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铭
王金铭（1880—1912）字子箴，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人。民国政府陆军上将。8岁入本村私熟读书，16岁弃学从商，18岁在天津参加袁世凯组编的新军。当兵后，他勤学苦练，作战勇敢，不久即被提升为副目（副班长）。
1899年，山东省义和拳反对教会欺压，仇杀了外国传教士，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袁世凯率领由他编练的新建陆军（这时已改为武卫右军）来山东，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汰弱留强，补充武卫右军，扩充成为步马炮队共二十营。这时王金铭由副目升为正目。
八国联军之役后，袁世凯升为直隶总督，他所率的武卫右军，改为北洋常备军。1904年，王金铭擢升为该军二镇（师）第七标（团）某营左哨哨长（连长）。1905年，王金铭调任北洋常备军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1907年，王金铭任由徐世昌统率的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某标第一营帮带（营副），驻防新民府。
1908年，王金铭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立志革命。他和同在第一混成协任帮带的冯玉祥、施从云等，志同道合，倾向革命。适逢同盟会员刘瀛在第一混成协做革命宣传，王金铭和他结识，并阅读了刘瀛送给他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受到很大启发，增强了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认识，对清廷的昏庸误国深恶痛绝。于是和冯玉祥、施从云等人计议，组织革命团体，名为“武学研究会”，针贬时弊，揭露清王朝卖国投降、压榨残害人民的罪行，在军中进行宣传鼓动，争取官兵的同情与支持。
1910年9月，第一混成协与原来独立第一、二团合编为第二十镇，王金铭任七十九标第一营帮带。1911年夏，王金铭因驻地洪水泛滥，带队抢险有功，提升为第七十九标第二营官带（营长）。这时，王金铭不满足于“武学研究会”的革命活动，和天津“北方革命协会”的白雅雨等取得联系，准备武装起义，并发起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从事募捐活动，筹集资金，秘买枪械。
1911年9月，清廷决定调二十镇开往永平州，举行秋操演习，王金铭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当即呼请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密约在演习时，暗带实弹，相机起事。第二十镇接到命令后，以七十八、七十九标为主体，其它各标排选官长兵目参加，合编为第一混成协，开赴滦州。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秋操演习中途停止。清廷见形势紧迫，急令所有部队停止调动，只留第七十九标施从云和王金铭、张建功率领的第一、二、三营驻滦州待命。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二十镇接到开赴前线进攻民军的命令，这时，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认为形势发展迅速，机不可失，呼请统制张绍曾立即和吴禄贞、蓝天蔚等协商，一致起事，攻取京津。张表示同意，并提出“立宪大纲”，电达清廷。清廷一面假意表示接受“立宪大纲”，一面将吴禄贞暗杀于石家庄。清廷又调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以削去他的兵权。王金铭得知张绍曾去职的消息，非常气愤，召集在滦州的施从云、张之江等七十余人，举行会议。呼请张绍曾切勿受命离去，张迟疑不决，交卸了统制的职务。新任统制潘矩楹系保皇派，对王金铭、施从云暗中监视。革命派决定推戴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主持。王金铭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并加强与革命党人白雅雨等的联系。
武昌民军起义以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革命火焰势成燎原。1911年12月18日，民军和清廷两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但和谈进行了十天，毫无结果，且有破裂之势。因此决定在和谈决裂时，在清廷的后翼，发动武装起义。王金铭主张早日发动，为北方革命开一先声，白雅雨等却认为滦州方面的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不宜轻率，不如密约各地民军，从海上集中秦皇岛，与海阳镇冯玉祥等同时发动较为妥善。此时清廷为防范民军在秦皇岛登陆，已将第八十标的冯玉祥等所率之部调至海阳镇。
王金铭以换马为名，来到海阳镇，和冯玉祥商谈海阳镇方面的军事计划，并将滦州方面的活动情况告知冯玉祥。他们计议，俟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行动。
南北议和行将决裂，南京革命政府派白雅雨赍北洋政府大都督印来到滦州，促王金铭立即起义，王金铭当即同施从云、白雅雨、孙谏声、周文海等在滦州师范学堂举行会议决定起义，并首先发出主和通电。同时，于当天成立了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王金铭被公推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张建功为副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周文海为秘书长，并通电各方。电文发出，清廷震惊。袁世凯惊惶失措，急派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抚。后慑于起义军威怒，落荒而逃。
王怀庆逃走后，王金铭等共商对策，决定先发制人，攻其不备，立即向京津进军。当即派李滋懋赴海阳镇，约冯玉祥、张之江等从速出师。王金铭、施从云率领全军，集中滦州北关。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王金铭、施从云所率的一、二营外，尚有张建功的第三营。张建功与王、施貌和神离，口密腹剑，暗中与标统范国璋勾结。当一、二营向城外开拔时，张建功即命令所率部队在城头以猛烈火力向王、施射击。王金铭恐被叛军拖住，贻误战机，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挥师西进。
当火车行至雷庄附近时，铁路被王怀庆破坏，列车出轨倾覆，官兵多人受伤。王怀庆率部以密集火力向革命军猛烈射击，王金铭、施从云身先士卒，英勇还击。战至黎明，王怀庆所部淮军渐渐不支，多次鸣号请求停战。并派徒手军官前来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车站议和。王、施二人遂即答应前去。大家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果然不出所料，王金铭、施从云到达雷庄车站，却不见王怀庆迎接。这时，伏兵四起，将王、施及百余官兵一一扑获。
王怀庆用诡计将王金铭扑获后，先以死相威胁，王金铭宁死不屈。又以感情进行软化，许以高官厚禄，都遭到王金铭的严厉痛斥。王怀庆电请袁世凯发落，袁世凯电令将王金铭就地处决。
王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他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拜辞父母，然后昂首挺胸走向刑场。他看到马弁刘荣在旁边，便对监斩官说：“刘荣没有罪，你们可以放他走。”监斩官允许刘荣走开，刘荣坚决不走，并慷慨陈词，说：“我与大都督一同闹革命，不幸失败，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不能独活人间。”弁目（护兵）黄云水也在王金铭身边，王怀庆派人撵他走，他不但不走，反破口大骂王怀庆是害民贼。王怀庆脑羞成怒，将刘荣、黄云水与王金铭一并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施从云、白雅雨等14人。
民国成立后，各地礼葬革命烈士遗骸。1912年3月，北京市革命协会为了追念王金铭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业绩，决定将其遗骸移葬山东故里。在灵车经过的城镇，受到各界群众的祭奠。
1923年至1925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驻北京期间，于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为王金铭、施从云树立戎装铜像，以资纪念。王金铭铜像的底座上写着：“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之大都督王金铭烈士像。”冯玉祥又请准中华民国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戎装铜像于1937年北京沦陷后为日本侵略军所毁。
宋景周
宋景周（1893—1938），武城县四女寺镇蒋家佛堂村人。自幼尚武。性格粗犷刚毅，恢宏大量。为人豪爽仗义，专爱和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财主作对，为穷人打抱不平。
宋景周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做过武术教练，曾任连长。后退伍返乡，从事农业。
1937年10月，日寇进攻山东，国民党军队不加抵抗，放弃鲁北，狼狈南逃。敌人占领了德州、恩县、平原，随后，在德州城南纪庄设立据点。日寇经常到蒋家佛堂一带骚扰，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宋景周对此非常气愤，是年冬，他组织成立了拾合乡人民自卫团，练习武术，购置武器，保卫家园。他说：“眼看着一块土地上的亲姊妹让日寇糟践，我心里像滚油煎，挫刀挫啊！我豁上了，舍家抛业，揭竿抗日。”他带领自卫团几十人，摸岗哨，截粮车，不断袭击敌人，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后来，自卫团加入抗日义勇军，被编为第二营，宋景周任营长。他们扒铁路、打军车，与敌人周旋，使敌人惶惶不安。
1938年10月5日凌晨，日寇突然从德州沿公路南犯，包抄四女寺，身为抗日义勇军二团团副的徐振祥临阵脱逃。宋景周带领战士英勇抵抗。敌人数倍于义勇军，武器精良，攻势凌厉，义勇军伤亡惨重，宋景周身先士卒，弹无虚发，机智地消灭敌人。经过激战，宋景周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战士。在带领战士突围时，他不幸腰部中弹，卫兵商全阁要背他，他用枪指着商说：“你快突围，不然我就打死你！”商全阁躲进一个农民的地瓜窑里，幸免于难。宋景周爬到一堆秫秸里，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一个冲上来的敌人，鲜血流尽，光荣牺牲。
宋景周牺牲的第二天，蒋家佛堂村宋景周的旧部为他收了尸，拾合乡人民自愿集资，为他立碑，碑上写着“为国捐躯”四个大字。这块石碑至今仍完好无损地树立在利民河畔，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和学生，都来祭扫烈士灵墓，以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无限怀念。
陈景文
陈景文（1915—1939），曾用名陈景有，字子周，武城县武城镇北关村人。幼年就读私熟，聪敏过人，刻苦好学，成绩优异。
1930年，陈景文升入平原县中学读书。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广泛传播，人民逐渐觉醒，他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经同学孙星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原中学毕业后，即考入聊城（东昌）后期师范，与刘子蔚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刘子蔚毕业离校后，陈景文负责鲁西党支部的工作。
1937年冬，陈景文奉中共鲁西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到单县、丰县边区工作，常驻单县袁庙、王岗和丰县的大刘集一带，负责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抗战初期，环境恶劣，敌伪横行，民不聊生。陈景文冒着生命危险，临危不惧，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进行武装起义。帮助建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单县第八大队。并任分队指导员。
1939年夏，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陈景文调到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任组织干事。
1939年冬，发生了错误的“湖西肃托”事件，陈景文被捕。后来，山东省分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委罗荣桓亲临湖西，制止和处理“肃托”事件。可是在这之前，陈景文因严刑折磨，身体不支，含冤而死。
孟庆祯
刘玉静
孟庆祯（1917—1939），武城县武城镇人。幼年因家境贫寒，遂辍学而改做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资本家虐待，到恩县考入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学，努力阅读进步书藉，积极探求救国之路。
“七·七”事变后，孟庆祯积极组织学生大力宣传“没国就没家”的道理，唤起民众救亡抗日。1938年春，孟庆祯在旧城参加彭天奇、刘子蔚领导的战委会，为武城县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带动胞姐孟春玲、胞妹孟桂荣一齐参加战委会工作。同年秋，日寇侵占旧城，纵火焚烧了孟庆祯的家，并威胁其亲属，妄图动摇他的抗战决心。这些更激起孟庆祯的阶级义愤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坚定地对爱人刘玉静说：“不打败日寇，我决不回家！”刘玉静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秋，孟庆祯在南宫参加党员训练班，尔后，任武城县大队基干连副指导员。1939年，孟庆祯带队在禹城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发觉包围，他遂指挥突围，经过激战，重创敌军。他亦因负重伤而遭敌人杀害，时年22岁。
