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邑县位于鲁北平原，德州地区中部。东与商河毗连，西与禹城、平原、陵县为邻，南隔徒骇河与齐河相望，北以马颊河与乐陵市为界。地理座标为东径116°41＇46＂至117°03＇16＂，北纬36° 59＇45＂至37°31＇34＂。南北长58.5公里，东西约宽30公里，总面积1007.19平方公里。全县共辖3镇17乡，808个村民委员会，99190户，45.26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9人。
本县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氏族聚居。西周、春秋时期属齐地，邑名犁（犁丘、隰），因位于古漯水之南，故又名漯阴（今济阳县城西南约40公里处）。秦时推行郡县制，置漯阴县。东晋末，公元410年（晋义熙六年），刘裕领兵北伐，克广固、灭南燕，齐地悉平，因旧漯阴城已废，遂移县治于北漯阴城（城址无考）。南朝宋，公元455年（刘宋孝建二年），将原漯阴县和著县（今济阳县境西部）部分土地合并，取汉时东郡临邑县（今东阿）之名，侨置临邑县，属魏郡。至此，漯阴县改称临邑县。公元962年（北宋建隆三年），移县治于孙耿镇，约在北宋中期，县治又从孙耿镇北移至现在的临邑县城。后历经元、明、清、民国各历史时期，临邑县置及境域面积均无多大变化。唯独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曾先后将县属大部分地区划归平禹、齐临、齐济、匡吴各县，县城东北局部地区，归新置临北办事处管辖。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临邑县建置。1955年撤销德平县建置，将原德平县的南二区划归临邑县。从此，临邑县的境域面积延续至今。
本县地形平坦，境内均为高、坡、洼相间的黄河沉积平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绝高21～12米，坡降平均1:10000，境内洼地计有18片，面积共32.1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29%，主要分布在土马河、徒骇河之间，其次为沙河乡的背河槽状洼地类型。县内河道主要有徒骇、马颊、德惠等5条。徒骇河流经本县南部边境，马颊河流经本县北部边缘，德惠河为人工河，西从林子乡马璋寨入境，至德平镇牛家坊出境，横穿县境中部。本县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区。受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光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18.3度，极端最高气温41.5摄氏度。冬季受蒙古强大冷高控制，天气寒冷干燥，降水量小，气温多在零下2摄氏度左右；春季受变性冷空气影响，降水少，风速大，风向南北交替，风力最大可达八级，多呈春旱天气，季降水量在75毫米左右；夏季受太平洋副高影响，天气闷热多雨，降水量集中，总降水量422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秋季多呈秋高气爽天气，气温降低，降水逐渐减少。常年初霜期一般始于10月21日，终于翌年4月6日，无霜期平均196天，全年日照2656小时，日均日照量7.5小时，日照率60%。全年降水量平均611毫米。
临邑县资源丰富。据1983年土壤普查，全县共有土地151.08万亩，可利用面积111.16万亩。浅层地下水位高，宜井面积780平方公里，净储量16.24亿方。尤其本县依傍黄河，开发利用黄河水，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红小豆、棉花及其他小杂粮，是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县。其他，生物资源、药材资源、石油资源都比较丰富，已探明地下石油为四大油藏类型，八套含油层系。分布在县境内四个乡，含油面积28.7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4735.94万吨。本县地理位置优越，县城距省会济南60公里，104国道线穿城而过，与利禹公路交会于此。是江南各地通往京津的公路交通咽喉。对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极为有利。
在漫长的旧社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临邑人民，由于饱受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富有反帝反封建的无私精神和坚强性格。长期以来，本县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早在公元1799年（清嘉庆四年），本县德平一带，就发生了一起震撼京师的抗粮事件。当地人民为反对官府的苛捐杂税，积极进行抗粮斗争，为首人杨潭怒杀贪官叶芳，官府慑服，一时苛捐免征。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城东北区南谢庄人民，不堪天主教徒的凌辱，由庞维、姜贯一、朱辉泉为首，联合附近村民成立义和团攻打小张家教堂，杀死教徒108人，以后又接连攻打刘寨教堂。此举大长了临邑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民国时期，城北王草寺村王盛时，为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也曾联合附近村民围攻县城，迫使县衙对人民做出了让步。直至1926年，本县小齐家人邓光镇，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始，共产党在临邑的影响逐步扩大。1928年，田口、魏家、闫桥分别建立了农村党支部，1939年3月，中共临邑县委正式建立。从此，揭开了本县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本县人民为保卫、解放这块土地，有688人光荣献身，至1945年，终于赢得了临邑县全境的彻底解放。在解放战争中，本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人民的新生政权，参军、支前、争取全国解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有数以千计的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本县历代人材荟萃。汉末文学家祢衡，为人不媚豪门，不畏权势。经世传唱的京剧《击鼓骂曹》，就是对祢衡这种性格的赞诵。他一生写出不少优秀诗、赋、文章，留存后世的《鹦鹉赋》，是他的绝命之笔。写得“浩气坌涌”“慷慨倬厉”，为历代名家所赞赏。北宋雕塑家盖忠，在长清灵岩寺修建过程中，以精湛的技艺将罗汉像塑造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为我国古代雕塑园地增添了光彩。明代书法家邢侗，其书法师“二王”，但又独具风格。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同称明代四大书法家。其胞妹邢慈静，“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书画俱称绝品，与兄侗齐名”。