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管理
建国前，农民个体经营，自种自收，间有少数的变工互助。建国后，村村逐步建立互助组，劳动作业有组长临时指派或组成临时小组。对劳力少的困难户和烈属，由互助组组织劳力代耕代种，不计报酬。1951年开始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社长分派农活。社员领工，死分死记，年初对所有劳力评定一次日工分，多数社是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半劳力每天4至6分。后来，为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对于某些农活实行单项包工。
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除干部带头实干外，还制定了具体管理制度。一是劳动计酬由初级社的“死分死记”改为“包工包额”，每年春节前制定出下一年的生产规划，根据规划要求，制定每项农活的定额，经社员讨论修订后张榜公布。大队根据定额对小队包工，小队对社员包工，多劳多得，再就是制定了四小管理制度，既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小段检查验收。生产小队根据劳力情况，划分若干生产小组，对小组实行小段包工（根据季节和农活情况以3—5天为一小段或7—8天为一小段），每小段农活干完后，小队进行检查验收，根据验收情况给记工分。还有对饲养员制定了“两定责任制”，即定料、定膘，对牲畜半年搞初评，年终搞总评，根据评比情况，好的记略高于同等劳力工分，差的记相当于同等劳力或低于同等劳力的工分。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大跃进”开始，社员劳动按军事编制，采取军事管理办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一个公社为一个战区或划分为几个战区，调动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劳动食宿，实行所谓“政治挂帅”，不记工分。劳动好的插红旗，劳动差的插白旗，不劳动的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人民生活开始困难，劳动作业逐渐改为以连（自然村、大队）为单位进行，并实行五定制度，即定劳力、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报酬。包工农活实行以工带粮，非包工农活，多干者增加粮食定量，少干者减少粮食定量。
1962年，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生产走向正常，人民生活逐步好转。劳动管理实行包工到组、责任到人，并实行基本工和基本肥，超额完成者奖励表扬。反之批评检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推行“大寨记工法”，即“自报公议”。社员平时不记工分，只记工时，一月、一个季度或一年一评议，按评定的日工分计算全年报酬。因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为革命种田”，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得到落实，经营管理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规。至1978年，基本上恢复了原来比较合理、行之有效、群众欢迎的“四小”管理制度。1978年后，随着生产形势的发展，逐步落了各项生产责任制。其形式有：包工到组、定额管理；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1980年后，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至1985年，农村利用剩余劳力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了许多“专业户”、“重点户”及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
财务管理
初级社开始设立会计帐簿，初期采用老式流水帐，后经过培训会计，逐步改为新式的多栏日记帐。会计记帐严格认真，有凭有据，日清月结，按时向社员公布帐目。财务审批制度也较严格，生产性开支10元以下者经社委会研究批准；10元以上者，经全体社员讨论，否则不能开支。粮食、现金有专人保管，出入库过秤，有群众代表监督。
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设会计股。规模较大的社配主管会计、记帐员、现金出纳；一般的社设会计和现金保管。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工作的需要，会计科目由初级社的一本多栏目记帐发展到有日记帐、总分类帐、明细分类帐、现金帐、劳动工分帐5种，另外还有固定财产、库存物质、产品、预分、牲畜、农具等7种登记簿。帐薄的记载、存查、移交比较严格认真。会计除每月向社员公布帐目外，还每月向区报送月立表，年终报送年报表和资产负债表。为严格财务管理，各社均制定有开支审批制度、社员预支制度、保管制度、帐目清理公布制度和财务检查制度。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公社统一核算。工、农、兵、学、商五体一致，收入完全由公社统一支配，以“需要”为原则，需粮就调、需树就伐、需钱就收，大刮“共产风”。财务管理极为混乱。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逐步恢复和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各生产大队对牲畜、农具等集体财产重新登记入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务管理又出现了一个帐物相符、日清月结、按时公布、三榜上墙的新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财务管理又一度混乱。许多合理的管理制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1970年，形势基本稳定后，全县推行招远县高家庄“民主理财”的经验。各生产队建立了由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民主理财小组，平时有权对财务进行检查和监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财务管理又恢复正常。现金、实物日记帐，明细分类帐，劳动工分帐等帐簿又逐步健全。1980年后，由于逐步落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财务管理也随之改革，各生产队取消了会计人员。至1985年，每个村一般只设1名会计，设有现金帐、固定资产帐、出工登记簿等管理全村财务。
收益分配
1951年至1955年初级社时期，总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动与土地的比例进行分配。前期的分配比例是劳四地六，后期为劳六地四。扣分比例是本着少扣多分的原则，扣留总收入的5—7%作为公积金，1—2%作为公益金。按照实际支出的工本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留有生产费。总的扣留比例不超过总收入的40%,60%以上的收入按工分和入社土地分配。
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取消了土地分红，完全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全社统一核算。社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四固定”。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固定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包产的原则是参照正常年景的产量，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使其有产可超，有奖可得。现金分配，坚持少扣多分的原则，总扣留不得超过总收入的40%,60%以上按劳分配，当年兑现，工完帐清。粮食分配按以人定量，对一两口人的大肚子汉有所照顾。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月薪制，工资数量不一，分七个等级，最低的2元，最多的8元，每个级差1元。约三个月后，一般社队月薪制又改为工分制。粮食分配完全由大食堂掌握，吃大锅饭，开始以吃饱为原则，需要多少给多少。这种分配制度，扩大了按需分配，缩小了按劳分配，出现了不合理因素。1959年下半年因粮食短缺又改为以人定量的办法。
1962年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好转，这时期的分配原则强调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照顾三者利益。生产好的队国家多购点，集体多扣点，社员多分点。生产差的队相反。生产队总扣留不得超过总收入的36%，受灾队当年投资生产费确实无法扣回者，转托下年。粮食和现金分配多数队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少数队试搞“人七劳三”、“人六劳四”、“人五劳五”的分配办法。对无劳力的烈军属、干部职工家属、五保户及社会困难户进行照顾。照顾的原则是烈、军、荣、残高于一般劳力吃粮水平，干部职工家属相当于一般劳力吃粮水平，社会困难户略低于一般劳力吃粮水平。生产大队有副业、林业等收入，不单独分配，除留有工本费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外，其余部分给各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大队干部的补助工分和抽调劳力的工分，分摊给各生产队一块参加分配。柴草、蔬菜、自留棉等均低于市场价格作价，按人平均分配。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分配方法全部改为“人七劳三”加照顾；现金仍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过分强调平均，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效率低下，年终决算一般生产队每个工日的工值只几角钱，有的生产队甚至几分钱。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按劳分配加照顾的政策，体现了多劳多得，克服了平均主义。
1978至1985年，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不断完善，特别是“大包干”责任制的实行，由过去的统一分配改为包干分配。除了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外，剩下的部分全部归自己。更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
农村收益分配情况
单位：元、公斤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