刘玉静（1917—1944），女，武城县武城镇沙窝屯西排人。1935年同孟庆祯结婚。后在丈夫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其夫孟庆祯牺牲，她抱着为夫报仇的决心，带着幼小的女儿，和孟庆祯的姐姐孟春玲一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由于敌人封锁和连年灾荒，根据地的同志们以棉籽皮、树皮、草籽为食，生活极其困难。刘玉静毫无怨言，积极为党工作，组织演出，宣传抗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并传递革命情报。有几次，刘玉静把情报藏在女儿的小辫里，顺利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2年，党派刘玉静回家乡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刘玉静遂带女儿在旧城婆家，沙窝屯娘家迅速建立地下交通战，为护送抗日工作人员、转送党的文件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她与别人化装成夫妇，顺利完成了任务。建立交通站后，刘玉静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做好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在七里庄建立了乡政府；另一方面，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让自己的亲属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刘玉静详细了解了敌人情报，并设法画了敌人军火库的地形图，交给了宋东旭领导的游击队，为我军准确炸毁敌军火库做出了贡献。
1944年夏，刘玉静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后经保释出狱，终因受刑过重，出狱后四天吐血牺牲，时年27岁。
节振国
节振国（1910—1940）抗日民族英雄。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属河北省故城县）人，汉族，男。
他幼年家贫，1920年全家逃荒到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父亲早逝，14岁便下井做童工，饱尝生活艰辛，养成刚强、倔强、勇敢的性格，并学到一身过硬的武术功夫。
1938年，八路军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煤矿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被委任为工人纠察队长。后遭日寇追捕，他劈死日寇3人后受伤逃脱，其兄被日寇杀害。后他联络矿友，组织起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找到党组织，队伍改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任大队长。当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冀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掀起抗日高潮，节振国奉命率队攻打赵各庄。7月18日，工人特务大队出其不意攻入赵各庄，解决了伪警武装，振动了整个开滦煤矿，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广大乡村暴动，创立了抗日斗争史上产业工人与农民配合作战的典范。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特务大队不断发展壮大，打日寇、除汉奸，战术灵活、神出鬼没，一时，日伪军听到节振国的名字即胆战心惊。1938年冬，节振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9月，冀东党组织送他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夏，对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冀东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要好好培养他。”
1940年8月，节振国学习结束回冀东后，即奉命在尤各庄一带截击日伪。战斗中，节振国率先冲锋，并机智地消灭了敌人机枪手，同战友一道歼灭日军50余人。后被敌人冷枪击中而牺牲。
1957年，《中国工人》杂志连载了作家王火的报告文学《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广为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1958年，唐山京剧团将节振国的英雄业绩编成京剧上演。1965年，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杨 超
杨超（1920—1941）女，乳名菊哥儿，原名杨桂森，武城县李家户乡辛庄村人。资质聪颖，性格内向，和蔼热情，恬静寡言。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早年在济南市某校任教师，父亲也是一位教师，原藉山东省单县。杨超三岁时，不幸父亲因病去世，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生活极为艰难。后来，她随母亲回到武城县，住在外祖父家。1927年，杨超七岁时入辛庄小学读书。两年后就读于武城县城内女子小学。1935年，她考入山东省济南女子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超被迫失学，回到武城县。1938年春，她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在武城县妇女救国会工作。在此期间，经郭鲁介绍，杨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秋，她参加八路军，做宣传工作。嗣后，又被分配到冀南行署第三专署（当时在河北省武邑县）前线报社，做战地采访工作。这时，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超在冀南行署第三专署前线报社工作时，郭鲁任专署秘书主任兼前线报社社长。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互倾慕，心心相印，1939年春，他们喜结伉俪。结婚后，他们同去河北省枣强县抗日政府工作。1940年夏，他们又到冀南第二专署（巨鹿县一带）工作。杨超在冀南二分区妇女救国会工作。当时，环境非常艰苦，战斗形势紧张，因工作需要，他们夫妇常常很长时间不能见面，就连自己的女儿也无法携带，不得不把女儿寄养在枣强县一个农民家中。后来得悉，女儿在农民家扶养的事，被敌伪军察觉了，如不另作安排，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组织上同意杨超去枣强探亲接回女儿。这时，杨超将要生第二个孩子，想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也便于请人帮助照料。于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枣强接回了有病的女儿郭瑛。当她回到冀南行署活动的地方，正巧离她的家乡较近了。家乡有人来看她，并说家里尚安全。她便请假回家探亲。万万没有料到，当她刚回家不久，即被武城县敌伪军发现，当地敌伪匪顽绑架了她的全家，除郭瑛外，均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杨超遇难时，临危不惧，痛斥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一岁。
杨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实践了她生前写下的誓言，1938年她写给战友张宏这样一首诗：
我们是中华优秀的儿女，
远离了亲人努力奋斗。
当祖国危难的时候，
我们只有前进绝不后退。
坚决走抗日救国的路，
勇敢杀敌争取自由。
长征的路多坎坷，
不夺得胜利不罢休。
戚 烽
戚烽（1921—1942），原名戚绍炎，曾用名戚啸中，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他家境殷实，又为戚门独子，倍受父母宠爱。幼年好调皮玩耍，聪敏异常。
1929年戚烽入武城文庙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同学的垂爱。1936年夏，考入山东省立德州十二中学。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德州沦陷后他辍学居家，埋头读书。他父亲戚夯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家的东厢房堆满了各种图书刊物，有《新青年》、《文学月报》、《语丝》、《创造季刊》、《中学生》等。这使他有幸接触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蒋光赤、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从东北到庶联》等革命理论书籍。这些进步书刊使他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认识现实的能力，是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启蒙教科书。
1938年，戚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武城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韩强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同时，他团结进步青年，深入群众，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真相，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同年8月，根据冀南军区指示，由戚烽主持成立了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戚庄游击小组，戚烽任组长。
1939年6月，受冀南区党委、武城县工委派遣。戚烽、王新、宋烈等打入顽军张栋臣的“暂编第八师”（简称张八师），组织政治部，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传工作，并设法掌握一部分武装，伺机拉出来，以瓦解敌人，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因事机不密，被敌人觉察，张栋臣企图将戚烽等以共产罪活埋，幸在事发前撤出，方免遇难。
撤出张八师后，戚烽父子同王新等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戚烽任队长。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杀敌。刀铡大汉奸伪乡长戚士枝，讨伐叛逆石友三，袭击敌据点，炸汽车、割电线，使敌人惶惶不安，为开辟武城抗日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
1939年11月，武城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冀南四分区武城独立营，戚烽任基干连指导员。1940年5月，敌人将他的胞姐和妻子捕去，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企图动摇其革命意志，迫使其率部投降。面对敌人的淫威，戚烽坚决表示：“就是把姐姐和妻子全杀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丝毫不动摇！”戚烽作战更勇敢了。他时常独自一人深入虎穴，捉汉奸，惩凶顽，使敌人闻风丧胆。伪军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发誓：“谁要做坏事，出门遇小戚！”
1941年春，戚烽调任清河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上级屡次劝他休养，他都婉言谢绝。战斗频繁，每夜行军，加之营养不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体力不支。1942年春，不得不离队休养。不到两个月，敌人进行了“四·二九”大扫荡，我抗日军民损失惨重，敌人遍设据点，根据地缩小，环境恶劣。戚烽看到形势严重，立即停止休养，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积极要求工作。遂被分配到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任副政治委员。
1942年12月，戚烽率领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60多人，活动在县城南水坡村一带，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27日，日军驻禹城总团部司令山田和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纠集日军500多人，伪军800多人，向水坡村一带扫荡，戚烽率部迎击，但敌我力量悬殊，有利地形被敌人控制，县大队陷入四面重围之中。戚烽带领一个班阻击敌人，命令其他战士突围。战斗中，戚烽腰部受伤，仍坚持战斗。通讯员小柴上前救助，准备将他背下火线，戚烽感到伤势严重，敌人逼近，突围不易，便把手枪、钢笔、文件等交给通讯员，命其立即突围。这时敌人已到面前，将戚烽生俘。敌人把他带到水坡村的一个大场上审问，英勇的戚烽对敌人破口大骂，别无他言。穷凶极恶的敌人让戚烽跪下，（当时戚烽因流血过多坐在地上），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就奋然站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敌人没有让他把第二句喊完，就一刀刺去……戚烽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年仅21岁。
戚烽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武城县，全县人民深感悲痛，许多群众从几十里外赶到墓地，悼念烈士。冀南军区六分区和武城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赠戚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人民的抗日英雄”等光荣称号。戚烽的父亲戚夯含泪写下一副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