当代历史学家邓广铭，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执教半个世纪，结合教学实践精研宋史，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影响深远的著述、文章，特别是经过他本人三次改写，1983年再版的《岳飞传》，无论是史识的观点，还是以史实来看，确有深刻的“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为全面认识民族英雄岳飞提供了依据。国画家宋雨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辽宁画院专业画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数千幅国画流传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十三幅为中外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有《宋雨桂国画》、《雨桂画意》出版。1984年与冯大中合作的《甦醒》获六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画风雄浑野逸、苍润博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本县经济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人民生活无着，长期贫病交加，伤亡无计，有的背井离乡外出逃生。明永乐年间后，经几次由河北、山西及山东蓬莱地区往县境内移民，临邑人口逐步有所增加，荒芜的土地逐步被开垦利用。据清顺治《临邑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临邑人口达44969人，耕地40余万亩。自清朝到民国年间，本县土地面积和人口逐年增加，但由于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束缚，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多大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入侵，本县经济遭受破坏惨重。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3494万元、1833万元、205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经济发展的起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全县社会总产值已超过1949年的水平，比1949年增长34.2%；国民收入增长38.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8%。进入全面经济建设时期以后，经济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以治水改土为中心，旱、涝、碱综合治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治理了徒骇、马颊、德惠三条骨干河道，开挖了禹临河、引徒总干、春风河、三分干、临商河、北四分干、尹家干沟等七条支流；开发了李家岸、邢家渡两大引黄灌区；修建排灌沟渠1982条，总长2965公里；建扬水站23处，装机容量36/1857（台/千瓦）；共打机井3832眼，其中配套2057眼，完好1430眼，22632马力，共修建桥、涵、闸、渡槽1579座，基本形成了排、灌、路、林四结合的平原沟网系统，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城镇工业门类逐步齐全，规模不断扩大，在立足本地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并建立起了主导行业。其中纺织工业企业18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10.5%；食品工业企业38个，占22.9%；造纸工业企业3个，占1.7%；家俱工业企业11个，占6.4%；石油加工企业14个，占8.1%；化学工业企业4个，占2.3%；建材工业企业38个，占22.1%；机械工业企业18个，占10.5%。这些工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2%以上。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到1987年末，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6123万元，是1949年的12.6倍，1978年的2.4倍。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先后新建、扩建了白酒厂、啤酒厂、石油化工厂、棉纺厂、化工厂、织布厂、农机厂、汽修厂、面粉厂、肉联厂、造纸厂、棉花加工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尤其乡、镇、村工业，从50年代开始举办，几经兴衰变化，到1978年全县只有45处， 1978年以后的10年，发展异常迅速，到1987年底，全县乡、镇、村共有974个工业企业（含城乡个体企业）。总产值达18747万元，比1978年增长2.4倍，平均每年增长14.7%，超过县属工业平均增长9.9%的速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9.7%上升到63.9%。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到1987年底，全县共有商业机构3268个，比1952年增长33倍。其中全民所有制115个，占全部商业机构的3.5%；集体所有制商业399个，占12.2%；合营商业1个，占0.03%；个体2754个，占84.3%。商业从业人员9661人，比1952年增长10.1倍。概述建国后临邑经济发展的脉络，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57年），全县普遍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大部分个体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组织。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社会总产值达到6431万元，比1949年增长62.9%；国民收入达到2911万元，比1949年增长58.8%；国民生产总值3481万元，比1949年增长69.1%。这时期，由于比较注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国民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
第二阶段（1958～1965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本县工农业生产开始运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设备，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空白增加到1958年的470万千瓦；化肥施用量（折纯）增加到685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86.8万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233万元。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不注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适度的扩大集体经济，凭主观意志规定生产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再加上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本县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48.5%；工业总产值下降66.2%。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9元，是本县建国以来历史上的“低谷”。
