开了临邑县志稿评审会。会上经过各位专家“会诊”，对志稿提出了数百条修改意见。会后根据省、地、县领导、专家的建议，集中5个月的时间，从篇目到行文都作了认真的修改，有的篇章还动了“大手术”，修改成文后，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党、政领导审定，于1992年10月送交山东齐鲁书社出版。
新编《临邑县志》得以编纂成书，全靠县委、县府的领导和支持。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戚晓耕在编志过程中每遇关键环节，都予具体指导，特别是在当前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而编志经费基本没有短缺。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县长张健，对县志编写工作关心则更细微，指导更具体，特别在组织发动阶级，一些发动工作难度大的单位，张县长亲自召集这些单位负责人会议，当面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有些较大的疑难问题，张县长及时提交有关领导研究拍板，从不推诿扯皮。保证了志书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临邑县志》编纂成书的过程中，德州地区史志办公室主任徐洪岭、副主任张复海也对我们进行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工作中，不断地莅临我县具体指导。通过和县委、县府领导的接触，及时沟通上下级关系，从业务工作的角度，为县志办公室优化了工作环境。还有，在临邑县志稿评审会期间，省志办副主任孙其海、县志指导处副处长沈国良及王建国、谭玉德等同志，齐鲁书社编辑部主任赵捷，德州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潘世宏同志，都亲自到会指导，这些都是《临邑县志》得以编纂成书的主要因素之一。
新编《临邑县志》的出版，当然也凝结了我们修志人员的心血。县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一支有实干精神的队伍，他们当中的骨干都是从1983年成立县志办公室起，就做这项工作的。扎扎实实奋斗了10年，特别是副主编张武斌、葛孚信、陈志班、马传文四位同志，他们九年如一日，不管风吹雨打，不分寒冬酷暑，为修好县志尽心尽力。调县志办公室较晚的林秀芬、朱文廉、戴全红等同志，也为编写《临邑县志》出了大力，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另外，在县志编写过程中，特别是成书后期，席文天先生、县委宣传部的许世斌同志也为我们邦了大忙，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临邑县志》在其成书过程中，虽数度琢磨，屡易其稿，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志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续修时纠谬补遗。
徐心耀
一九九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