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民歌，赞颂英雄：
山东武城县，戚烽美名传。
忠心为抗日，洒尽血和汗。
中华好儿郎，宁死腰不弯。
坚如顶天松，永立运河边。
赵炳图
赵炳图（1918—1942），河北省广宗县人。曾入抗日学院学习，后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政务处行政科长。1940年5月，调任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当时，武城全县已沦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领导全县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抗日武装，由清河、武城边境逐村深入。未及一年，除武官寨、何刘屯日伪两大据点及县城附近外，武城县大部地区已被解放，形势发展很快。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赵县长，真能干！换村作战斗，光复县境一大半。”
1941年春，赵炳图住在常庄科村（现属河北省清河县），被敌人窥悉，五百多日伪军将该村包围。在这紧急时刻，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指挥战士突围，终于脱险。同年夏，赵炳图又率部深入敌人心腹地区——河西街，袭击伪警察所，迫使伪警察全部缴械，并俘获伪警长、伪所长及伪军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赵炳图英勇果敢，精明干练，不仅善于带领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为武城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崇敬。
1941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调赵炳图赴太行学习。1942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时，他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4岁。
韩 强
韩强（1915—1942），原名韩兆槐，武城县大辛庄村（现属河北省故城县军屯乡）人。出身贫苦，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在武城县文庙高级小学毕业后，即升入平原乡村师范学校，各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等，并酷爱音乐，会唱古装戏。他性情活泼，谦逊和蔼，以诚待人，深得众爱。在校期间，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思想禁锢。后因家境贫困，经济不支，修业二年，失学返里，任小学教员。任教时，团结进步教员，探求救国真理，积极宣传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运动的感召下，韩强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如鱼得水，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2月，武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小辛庄党支部建立，韩强任组织委员。敌人猖狂反扑，妄图破坏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韩强面对顽敌，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使武城县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武城县工作委员会建立，韩强先后任副书记、书记。1939年2月，日寇侵占武城县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敌人建据点、修炮楼，烧杀掠抢，扫荡频繁，环境日趋恶劣。韩强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建立人民武装——武城县大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领导全县军民，杀汉奸，斗顽敌，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
韩强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武城县革命力量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42年，在反扫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
宋 烈
宋烈（1917—1944），原名宋万荣，武城县杨庄乡饮马庄村人。幼年丧母，矢志向学。临清中学肄业。
1938年冬，宋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武城县一区书记。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为开辟一区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1940年夏，宋烈任武城县救国会副主任，秋季去区党校受训。结业后，任武城县农会主任。当时，环境极端恶劣，宋烈为开辟武城县的革命局面，带领军民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除汉奸，斗顽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1943年春，宋烈任中国共产党武城县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忘我工作，劳累过度，身患肺病，病情严重，党组织遂安排他去济南治疗。是年秋返回休养。当时，冀南大灾，条件极端艰苦，宋烈生活更加节俭。1944年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张振清
张振清（1919—1947），武城县梁庄乡前马棚村人。祖辈靠给地主当长工生活。1943年入伍，先后在武城县大队基干连、二野二纵六旅十八团九连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等职。
张振清性格刚强，作战勇敢，在围攻永年，攻打程太堡、激战羊山集等战斗中，多次立大功，是有名的“铁头勇士”、“拚刺英雄”。
1947年9月中旬，在大别山方集战斗中，张振清率九连执行掩护主力阻击敌人的任务。他指挥战士阻击敌人一个营，长达三个半小时，歼敌五百多人。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中，张振清一连刺死十几个敌人，身负重伤，还咬着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刺死一个敌人，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纵队首长嘉奖了九连，给张振清及全连战士记了功，表彰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戚 夯
戚夯（1893—1948），原名伯黎，字牖民，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家境殷实。幼年就读私塾，聪明过人，成绩优异。颇为师长器重。废科举，兴学堂，武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戚夯随来该校就读。
在高等学堂受业三年，毕业后考入临清中学，未及毕业又考入山东法政大学。其父寄以莫大希望，认为他日后可得一官半职，飞黄腾达荣耀乡里。但因境日衰，经济窘迫，学费难以供应，未卒业而辍学返里，在饮马庄村任教员，维持生计。
1918年，武城县成立“地方自治筹备会”，戚夯任主任。此后，戚夯先后任武城县财政科长、局长，平原县财政科长。1935年调任济宁县财政科长。其前任科长与国民党四十七师师长曹福林素有渊源，关系甚密。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公款，为数甚巨，交结时企图蒙混，并拿出部分脏款，收买戚夯，暗示他不要深究，马虎从事，对此戚夯严辞拒绝。对方恼羞成怒，勾结曹福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诬告陷害，戚夯因此被撤职逮捕，押送济南军法处，身陷囹圄。在狱中，戚夯看到，那些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囚犯”们，不是交不起地租、还不起债的善良农民，就是被生活逼迫得挺而走险的所谓“强盗”，还有许多不知为什么糊里糊涂被抓的无辜者。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戚夯义愤填膺。他深切感到国民党统治之黑暗，真理之难以伸张。他终于觉醒了，在狱中写有《狱中杂记》，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戚夯出狱后，隐居故里，深居简出，专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他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大众生活》、《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芦沟桥的炮声深深地震憾着戚夯，平静的书斋再也容不下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走出书斋，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委派的武城县长徐占奎组织临时政府。可惜时间不长，日寇就侵占了武城，临时政府夭折。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戚夯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忧虑。在其子——共产党员戚烽的影响下，他欣然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1938年8月，戚夯之子戚烽团结进步青年，秘密筹建了戚庄游击小组，这是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嗣后，游击小组迅速发展，在八路军十九团的帮助下，改编为游击队。1939年11月，游击队改编为独立营，戚夯任营长。
戚夯的行动，使敌人又恨又怕。他们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戚夯嗤之以鼻，不为所动。接着又“没收”了戚夯的全部财产，并将其女儿、儿媳关进监狱。同时通过戚夯过去的朋友——已投敌的伪区长致书戚夯，劝其投降。敌人的淫威并没使戚夯的抗日决心丝毫动摇。在回信中他义正词严地写道：“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子爰举义旗，以救亡图存为已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我之亲属身陷囹圄，任凭敌人处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尚望你早日弃暗投明，免致后人唾骂。”1940年，戚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民主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一年后，戚夯的亲属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脱险。为免去后顾之忧，他毅然破釜沉舟，毁家抒难，将财产土地弃之不顾，带着全家到运西解放区。当时，他的小女儿只有三个月，带着孩子行军工作很不方便，他便忍痛将孩子当孤儿寄养在天主教堂，爱人徐竹筠舍不得，戚夯开导说：“你应该相信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的，等打垮了鬼子，再把孩子接回来。”然而，戚夯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1941年8月，县长赵炳图调赴太行学习，戚夯任武城县代县长兼民政科长。1942年12月，戚夯的独生子、县大队副政委戚烽壮烈捐躯。在儿子的追悼会上，戚夯亲书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他以高度的理智控制着自己，将国难家仇化为对敌人的无比愤恨，从此他的斗志更旺盛了。
1943年底，戚夯调太行边区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调任冀南六专署行政科长。1945年任武城县副县长。1948年调往邯（郸）馆（陶）铁路办事处任会计科长，到职后就积极参加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因年事已高，终日奔波劳碌，体质日渐衰弱，牙齿全部脱落，但他仍不懈地学习和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我虽然快60岁了，但我还要奋斗20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同志们深为钦敬，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英雄”。
1948年4月，我军已大举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尚作垂死挣扎。他们利用反动会道门——白阳古教，于27日午夜，突然发动武装暴乱，袭击邯馆铁路办事处，办事处人员英勇抵抗，激战二小时。最后暴徒纵火，戚夯因年老力衰，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李振清
李振清（1902—1948），武城县梁庄乡小董王庄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8—1939年间，在河西武官寨一带，以驮运粮食为名，做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因形势恶化，转到哈尔滨故乡屯砖瓦厂，以木匠为职业，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2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振清回到家乡，调任恩县五区副区长（区址在刘王庄，现属李家户乡）。当时，日伪勾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加之灾荒严重，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振清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斗争，组织武装力量，除奸反霸，深入虎穴，为民除害。