1963～1965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了经济下降的局面，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到196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均接近1957年的水平，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6%和4.7%。
第三阶段（1966～1978年），十年动乱期间，本县经济建设遭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冲击，使刚刚恢复生机的国民经济再次遭受挫折和损失。但由于全县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对左倾错误的坚决抵制，经济建设仍有进展。十三年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9.2%和8%，粮食总产量增长3%，油料总产量增长5.3%，棉花下降了6.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6.9%，农民人均收入较前几年略有增加，但水平很低，一直徘徊在30元左右。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也还不到300万元。
第四阶段（1979～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本县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开放、搞活”的方针，以及党对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生产力大获解放，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特别是首先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十年间，农村社会总产值年年创出新水平。不仅自给自足有余，而且连年调往外地，成为国家的商品粮、棉基地县，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在全面推行厂长（经理）承包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不断引入竞争机制，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本县经济开始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1987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比改革前的1978年分别增长2.6倍、2.3倍和2.7倍。所以说改革十年是临邑县经济大发展的十年。
本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据旧志记载，学校始创于公元1101年（北宋崇宁元年），后又建文庙、学署。但在旧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其他事业一样，时兴时衰。旧志《选举志》记载，公元1506年以前，本县入籍的举人仅有18名，应京试，选为进士的有2名。可是从公元1506年到1591年，八十多年的时间内，临邑县入选的举人就有26名，进士11名。此后，包括清朝二百余年的时间内，临邑仅入选了11名举人，无一名进士及第。民国以后，废科举兴学堂，教育事业又有发展，但因战火频仍，灾荒连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侵华日军的入侵，使教育事业遭受了很大破坏。直到建国以后，人民当家作主，教育事业方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学校数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每年都为国家输送大批人才。同时成人教育也得到发展。到1987年底，全县已拥有各类正规学校835所。其中普通中学26所，在校学生14912人；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300人；农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771人；中等师范学校1所，在校生800人；小学806所，在校生59460人，入学率达99.71%。幼儿园29所，在园儿童6202人。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4317人，幼儿教师256人。与此同时，教育场所、教学设备、教师队伍都有了很大改观，初步形成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到大学专科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
建国前，临邑县卫生事业也很落后，缺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建国初期，全县仅有14处卫生机构，285名卫生技术人员。经过近四十年来的发展，至1987年，全县已有卫生机构43处，比1949年增加29处。其中县级医院9处，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校、药品检验所各一处。共有门诊室29处，乡、镇卫生院16处，县直各部门已建卫生室15处，村级医疗点达706个，基本形成了医疗卫生网。病床从无到有，现已增加到677张，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病床15.04张。医疗队伍逐步壮大，现有卫生技术人员1232人，是1949年的4.3倍，平均每万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7.4人。
回首临邑县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屈辱的历史，也有高举红旗胜利前进的征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放眼未来，记取经验，特别是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临邑县土地、人力、黄灌、棉花、油气、“地利”等六大优势，并以科技开发为先导，一定能够把本县建成工业发达、农业稳定、市场配套、科技繁荣、安定团结、富庶文明的新临邑。
概述
临邑县位于鲁北平原，德州地区中部。东与商河毗连，西与禹城、平原、陵县为邻，南隔徒骇河与齐河相望，北以马颊河与乐陵市为界。地理座标为东径116°41＇46＂至117°03＇16＂，北纬36° 59＇45＂至37°31＇34＂。南北长58.5公里，东西约宽30公里，总面积1007.19平方公里。全县共辖3镇17乡，808个村民委员会，99190户，45.26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9人。
本县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氏族聚居。西周、春秋时期属齐地，邑名犁（犁丘、隰），因位于古漯水之南，故又名漯阴（今济阳县城西南约40公里处）。秦时推行郡县制，置漯阴县。东晋末，公元410年（晋义熙六年），刘裕领兵北伐，克广固、灭南燕，齐地悉平，因旧漯阴城已废，遂移县治于北漯阴城（城址无考）。南朝宋，公元455年（刘宋孝建二年），将原漯阴县和著县（今济阳县境西部）部分土地合并，取汉时东郡临邑县（今东阿）之名，侨置临邑县，属魏郡。至此，漯阴县改称临邑县。公元962年（北宋建隆三年），移县治于孙耿镇，约在北宋中期，县治又从孙耿镇北移至现在的临邑县城。后历经元、明、清、民国各历史时期，临邑县置及境域面积均无多大变化。唯独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曾先后将县属大部分地区划归平禹、齐临、齐济、匡吴各县，县城东北局部地区，归新置临北办事处管辖。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临邑县建置。1955年撤销德平县建置，将原德平县的南二区划归临邑县。从此，临邑县的境域面积延续至今。
本县地形平坦，境内均为高、坡、洼相间的黄河沉积平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绝高21～12米，坡降平均1:10000，境内洼地计有18片，面积共32.1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29%，主要分布在土马河、徒骇河之间，其次为沙河乡的背河槽状洼地类型。县内河道主要有徒骇、马颊、德惠等5条。徒骇河流经本县南部边境，马颊河流经本县北部边缘，德惠河为人工河，西从林子乡马璋寨入境，至德平镇牛家坊出境，横穿县境中部。本县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区。受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光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18.3度，极端最高气温41.5摄氏度。冬季受蒙古强大冷高控制，天气寒冷干燥，降水量小，气温多在零下2摄氏度左右；春季受变性冷空气影响，降水少，风速大，风向南北交替，风力最大可达八级，多呈春旱天气，季降水量在75毫米左右；夏季受太平洋副高影响，天气闷热多雨，降水量集中，总降水量422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秋季多呈秋高气爽天气，气温降低，降水逐渐减少。常年初霜期一般始于10月21日，终于翌年4月6日，无霜期平均196天，全年日照2656小时，日均日照量7.5小时，日照率60%。全年降水量平均611毫米。
临邑县资源丰富。据1983年土壤普查，全县共有土地151.08万亩，可利用面积111.16万亩。浅层地下水位高，宜井面积780平方公里，净储量16.24亿方。尤其本县依傍黄河，开发利用黄河水，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红小豆、棉花及其他小杂粮，是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县。其他，生物资源、药材资源、石油资源都比较丰富，已探明地下石油为四大油藏类型，八套含油层系。分布在县境内四个乡，含油面积28.7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4735.94万吨。本县地理位置优越，县城距省会济南60公里，104国道线穿城而过，与利禹公路交会于此。是江南各地通往京津的公路交通咽喉。对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极为有利。
在漫长的旧社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临邑人民，由于饱受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富有反帝反封建的无私精神和坚强性格。长期以来，本县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早在公元1799年（清嘉庆四年），本县德平一带，就发生了一起震撼京师的抗粮事件。当地人民为反对官府的苛捐杂税，积极进行抗粮斗争，为首人杨潭怒杀贪官叶芳，官府慑服，一时苛捐免征。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城东北区南谢庄人民，不堪天主教徒的凌辱，由庞维、姜贯一、朱辉泉为首，联合附近村民成立义和团攻打小张家教堂，杀死教徒108人，以后又接连攻打刘寨教堂。此举大长了临邑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民国时期，城北王草寺村王盛时，为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也曾联合附近村民围攻县城，迫使县衙对人民做出了让步。直至1926年，本县小齐家人邓光镇，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始，共产党在临邑的影响逐步扩大。1928年，田口、魏家、闫桥分别建立了农村党支部，1939年3月，中共临邑县委正式建立。从此，揭开了本县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本县人民为保卫、解放这块土地，有688人光荣献身，至1945年，终于赢得了临邑县全境的彻底解放。在解放战争中，本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人民的新生政权，参军、支前、争取全国解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有数以千计的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本县历代人材荟萃。汉末文学家祢衡，为人不媚豪门，不畏权势。经世传唱的京剧《击鼓骂曹》，就是对祢衡这种性格的赞诵。他一生写出不少优秀诗、赋、文章，留存后世的《鹦鹉赋》，是他的绝命之笔。写得“浩气坌涌”“慷慨倬厉”，为历代名家所赞赏。北宋雕塑家盖忠，在长清灵岩寺修建过程中，以精湛的技艺将罗汉像塑造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为我国古代雕塑园地增添了光彩。明代书法家邢侗，其书法师“二王”，但又独具风格。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同称明代四大书法家。其胞妹邢慈静，“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书画俱称绝品，与兄侗齐名”。当代历史学家邓广铭，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执教半个世纪，结合教学实践精研宋史，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影响深远的著述、文章，特别是经过他本人三次改写，1983年再版的《岳飞传》，无论是史识的观点，还是以史实来看，确有深刻的“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为全面认识民族英雄岳飞提供了依据。