1942年6月间，李振清与区长刘克哲等七位同志，在深夜机智勇敢地潜入刘王庄伪区部，活捉伪区长李文德，缴获枪支、弹药各一宗。
1943年7月间，李振清与徐英杰、刘克哲等打入伪据点内部，以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迫使伪区长徐秀峰投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粮食数万斤，武装了抗日游击队，救济了贫苦农民。同年8月间，以同样方式，通过说服教育讲政策，促使大兴庄反动组织黄沙会头目尹文昌率部二百余人反正，缴获大量武器、粮食。
1943年冬，李振清带领游击队和民兵，袭击伪恩县征收处，围攻穆王庄杂团尤克功的据点，歼灭敌人大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4年春，李振清调任区武委会主任，他带领民兵，斗争土豪劣绅，并积极参加了围攻旧城，候王庄伪军和解放恩县的战斗。在战斗中，他率担架队和运输队，配合作战。他们护送伤员安全转移，及时运输军用物资，作出突出贡献，受到部队首长和政府领导的表扬。
1947年，党号召南下时，李振清积极要求参加。刘子蔚劝他说：“你年龄大了，不能去！”他坚定地回答：“不打倒蒋介石，我誓不回来！”他毅然加入了南下的革命行列。
1948年2月，李振清在湖北省谷城县任三区区长，领导群众进行复查斗争。当时，湖北省尚有国民党残匪和还乡团骚扰破坏，李振清带领武委队，配合县大队开展游击战。10月23日，由于他年龄大，上级党组织留他等8人驻守滋河镇，不幸被蒋匪军与还乡团3000余人包围，李振清与战友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周恩昌
周恩昌（1913—1948），武城县武城镇刘庄村人，出身贫寒，无力求学，自幼拣柴拾粪，帮助家庭艰难度日。一家六口，五亩薄田，父母体弱多病，其兄身残不能劳动，全家终年忙碌，仍不得温饱。
1928年，15岁的周恩昌即离开双亲，到东北某矿山当工人，其间正值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周恩昌每天苦干12个小时，只挣四角钱，自己吃不饱，还得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积攒些钱，接济家人。周恩昌倍受亡国之苦，心中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接近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194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和蔼，在工友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工友们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他团结200多名工友同日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给敌人和工头以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和在一起工作的弟弟说服100多名工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
入伍后，周恩昌担任连队司务长。1947年2月6日，在攻打法库县城的战斗中，他带领炊事班全体战士冲向战火纷飞的阵地抢救伤员，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一连救下6个伤员。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奋力抢救，使全部伤员得到及时救护和安全转移。在这次战斗中，周恩昌荣立大功，受到嘉奖。
1948年5月28日，在围攻长春的战斗中，任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周恩昌，指挥全体战士，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火力压倒。为了瓦解敌人，周恩昌决定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亲自到阵地前沿向敌人喊话，连队干部都劝他不要去，战士们说：“要去，我们去！你是连队的首长，需要你指挥战斗！”周恩昌拒绝了大家的劝说，勇敢地站在高处，向敌人喊话，劝敌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弃暗投明。顽固的敌人向他开枪射击，周恩昌不幸中弹。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战斗胜利后，部队为他追记大功，并追认他为“放心的好干部”。
周金福
周金福（1930—1948），乳名立成，武城县武城镇刘庄村人，出身贫苦。1942年因遭灾荒，为生活所迫，离家去东北谋生，做煤矿工人。
1945年8月，周金福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正副班长、正副排长等职。1947年任班长，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行军时帮助战士扛枪背包，休息时为战士烧水做饭，荣立艰苦工作功大功一次。
1948年1月20日，在解放四平战斗中，他勇敢地扛起炸药包冲上去，炸毁了敌人的调堡，壮烈牺牲，时年仅18岁，部队为表彰他的战绩，为他追记“战斗功”大功一次。
李永顺
李永顺（1922—1948），武城县杨庄乡李庄村人。1942年8月参加革命，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永顺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过解放夏津、衡水、保定等地的战斗。1945年他身负重伤，上级批准他复员，他肯求说：“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不能退出战场！”接着，他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在战斗中，他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荣立一等功。
1948年10月，他任桐柏军区部队二营三连尖刀连连长，在河南省信阳县平昌镇战斗中，英勇献身，时年26岁。
高华林
高华林（1925—1948），曾用名高华岭，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三野八十五师三五五团榴炮连班长。
高华林在战斗中，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带病参战，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在淮海战役中，他任榴炮连班长，身先士卒，英勇顽强，身背九发炮弹送上前线。由于他作战勇敢，主动性强，带动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荣获二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年23岁。
陈代如
陈代如（1927—1948），武城县李家户乡郎寨村人。自幼家贫，父亲给地主放羊，全家人受尽欺凌，仍不得温饱。幼年的代如，对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充满仇恨。1942年，灾荒严重，不能度日，年仅16岁的代如深切地感到只有解放全中国，家乡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饥寒交迫的生活才能彻底摆脱。于是，他毅然告别双亲，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
1945年4月，陈代如参军入伍，分配在第二野战军二纵队卫生部，任警卫员，他服从领导，办事认真，尽职尽责，很守信用，颇得领导器重。
在进攻羊山镇的战斗中，部队首长急需派战士到前沿送信，时间紧，任务重，陈代如自告奋勇，主动接受任务。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胜利地完成了送信任务，荣立二等功。
在湖北省南山里，陈代如等护送伤员转移时，途经刑川街，遭到敌人伏击，被敌人一个连包围。陈代如临危不惧，一连背了十几名重伤员，隐蔽在村内稻草垛里。这时，敌人已冲进村子，陈代如带领轻伤员，进行顽强抵抗，最后子弹耗尽，与敌人展开肉搏，因敌众我寡，陈代如壮烈牺牲。
曲洪发
曲洪发（1923—1949），武城县梁庄乡曲庄村人。家境贫苦，从小跟父母讨饭度日，12岁在地主家当长工。194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武城县大队基干连、二野二纵六旅十八团二营九连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
曲洪发性情直爽，作风朴实，入伍后多次荣立战功。1947年4月，在攻打程太堡的战斗中，曲洪发任排长，带领二排担任连里的突击队。他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连续炸毁敌人十多个地堡，以机智迅捷的动作冲进敌人的指挥部，经过一场激战，消灭敌手枪队几十人。曲洪发一个人又连续刺死三个敌人，带着两名战士，活捉了藏在地道里的匪首程道生。在这次战斗中，曲洪发荣立大功一次，并被纵队授予“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并代表九连出席了纵队召开的庆功表模大会，刘伯承司令员亲自给曲洪发佩戴了大红花。
在羊山集战斗中，曲洪发担任副连长。在带领突击队向羊山集敌人前沿阵地冲击时，不幸中弹牺牲。
徐恩武
徐恩武（1925—1949），曾用名徐树庭，武城县老城镇东徐庄村人。幼年入小学读书，后因家境贫寒，被迫停学，跟父亲学木匠，闲时挑担卖茶叶。
1945年9月，徐恩武被选为本村检查班长，积极组织民兵武装，斗地主、分田地、赈济贫民。同时还帮助邻村除奸反霸，为民除害。当时，地主还乡团猖狂反扑，暗杀村干部，徐恩武白天在村里活动，晚上藏在河西街一家点心铺里就宿。
1947年3月，徐恩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南下时，他路经家门而不入。徐恩武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在历次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在营口战斗中，他荣立大功。
1949年8月20日，在湖南省安仁县城南被敌人包围。突围中，徐恩武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阎金海
阎金海（1929—1949），武城县李家户乡刘王庄村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阎金海入伍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在邓县、襄阳等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在伏牛山战斗中，他身患重病，不能走路，与二十多名伤员坐大车随军行动。部队急行军向伏牛山前进，他们落在队伍后面。第二天，部队已到达西平投入战斗，他们在途中被流窜的敌人包围。阎金海临危不惧，组织伤员向敌人反击。他多处受伤，仍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
1949年部队总评时，阎金海被评为甲等英雄。
陈喜亭
陈喜亭（1930—1951），曾用名陈凤春，武城县老城镇南关村人。自幼家境贫苦，受尽欺凌。194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随军转战，表现勇敢，曾荣立大功一次。
1950年，陈喜亭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一九六师五九团三营任通讯参谋。1951年10月，在金城阻击战中，我军冲破敌人防线，敌人猖狂反扑，炮击我军阵地，炸断通讯线路，陈喜亭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在昌道里附近接线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21岁。
徐宝珍
徐宝珍（1932—1959），武城县老城镇西徐庄村人。幼年在城关小学读书，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考入武城师范学校。1949年辍学，在孙庄（现属河北省故城县瓦子庄乡）小学任教一年。1950年到县供销社工作。1955年任瓦子庄供销社副主任。
1959年冬，徐宝珍被调到水利建设指挥部水产科工作。1959年12月3日，徐宝珍正在沙河边扑鱼队部休息。忽听民工说有人落水，他急忙奔赴出事地点，见一老人在水中挣扎呼救。他奋不顾身跳入凛冽的河水中。数九寒天，河水冰封，徐宝珍抓住老人，两次用力托出水面，试图推上冰层，但因冰薄，又沉入河里。徐宝珍只好一手托住老人，一手奋力破冰游向河岸。等闻讯赶来的干部群众把他救上岸时，他已冻僵昏迷，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27岁。
1960年3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赠徐宝珍为烈士。
李春兰
李春兰（1918—1960）又名李岩，女，武城县大屯乡桃花店村人，县内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自幼家贫，9岁始在本村教会小学上学。后转到庞庄教会完小读书，半工半读。上六年级时，因不甘受外国传教师的欺压与同学们一起进行罢课，被校方开除。后经老师介绍，到恩县公立女子小学就读。1934年考入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简易班。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被学校当局开除。后经同学介绍转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养蚕制丝科学习。1937年毕业前夕，因“七·七事变”学校南移徐州。恩县籍学生在刘子蔚同志的领导下，决定回原籍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春兰回到家乡在旧城（今武城镇）参加了恩县动员委员会，任宣传队长。她带领宣传队走村串乡，宣传妇女解放的伟大意义，动员妇女放足，鼓励贫苦农民出来参加革命。十一月，由马诚斋、刘子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提前转为正式党员。3月在旧城参加八路军津浦支队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秋，调鲁西北特委任妇女科长。1939年春调鲁西区党委任妇女科副科长。1940年10月调鲁南区党委任妇委副书记及妇联主任。1942年8月又调滨海地委任妇委书记。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李春兰。为了迷惑敌人，便于工作，她剃光头发女扮男装，或化妆成尼姑活动于群众当中。在反扫荡中，她带领妇女干部英勇突围，身负重伤不叫苦。1946年土改时期，她带领工作团深入基层动员青年参军，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减息，斗土豪、分田地。