国画家宋雨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辽宁画院专业画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数千幅国画流传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十三幅为中外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有《宋雨桂国画》、《雨桂画意》出版。1984年与冯大中合作的《甦醒》获六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画风雄浑野逸、苍润博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本县经济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人民生活无着，长期贫病交加，伤亡无计，有的背井离乡外出逃生。明永乐年间后，经几次由河北、山西及山东蓬莱地区往县境内移民，临邑人口逐步有所增加，荒芜的土地逐步被开垦利用。据清顺治《临邑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临邑人口达44969人，耕地40余万亩。自清朝到民国年间，本县土地面积和人口逐年增加，但由于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束缚，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多大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入侵，本县经济遭受破坏惨重。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3494万元、1833万元、2058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经济发展的起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互助合作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大力发展生产。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全县社会总产值已超过1949年的水平，比1949年增长34.2%；国民收入增长38.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8%。进入全面经济建设时期以后，经济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以治水改土为中心，旱、涝、碱综合治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治理了徒骇、马颊、德惠三条骨干河道，开挖了禹临河、引徒总干、春风河、三分干、临商河、北四分干、尹家干沟等七条支流；开发了李家岸、邢家渡两大引黄灌区；修建排灌沟渠1982条，总长2965公里；建扬水站23处，装机容量36/1857（台/千瓦）；共打机井3832眼，其中配套2057眼，完好1430眼，22632马力，共修建桥、涵、闸、渡槽1579座，基本形成了排、灌、路、林四结合的平原沟网系统，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城镇工业门类逐步齐全，规模不断扩大，在立足本地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并建立起了主导行业。其中纺织工业企业18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10.5%；食品工业企业38个，占22.9%；造纸工业企业3个，占1.7%；家俱工业企业11个，占6.4%；石油加工企业14个，占8.1%；化学工业企业4个，占2.3%；建材工业企业38个，占22.1%；机械工业企业18个，占10.5%。这些工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2%以上。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到1987年末，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6123万元，是1949年的12.6倍，1978年的2.4倍。在省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先后新建、扩建了白酒厂、啤酒厂、石油化工厂、棉纺厂、化工厂、织布厂、农机厂、汽修厂、面粉厂、肉联厂、造纸厂、棉花加工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尤其乡、镇、村工业，从50年代开始举办，几经兴衰变化，到1978年全县只有45处， 1978年以后的10年，发展异常迅速，到1987年底，全县乡、镇、村共有974个工业企业（含城乡个体企业）。总产值达18747万元，比1978年增长2.4倍，平均每年增长14.7%，超过县属工业平均增长9.9%的速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9.7%上升到63.9%。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到1987年底，全县共有商业机构3268个，比1952年增长33倍。其中全民所有制115个，占全部商业机构的3.5%；集体所有制商业399个，占12.2%；合营商业1个，占0.03%；个体2754个，占84.3%。商业从业人员9661人，比1952年增长10.1倍。概述建国后临邑经济发展的脉络，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57年），全县普遍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大部分个体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组织。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社会总产值达到6431万元，比1949年增长62.9%；国民收入达到2911万元，比1949年增长58.8%；国民生产总值3481万元，比1949年增长69.1%。这时期，由于比较注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国民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