全国解放后，她曾任济南市妇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妇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等职。1954年，调哈尔滨风动机械厂任党委书记。1960年，任哈尔滨动力之乡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同年12月，因医疗事故致死。
陈胜敏
陈胜敏（1940—1978），武城县武城镇东关村人。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旧城中学。学习勤奋，爱好文艺，曾任学生会康乐部部长。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任过会计、邮递员。
1959年12月，陈胜敏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六师二二八团战炮连任战士。他性格忠诚憨厚，待人和蔼热情，学习刻苦，理解能力强，经常给战士们介绍学习体会，大家都愿意接近他。他曾任文书、班长、营部书记员，师政治部干部科干事等，1970年升为师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1975年升为科长。他工作认真，不怕苦不怕累，有一股老黄牛的实干精神，曾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标兵，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
陈胜敏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积劳成疾，患肝硬化浮水，治疗无效，于1978年1月病逝南昌，时年38岁。
潘庆生
潘庆生（1962—1985），武城县祝官屯乡徐庄村人。少年丧父，身体瘦弱，忠诚老实，性情活泼，聪明勤快，胆大耿介。1970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75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董白三联办中学就读。1978年初中毕业，居家务农，此间曾做过商贩。
潘庆生积极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82年1月应征入伍，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四十三师侦察连任战士。入伍后，他严以律己，刻苦训练，成绩突出，是连队的技术尖子，先后四次受到连队的嘉奖。1984年9月升为班长。在侦察技术比武和云南西双版纳野外生存训练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年底，被授予“军事训练标兵”称号。
他在入伍前定了亲事，可仅在临走的前一天匆匆与姑娘见了一面，一别三年。1985年1月，经领导批准，他购置了结婚用品准备回家结婚，家中的哥哥为他结婚买了一千多元钱的东西。就在他买好车票，准备上车的时候，部队接到了赴滇轮战的命令。他毫无怨言，服从分配，立即处理了购置的物品，给家中写信做了解释，便迅速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并多次给党支部写请战书，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
潘庆生不畏艰苦，作战勇敢，1985年7月3日，在南辛农侦察作战中，部队准备实施“101”计划。在挑选捕俘人员时，他先后五次找中队领导请战，要求参加捕俘组。中队党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战斗中，他机智灵活，大胆穿插，和全组同志密切配合，冒着枪林弹雨歼敌两名。当捕俘组三面受敌，形势十分危险的时候，他和三名战士毅然放弃了撤离机会，主动要求担任掩护任务，把生的希望让给其他战士。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他拖着流出的肠子爬了十几米，仍坚持战斗，以火力牵制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最后，敌人的手榴弹将他的右臂齐肩炸断，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出征前立下的铮铮誓言：
丹心献祖国，
碧血写青史。
卫国当英雄，
血染战旗红。
在烈士的右手臂上，战士们发现他用钢笔写下的四个字“祖国万岁！”多么可敬的战士啊！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无私地奉献出来，不愧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祖国万岁！”这是他用生命和热血向养育自己的祖国母亲发出的最后的呼喊。
潘庆生牺牲后，部队党委根据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为他追记二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传记二
王金铭
王金铭（1880—1912）字子箴，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人。民国政府陆军上将。8岁入本村私熟读书，16岁弃学从商，18岁在天津参加袁世凯组编的新军。当兵后，他勤学苦练，作战勇敢，不久即被提升为副目（副班长）。
1899年，山东省义和拳反对教会欺压，仇杀了外国传教士，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袁世凯率领由他编练的新建陆军（这时已改为武卫右军）来山东，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汰弱留强，补充武卫右军，扩充成为步马炮队共二十营。这时王金铭由副目升为正目。
八国联军之役后，袁世凯升为直隶总督，他所率的武卫右军，改为北洋常备军。1904年，王金铭擢升为该军二镇（师）第七标（团）某营左哨哨长（连长）。1905年，王金铭调任北洋常备军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1907年，王金铭任由徐世昌统率的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某标第一营帮带（营副），驻防新民府。
1908年，王金铭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立志革命。他和同在第一混成协任帮带的冯玉祥、施从云等，志同道合，倾向革命。适逢同盟会员刘瀛在第一混成协做革命宣传，王金铭和他结识，并阅读了刘瀛送给他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受到很大启发，增强了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认识，对清廷的昏庸误国深恶痛绝。于是和冯玉祥、施从云等人计议，组织革命团体，名为“武学研究会”，针贬时弊，揭露清王朝卖国投降、压榨残害人民的罪行，在军中进行宣传鼓动，争取官兵的同情与支持。
1910年9月，第一混成协与原来独立第一、二团合编为第二十镇，王金铭任七十九标第一营帮带。1911年夏，王金铭因驻地洪水泛滥，带队抢险有功，提升为第七十九标第二营官带（营长）。这时，王金铭不满足于“武学研究会”的革命活动，和天津“北方革命协会”的白雅雨等取得联系，准备武装起义，并发起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从事募捐活动，筹集资金，秘买枪械。
1911年9月，清廷决定调二十镇开往永平州，举行秋操演习，王金铭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当即呼请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密约在演习时，暗带实弹，相机起事。第二十镇接到命令后，以七十八、七十九标为主体，其它各标排选官长兵目参加，合编为第一混成协，开赴滦州。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秋操演习中途停止。清廷见形势紧迫，急令所有部队停止调动，只留第七十九标施从云和王金铭、张建功率领的第一、二、三营驻滦州待命。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二十镇接到开赴前线进攻民军的命令，这时，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认为形势发展迅速，机不可失，呼请统制张绍曾立即和吴禄贞、蓝天蔚等协商，一致起事，攻取京津。张表示同意，并提出“立宪大纲”，电达清廷。清廷一面假意表示接受“立宪大纲”，一面将吴禄贞暗杀于石家庄。清廷又调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以削去他的兵权。王金铭得知张绍曾去职的消息，非常气愤，召集在滦州的施从云、张之江等七十余人，举行会议。呼请张绍曾切勿受命离去，张迟疑不决，交卸了统制的职务。新任统制潘矩楹系保皇派，对王金铭、施从云暗中监视。革命派决定推戴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主持。王金铭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并加强与革命党人白雅雨等的联系。
武昌民军起义以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革命火焰势成燎原。1911年12月18日，民军和清廷两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但和谈进行了十天，毫无结果，且有破裂之势。因此决定在和谈决裂时，在清廷的后翼，发动武装起义。王金铭主张早日发动，为北方革命开一先声，白雅雨等却认为滦州方面的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不宜轻率，不如密约各地民军，从海上集中秦皇岛，与海阳镇冯玉祥等同时发动较为妥善。此时清廷为防范民军在秦皇岛登陆，已将第八十标的冯玉祥等所率之部调至海阳镇。
王金铭以换马为名，来到海阳镇，和冯玉祥商谈海阳镇方面的军事计划，并将滦州方面的活动情况告知冯玉祥。他们计议，俟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行动。
南北议和行将决裂，南京革命政府派白雅雨赍北洋政府大都督印来到滦州，促王金铭立即起义，王金铭当即同施从云、白雅雨、孙谏声、周文海等在滦州师范学堂举行会议决定起义，并首先发出主和通电。同时，于当天成立了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王金铭被公推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张建功为副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周文海为秘书长，并通电各方。电文发出，清廷震惊。袁世凯惊惶失措，急派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抚。后慑于起义军威怒，落荒而逃。
王怀庆逃走后，王金铭等共商对策，决定先发制人，攻其不备，立即向京津进军。当即派李滋懋赴海阳镇，约冯玉祥、张之江等从速出师。王金铭、施从云率领全军，集中滦州北关。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王金铭、施从云所率的一、二营外，尚有张建功的第三营。张建功与王、施貌和神离，口密腹剑，暗中与标统范国璋勾结。当一、二营向城外开拔时，张建功即命令所率部队在城头以猛烈火力向王、施射击。王金铭恐被叛军拖住，贻误战机，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挥师西进。
当火车行至雷庄附近时，铁路被王怀庆破坏，列车出轨倾覆，官兵多人受伤。王怀庆率部以密集火力向革命军猛烈射击，王金铭、施从云身先士卒，英勇还击。战至黎明，王怀庆所部淮军渐渐不支，多次鸣号请求停战。并派徒手军官前来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车站议和。王、施二人遂即答应前去。大家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果然不出所料，王金铭、施从云到达雷庄车站，却不见王怀庆迎接。这时，伏兵四起，将王、施及百余官兵一一扑获。
王怀庆用诡计将王金铭扑获后，先以死相威胁，王金铭宁死不屈。又以感情进行软化，许以高官厚禄，都遭到王金铭的严厉痛斥。王怀庆电请袁世凯发落，袁世凯电令将王金铭就地处决。
王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他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拜辞父母，然后昂首挺胸走向刑场。他看到马弁刘荣在旁边，便对监斩官说：“刘荣没有罪，你们可以放他走。”监斩官允许刘荣走开，刘荣坚决不走，并慷慨陈词，说：“我与大都督一同闹革命，不幸失败，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不能独活人间。”弁目（护兵）黄云水也在王金铭身边，王怀庆派人撵他走，他不但不走，反破口大骂王怀庆是害民贼。王怀庆脑羞成怒，将刘荣、黄云水与王金铭一并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施从云、白雅雨等14人。
民国成立后，各地礼葬革命烈士遗骸。1912年3月，北京市革命协会为了追念王金铭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业绩，决定将其遗骸移葬山东故里。在灵车经过的城镇，受到各界群众的祭奠。
1923年至1925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驻北京期间，于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为王金铭、施从云树立戎装铜像，以资纪念。王金铭铜像的底座上写着：“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之大都督王金铭烈士像。”冯玉祥又请准中华民国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戎装铜像于1937年北京沦陷后为日本侵略军所毁。
宋景周
宋景周（1893—1938），武城县四女寺镇蒋家佛堂村人。自幼尚武。性格粗犷刚毅，恢宏大量。为人豪爽仗义，专爱和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财主作对，为穷人打抱不平。
宋景周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做过武术教练，曾任连长。后退伍返乡，从事农业。
1937年10月，日寇进攻山东，国民党军队不加抵抗，放弃鲁北，狼狈南逃。敌人占领了德州、恩县、平原，随后，在德州城南纪庄设立据点。日寇经常到蒋家佛堂一带骚扰，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宋景周对此非常气愤，是年冬，他组织成立了拾合乡人民自卫团，练习武术，购置武器，保卫家园。他说：“眼看着一块土地上的亲姊妹让日寇糟践，我心里像滚油煎，挫刀挫啊！我豁上了，舍家抛业，揭竿抗日。”他带领自卫团几十人，摸岗哨，截粮车，不断袭击敌人，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后来，自卫团加入抗日义勇军，被编为第二营，宋景周任营长。他们扒铁路、打军车，与敌人周旋，使敌人惶惶不安。
1938年10月5日凌晨，日寇突然从德州沿公路南犯，包抄四女寺，身为抗日义勇军二团团副的徐振祥临阵脱逃。宋景周带领战士英勇抵抗。敌人数倍于义勇军，武器精良，攻势凌厉，义勇军伤亡惨重，宋景周身先士卒，弹无虚发，机智地消灭敌人。经过激战，宋景周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战士。在带领战士突围时，他不幸腰部中弹，卫兵商全阁要背他，他用枪指着商说：“你快突围，不然我就打死你！”商全阁躲进一个农民的地瓜窑里，幸免于难。宋景周爬到一堆秫秸里，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一个冲上来的敌人，鲜血流尽，光荣牺牲。
宋景周牺牲的第二天，蒋家佛堂村宋景周的旧部为他收了尸，拾合乡人民自愿集资，为他立碑，碑上写着“为国捐躯”四个大字。这块石碑至今仍完好无损地树立在利民河畔，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和学生，都来祭扫烈士灵墓，以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无限怀念。
陈景文
陈景文（1915—1939），曾用名陈景有，字子周，武城县武城镇北关村人。幼年就读私熟，聪敏过人，刻苦好学，成绩优异。
1930年，陈景文升入平原县中学读书。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广泛传播，人民逐渐觉醒，他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经同学孙星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原中学毕业后，即考入聊城（东昌）后期师范，与刘子蔚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刘子蔚毕业离校后，陈景文负责鲁西党支部的工作。
1937年冬，陈景文奉中共鲁西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到单县、丰县边区工作，常驻单县袁庙、王岗和丰县的大刘集一带，负责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抗战初期，环境恶劣，敌伪横行，民不聊生。陈景文冒着生命危险，临危不惧，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进行武装起义。帮助建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单县第八大队。并任分队指导员。
1939年夏，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陈景文调到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任组织干事。
1939年冬，发生了错误的“湖西肃托”事件，陈景文被捕。后来，山东省分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委罗荣桓亲临湖西，制止和处理“肃托”事件。可是在这之前，陈景文因严刑折磨，身体不支，含冤而死。
孟庆祯
刘玉静
孟庆祯（1917—1939），武城县武城镇人。幼年因家境贫寒，遂辍学而改做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资本家虐待，到恩县考入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学，努力阅读进步书藉，积极探求救国之路。
“七·七”事变后，孟庆祯积极组织学生大力宣传“没国就没家”的道理，唤起民众救亡抗日。1938年春，孟庆祯在旧城参加彭天奇、刘子蔚领导的战委会，为武城县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带动胞姐孟春玲、胞妹孟桂荣一齐参加战委会工作。同年秋，日寇侵占旧城，纵火焚烧了孟庆祯的家，并威胁其亲属，妄图动摇他的抗战决心。这些更激起孟庆祯的阶级义愤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坚定地对爱人刘玉静说：“不打败日寇，我决不回家！”刘玉静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秋，孟庆祯在南宫参加党员训练班，尔后，任武城县大队基干连副指导员。1939年，孟庆祯带队在禹城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发觉包围，他遂指挥突围，经过激战，重创敌军。他亦因负重伤而遭敌人杀害，时年22岁。
刘玉静（1917—1944），女，武城县武城镇沙窝屯西排人。1935年同孟庆祯结婚。后在丈夫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其夫孟庆祯牺牲，她抱着为夫报仇的决心，带着幼小的女儿，和孟庆祯的姐姐孟春玲一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由于敌人封锁和连年灾荒，根据地的同志们以棉籽皮、树皮、草籽为食，生活极其困难。刘玉静毫无怨言，积极为党工作，组织演出，宣传抗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并传递革命情报。有几次，刘玉静把情报藏在女儿的小辫里，顺利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2年，党派刘玉静回家乡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刘玉静遂带女儿在旧城婆家，沙窝屯娘家迅速建立地下交通战，为护送抗日工作人员、转送党的文件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她与别人化装成夫妇，顺利完成了任务。建立交通站后，刘玉静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做好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在七里庄建立了乡政府；另一方面，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让自己的亲属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刘玉静详细了解了敌人情报，并设法画了敌人军火库的地形图，交给了宋东旭领导的游击队，为我军准确炸毁敌军火库做出了贡献。
1944年夏，刘玉静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后经保释出狱，终因受刑过重，出狱后四天吐血牺牲，时年27岁。
节振国
节振国（1910—1940）抗日民族英雄。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属河北省故城县）人，汉族，男。
他幼年家贫，1920年全家逃荒到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父亲早逝，14岁便下井做童工，饱尝生活艰辛，养成刚强、倔强、勇敢的性格，并学到一身过硬的武术功夫。
1938年，八路军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煤矿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被委任为工人纠察队长。后遭日寇追捕，他劈死日寇3人后受伤逃脱，其兄被日寇杀害。后他联络矿友，组织起百余人的抗日队伍，找到党组织，队伍改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任大队长。当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冀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掀起抗日高潮，节振国奉命率队攻打赵各庄。7月18日，工人特务大队出其不意攻入赵各庄，解决了伪警武装，振动了整个开滦煤矿，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广大乡村暴动，创立了抗日斗争史上产业工人与农民配合作战的典范。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特务大队不断发展壮大，打日寇、除汉奸，战术灵活、神出鬼没，一时，日伪军听到节振国的名字即胆战心惊。1938年冬，节振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9月，冀东党组织送他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夏，对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冀东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要好好培养他。”
1940年8月，节振国学习结束回冀东后，即奉命在尤各庄一带截击日伪。战斗中，节振国率先冲锋，并机智地消灭了敌人机枪手，同战友一道歼灭日军50余人。后被敌人冷枪击中而牺牲。
1957年，《中国工人》杂志连载了作家王火的报告文学《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广为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1958年，唐山京剧团将节振国的英雄业绩编成京剧上演。1965年，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杨 超
杨超（1920—1941）女，乳名菊哥儿，原名杨桂森，武城县李家户乡辛庄村人。资质聪颖，性格内向，和蔼热情，恬静寡言。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早年在济南市某校任教师，父亲也是一位教师，原藉山东省单县。杨超三岁时，不幸父亲因病去世，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生活极为艰难。后来，她随母亲回到武城县，住在外祖父家。1927年，杨超七岁时入辛庄小学读书。两年后就读于武城县城内女子小学。1935年，她考入山东省济南女子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超被迫失学，回到武城县。1938年春，她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在武城县妇女救国会工作。在此期间，经郭鲁介绍，杨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秋，她参加八路军，做宣传工作。嗣后，又被分配到冀南行署第三专署（当时在河北省武邑县）前线报社，做战地采访工作。这时，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超在冀南行署第三专署前线报社工作时，郭鲁任专署秘书主任兼前线报社社长。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互倾慕，心心相印，1939年春，他们喜结伉俪。结婚后，他们同去河北省枣强县抗日政府工作。1940年夏，他们又到冀南第二专署（巨鹿县一带）工作。杨超在冀南二分区妇女救国会工作。当时，环境非常艰苦，战斗形势紧张，因工作需要，他们夫妇常常很长时间不能见面，就连自己的女儿也无法携带，不得不把女儿寄养在枣强县一个农民家中。后来得悉，女儿在农民家扶养的事，被敌伪军察觉了，如不另作安排，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组织上同意杨超去枣强探亲接回女儿。这时，杨超将要生第二个孩子，想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也便于请人帮助照料。于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枣强接回了有病的女儿郭瑛。当她回到冀南行署活动的地方，正巧离她的家乡较近了。家乡有人来看她，并说家里尚安全。她便请假回家探亲。万万没有料到，当她刚回家不久，即被武城县敌伪军发现，当地敌伪匪顽绑架了她的全家，除郭瑛外，均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杨超遇难时，临危不惧，痛斥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一岁。
杨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实践了她生前写下的誓言，1938年她写给战友张宏这样一首诗：
我们是中华优秀的儿女，
远离了亲人努力奋斗。
当祖国危难的时候，
我们只有前进绝不后退。
坚决走抗日救国的路，
勇敢杀敌争取自由。
长征的路多坎坷，
不夺得胜利不罢休。
戚 烽
戚烽（1921—1942），原名戚绍炎，曾用名戚啸中，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他家境殷实，又为戚门独子，倍受父母宠爱。幼年好调皮玩耍，聪敏异常。
1929年戚烽入武城文庙第一高等小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同学的垂爱。1936年夏，考入山东省立德州十二中学。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德州沦陷后他辍学居家，埋头读书。他父亲戚夯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家的东厢房堆满了各种图书刊物，有《新青年》、《文学月报》、《语丝》、《创造季刊》、《中学生》等。这使他有幸接触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蒋光赤、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从东北到庶联》等革命理论书籍。这些进步书刊使他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认识现实的能力，是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启蒙教科书。