第二阶段（1958～1965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本县工农业生产开始运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设备，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空白增加到1958年的470万千瓦；化肥施用量（折纯）增加到685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86.8万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233万元。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不注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适度的扩大集体经济，凭主观意志规定生产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再加上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本县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48.5%；工业总产值下降66.2%。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9元，是本县建国以来历史上的“低谷”。
1963～1965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了经济下降的局面，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到196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均接近1957年的水平，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6%和4.7%。
第三阶段（1966～1978年），十年动乱期间，本县经济建设遭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冲击，使刚刚恢复生机的国民经济再次遭受挫折和损失。但由于全县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对左倾错误的坚决抵制，经济建设仍有进展。十三年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9.2%和8%，粮食总产量增长3%，油料总产量增长5.3%，棉花下降了6.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6.9%，农民人均收入较前几年略有增加，但水平很低，一直徘徊在30元左右。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也还不到300万元。
第四阶段（1979～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本县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开放、搞活”的方针，以及党对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生产力大获解放，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特别是首先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十年间，农村社会总产值年年创出新水平。不仅自给自足有余，而且连年调往外地，成为国家的商品粮、棉基地县，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在全面推行厂长（经理）承包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不断引入竞争机制，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本县经济开始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1987年，全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比改革前的1978年分别增长2.6倍、2.3倍和2.7倍。所以说改革十年是临邑县经济大发展的十年。
本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据旧志记载，学校始创于公元1101年（北宋崇宁元年），后又建文庙、学署。但在旧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其他事业一样，时兴时衰。旧志《选举志》记载，公元1506年以前，本县入籍的举人仅有18名，应京试，选为进士的有2名。可是从公元1506年到1591年，八十多年的时间内，临邑县入选的举人就有26名，进士11名。此后，包括清朝二百余年的时间内，临邑仅入选了11名举人，无一名进士及第。民国以后，废科举兴学堂，教育事业又有发展，但因战火频仍，灾荒连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侵华日军的入侵，使教育事业遭受了很大破坏。直到建国以后，人民当家作主，教育事业方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学校数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每年都为国家输送大批人才。同时成人教育也得到发展。到1987年底，全县已拥有各类正规学校835所。其中普通中学26所，在校学生14912人；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300人；农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771人；中等师范学校1所，在校生800人；小学806所，在校生59460人，入学率达99.71%。幼儿园29所，在园儿童6202人。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4317人，幼儿教师256人。与此同时，教育场所、教学设备、教师队伍都有了很大改观，初步形成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到大学专科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
建国前，临邑县卫生事业也很落后，缺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建国初期，全县仅有14处卫生机构，285名卫生技术人员。经过近四十年来的发展，至1987年，全县已有卫生机构43处，比1949年增加29处。其中县级医院9处，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校、药品检验所各一处。共有门诊室29处，乡、镇卫生院16处，县直各部门已建卫生室15处，村级医疗点达706个，基本形成了医疗卫生网。病床从无到有，现已增加到677张，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病床15.04张。医疗队伍逐步壮大，现有卫生技术人员1232人，是1949年的4.3倍，平均每万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7.4人。
回首临邑县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屈辱的历史，也有高举红旗胜利前进的征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放眼未来，记取经验，特别是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临邑县土地、人力、黄灌、棉花、油气、“地利”等六大优势，并以科技开发为先导，一定能够把本县建成工业发达、农业稳定、市场配套、科技繁荣、安定团结、富庶文明的新临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