1938年，戚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武城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韩强取得联系，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同时，他团结进步青年，深入群众，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真相，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同年8月，根据冀南军区指示，由戚烽主持成立了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戚庄游击小组，戚烽任组长。
1939年6月，受冀南区党委、武城县工委派遣。戚烽、王新、宋烈等打入顽军张栋臣的“暂编第八师”（简称张八师），组织政治部，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传工作，并设法掌握一部分武装，伺机拉出来，以瓦解敌人，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因事机不密，被敌人觉察，张栋臣企图将戚烽等以共产罪活埋，幸在事发前撤出，方免遇难。
撤出张八师后，戚烽父子同王新等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戚烽任队长。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杀敌。刀铡大汉奸伪乡长戚士枝，讨伐叛逆石友三，袭击敌据点，炸汽车、割电线，使敌人惶惶不安，为开辟武城抗日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
1939年11月，武城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冀南四分区武城独立营，戚烽任基干连指导员。1940年5月，敌人将他的胞姐和妻子捕去，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企图动摇其革命意志，迫使其率部投降。面对敌人的淫威，戚烽坚决表示：“就是把姐姐和妻子全杀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丝毫不动摇！”戚烽作战更勇敢了。他时常独自一人深入虎穴，捉汉奸，惩凶顽，使敌人闻风丧胆。伪军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发誓：“谁要做坏事，出门遇小戚！”
1941年春，戚烽调任清河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上级屡次劝他休养，他都婉言谢绝。战斗频繁，每夜行军，加之营养不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体力不支。1942年春，不得不离队休养。不到两个月，敌人进行了“四·二九”大扫荡，我抗日军民损失惨重，敌人遍设据点，根据地缩小，环境恶劣。戚烽看到形势严重，立即停止休养，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积极要求工作。遂被分配到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任副政治委员。
1942年12月，戚烽率领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60多人，活动在县城南水坡村一带，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27日，日军驻禹城总团部司令山田和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纠集日军500多人，伪军800多人，向水坡村一带扫荡，戚烽率部迎击，但敌我力量悬殊，有利地形被敌人控制，县大队陷入四面重围之中。戚烽带领一个班阻击敌人，命令其他战士突围。战斗中，戚烽腰部受伤，仍坚持战斗。通讯员小柴上前救助，准备将他背下火线，戚烽感到伤势严重，敌人逼近，突围不易，便把手枪、钢笔、文件等交给通讯员，命其立即突围。这时敌人已到面前，将戚烽生俘。敌人把他带到水坡村的一个大场上审问，英勇的戚烽对敌人破口大骂，别无他言。穷凶极恶的敌人让戚烽跪下，（当时戚烽因流血过多坐在地上），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就奋然站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敌人没有让他把第二句喊完，就一刀刺去……戚烽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年仅21岁。
戚烽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武城县，全县人民深感悲痛，许多群众从几十里外赶到墓地，悼念烈士。冀南军区六分区和武城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赠戚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人民的抗日英雄”等光荣称号。戚烽的父亲戚夯含泪写下一副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
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民歌，赞颂英雄：
山东武城县，戚烽美名传。
忠心为抗日，洒尽血和汗。
中华好儿郎，宁死腰不弯。
坚如顶天松，永立运河边。
赵炳图
赵炳图（1918—1942），河北省广宗县人。曾入抗日学院学习，后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政务处行政科长。1940年5月，调任武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武城县抗日游击大队队长。当时，武城全县已沦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领导全县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抗日武装，由清河、武城边境逐村深入。未及一年，除武官寨、何刘屯日伪两大据点及县城附近外，武城县大部地区已被解放，形势发展很快。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赵县长，真能干！换村作战斗，光复县境一大半。”
1941年春，赵炳图住在常庄科村（现属河北省清河县），被敌人窥悉，五百多日伪军将该村包围。在这紧急时刻，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指挥战士突围，终于脱险。同年夏，赵炳图又率部深入敌人心腹地区——河西街，袭击伪警察所，迫使伪警察全部缴械，并俘获伪警长、伪所长及伪军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赵炳图英勇果敢，精明干练，不仅善于带领军民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为武城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崇敬。
1941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调赵炳图赴太行学习。1942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时，他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4岁。
韩 强
韩强（1915—1942），原名韩兆槐，武城县大辛庄村（现属河北省故城县军屯乡）人。出身贫苦，自幼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在武城县文庙高级小学毕业后，即升入平原乡村师范学校，各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等，并酷爱音乐，会唱古装戏。他性情活泼，谦逊和蔼，以诚待人，深得众爱。在校期间，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思想禁锢。后因家境贫困，经济不支，修业二年，失学返里，任小学教员。任教时，团结进步教员，探求救国真理，积极宣传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运动的感召下，韩强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如鱼得水，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2月，武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小辛庄党支部建立，韩强任组织委员。敌人猖狂反扑，妄图破坏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韩强面对顽敌，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使武城县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武城县工作委员会建立，韩强先后任副书记、书记。1939年2月，日寇侵占武城县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敌人建据点、修炮楼，烧杀掠抢，扫荡频繁，环境日趋恶劣。韩强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建立人民武装——武城县大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领导全县军民，杀汉奸，斗顽敌，开展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念。
韩强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武城县革命力量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42年，在反扫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
宋 烈
宋烈（1917—1944），原名宋万荣，武城县杨庄乡饮马庄村人。幼年丧母，矢志向学。临清中学肄业。
1938年冬，宋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武城县一区书记。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为开辟一区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1940年夏，宋烈任武城县救国会副主任，秋季去区党校受训。结业后，任武城县农会主任。当时，环境极端恶劣，宋烈为开辟武城县的革命局面，带领军民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除汉奸，斗顽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1943年春，宋烈任中国共产党武城县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忘我工作，劳累过度，身患肺病，病情严重，党组织遂安排他去济南治疗。是年秋返回休养。当时，冀南大灾，条件极端艰苦，宋烈生活更加节俭。1944年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张振清
张振清（1919—1947），武城县梁庄乡前马棚村人。祖辈靠给地主当长工生活。1943年入伍，先后在武城县大队基干连、二野二纵六旅十八团九连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等职。
张振清性格刚强，作战勇敢，在围攻永年，攻打程太堡、激战羊山集等战斗中，多次立大功，是有名的“铁头勇士”、“拚刺英雄”。
1947年9月中旬，在大别山方集战斗中，张振清率九连执行掩护主力阻击敌人的任务。他指挥战士阻击敌人一个营，长达三个半小时，歼敌五百多人。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中，张振清一连刺死十几个敌人，身负重伤，还咬着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刺死一个敌人，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纵队首长嘉奖了九连，给张振清及全连战士记了功，表彰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戚 夯
戚夯（1893—1948），原名伯黎，字牖民，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人。家境殷实。幼年就读私塾，聪明过人，成绩优异。颇为师长器重。废科举，兴学堂，武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戚夯随来该校就读。
在高等学堂受业三年，毕业后考入临清中学，未及毕业又考入山东法政大学。其父寄以莫大希望，认为他日后可得一官半职，飞黄腾达荣耀乡里。但因境日衰，经济窘迫，学费难以供应，未卒业而辍学返里，在饮马庄村任教员，维持生计。
1918年，武城县成立“地方自治筹备会”，戚夯任主任。此后，戚夯先后任武城县财政科长、局长，平原县财政科长。1935年调任济宁县财政科长。其前任科长与国民党四十七师师长曹福林素有渊源，关系甚密。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公款，为数甚巨，交结时企图蒙混，并拿出部分脏款，收买戚夯，暗示他不要深究，马虎从事，对此戚夯严辞拒绝。对方恼羞成怒，勾结曹福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诬告陷害，戚夯因此被撤职逮捕，押送济南军法处，身陷囹圄。在狱中，戚夯看到，那些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囚犯”们，不是交不起地租、还不起债的善良农民，就是被生活逼迫得挺而走险的所谓“强盗”，还有许多不知为什么糊里糊涂被抓的无辜者。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戚夯义愤填膺。他深切感到国民党统治之黑暗，真理之难以伸张。他终于觉醒了，在狱中写有《狱中杂记》，以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戚夯出狱后，隐居故里，深居简出，专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他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大量作品，以及《东方杂志》、《大众生活》、《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芦沟桥的炮声深深地震憾着戚夯，平静的书斋再也容不下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走出书斋，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委派的武城县长徐占奎组织临时政府。可惜时间不长，日寇就侵占了武城，临时政府夭折。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戚夯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忧虑。在其子——共产党员戚烽的影响下，他欣然接受了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1938年8月，戚夯之子戚烽团结进步青年，秘密筹建了戚庄游击小组，这是武城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嗣后，游击小组迅速发展，在八路军十九团的帮助下，改编为游击队。1939年11月，游击队改编为独立营，戚夯任营长。
戚夯的行动，使敌人又恨又怕。他们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戚夯嗤之以鼻，不为所动。接着又“没收”了戚夯的全部财产，并将其女儿、儿媳关进监狱。同时通过戚夯过去的朋友——已投敌的伪区长致书戚夯，劝其投降。敌人的淫威并没使戚夯的抗日决心丝毫动摇。在回信中他义正词严地写道：“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子爰举义旗，以救亡图存为已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我之亲属身陷囹圄，任凭敌人处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尚望你早日弃暗投明，免致后人唾骂。”1940年，戚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民主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一年后，戚夯的亲属经党组织多方营救脱险。为免去后顾之忧，他毅然破釜沉舟，毁家抒难，将财产土地弃之不顾，带着全家到运西解放区。当时，他的小女儿只有三个月，带着孩子行军工作很不方便，他便忍痛将孩子当孤儿寄养在天主教堂，爱人徐竹筠舍不得，戚夯开导说：“你应该相信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的，等打垮了鬼子，再把孩子接回来。”然而，戚夯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1941年8月，县长赵炳图调赴太行学习，戚夯任武城县代县长兼民政科长。1942年12月，戚夯的独生子、县大队副政委戚烽壮烈捐躯。在儿子的追悼会上，戚夯亲书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他以高度的理智控制着自己，将国难家仇化为对敌人的无比愤恨，从此他的斗志更旺盛了。
1943年底，戚夯调太行边区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调任冀南六专署行政科长。1945年任武城县副县长。1948年调往邯（郸）馆（陶）铁路办事处任会计科长，到职后就积极参加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因年事已高，终日奔波劳碌，体质日渐衰弱，牙齿全部脱落，但他仍不懈地学习和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我虽然快60岁了，但我还要奋斗20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同志们深为钦敬，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英雄”。
1948年4月，我军已大举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尚作垂死挣扎。他们利用反动会道门——白阳古教，于27日午夜，突然发动武装暴乱，袭击邯馆铁路办事处，办事处人员英勇抵抗，激战二小时。最后暴徒纵火，戚夯因年老力衰，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李振清
李振清（1902—1948），武城县梁庄乡小董王庄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8—1939年间，在河西武官寨一带，以驮运粮食为名，做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因形势恶化，转到哈尔滨故乡屯砖瓦厂，以木匠为职业，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2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振清回到家乡，调任恩县五区副区长（区址在刘王庄，现属李家户乡）。当时，日伪勾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加之灾荒严重，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振清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斗争，组织武装力量，除奸反霸，深入虎穴，为民除害。
1942年6月间，李振清与区长刘克哲等七位同志，在深夜机智勇敢地潜入刘王庄伪区部，活捉伪区长李文德，缴获枪支、弹药各一宗。
1943年7月间，李振清与徐英杰、刘克哲等打入伪据点内部，以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迫使伪区长徐秀峰投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粮食数万斤，武装了抗日游击队，救济了贫苦农民。同年8月间，以同样方式，通过说服教育讲政策，促使大兴庄反动组织黄沙会头目尹文昌率部二百余人反正，缴获大量武器、粮食。
1943年冬，李振清带领游击队和民兵，袭击伪恩县征收处，围攻穆王庄杂团尤克功的据点，歼灭敌人大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4年春，李振清调任区武委会主任，他带领民兵，斗争土豪劣绅，并积极参加了围攻旧城，候王庄伪军和解放恩县的战斗。在战斗中，他率担架队和运输队，配合作战。他们护送伤员安全转移，及时运输军用物资，作出突出贡献，受到部队首长和政府领导的表扬。
1947年，党号召南下时，李振清积极要求参加。刘子蔚劝他说：“你年龄大了，不能去！”他坚定地回答：“不打倒蒋介石，我誓不回来！”他毅然加入了南下的革命行列。
1948年2月，李振清在湖北省谷城县任三区区长，领导群众进行复查斗争。当时，湖北省尚有国民党残匪和还乡团骚扰破坏，李振清带领武委队，配合县大队开展游击战。10月23日，由于他年龄大，上级党组织留他等8人驻守滋河镇，不幸被蒋匪军与还乡团3000余人包围，李振清与战友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突围未成，壮烈牺牲。
周恩昌
周恩昌（1913—1948），武城县武城镇刘庄村人，出身贫寒，无力求学，自幼拣柴拾粪，帮助家庭艰难度日。一家六口，五亩薄田，父母体弱多病，其兄身残不能劳动，全家终年忙碌，仍不得温饱。
1928年，15岁的周恩昌即离开双亲，到东北某矿山当工人，其间正值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周恩昌每天苦干12个小时，只挣四角钱，自己吃不饱，还得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积攒些钱，接济家人。周恩昌倍受亡国之苦，心中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接近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194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和蔼，在工友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工友们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他团结200多名工友同日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给敌人和工头以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和在一起工作的弟弟说服100多名工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
入伍后，周恩昌担任连队司务长。1947年2月6日，在攻打法库县城的战斗中，他带领炊事班全体战士冲向战火纷飞的阵地抢救伤员，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他一连救下6个伤员。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奋力抢救，使全部伤员得到及时救护和安全转移。在这次战斗中，周恩昌荣立大功，受到嘉奖。
1948年5月28日，在围攻长春的战斗中，任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周恩昌，指挥全体战士，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火力压倒。为了瓦解敌人，周恩昌决定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亲自到阵地前沿向敌人喊话，连队干部都劝他不要去，战士们说：“要去，我们去！你是连队的首长，需要你指挥战斗！”周恩昌拒绝了大家的劝说，勇敢地站在高处，向敌人喊话，劝敌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弃暗投明。顽固的敌人向他开枪射击，周恩昌不幸中弹。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战斗胜利后，部队为他追记大功，并追认他为“放心的好干部”。
周金福
周金福（1930—1948），乳名立成，武城县武城镇刘庄村人，出身贫苦。1942年因遭灾荒，为生活所迫，离家去东北谋生，做煤矿工人。
1945年8月，周金福参军入伍，历任战士，正副班长、正副排长等职。1947年任班长，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行军时帮助战士扛枪背包，休息时为战士烧水做饭，荣立艰苦工作功大功一次。
1948年1月20日，在解放四平战斗中，他勇敢地扛起炸药包冲上去，炸毁了敌人的调堡，壮烈牺牲，时年仅18岁，部队为表彰他的战绩，为他追记“战斗功”大功一次。
李永顺
李永顺（1922—1948），武城县杨庄乡李庄村人。1942年8月参加革命，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永顺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过解放夏津、衡水、保定等地的战斗。1945年他身负重伤，上级批准他复员，他肯求说：“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不能退出战场！”接着，他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在战斗中，他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荣立一等功。
1948年10月，他任桐柏军区部队二营三连尖刀连连长，在河南省信阳县平昌镇战斗中，英勇献身，时年26岁。
高华林
高华林（1925—1948），曾用名高华岭，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三野八十五师三五五团榴炮连班长。
高华林在战斗中，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带病参战，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在淮海战役中，他任榴炮连班长，身先士卒，英勇顽强，身背九发炮弹送上前线。由于他作战勇敢，主动性强，带动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荣获二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时年23岁。
陈代如
陈代如（1927—1948），武城县李家户乡郎寨村人。自幼家贫，父亲给地主放羊，全家人受尽欺凌，仍不得温饱。幼年的代如，对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充满仇恨。1942年，灾荒严重，不能度日，年仅16岁的代如深切地感到只有解放全中国，家乡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饥寒交迫的生活才能彻底摆脱。于是，他毅然告别双亲，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
1945年4月，陈代如参军入伍，分配在第二野战军二纵队卫生部，任警卫员，他服从领导，办事认真，尽职尽责，很守信用，颇得领导器重。
在进攻羊山镇的战斗中，部队首长急需派战士到前沿送信，时间紧，任务重，陈代如自告奋勇，主动接受任务。敌人火力封锁严密，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胜利地完成了送信任务，荣立二等功。
在湖北省南山里，陈代如等护送伤员转移时，途经刑川街，遭到敌人伏击，被敌人一个连包围。陈代如临危不惧，一连背了十几名重伤员，隐蔽在村内稻草垛里。这时，敌人已冲进村子，陈代如带领轻伤员，进行顽强抵抗，最后子弹耗尽，与敌人展开肉搏，因敌众我寡，陈代如壮烈牺牲。
曲洪发
曲洪发（1923—1949），武城县梁庄乡曲庄村人。家境贫苦，从小跟父母讨饭度日，12岁在地主家当长工。194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武城县大队基干连、二野二纵六旅十八团二营九连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
曲洪发性情直爽，作风朴实，入伍后多次荣立战功。1947年4月，在攻打程太堡的战斗中，曲洪发任排长，带领二排担任连里的突击队。他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连续炸毁敌人十多个地堡，以机智迅捷的动作冲进敌人的指挥部，经过一场激战，消灭敌手枪队几十人。曲洪发一个人又连续刺死三个敌人，带着两名战士，活捉了藏在地道里的匪首程道生。在这次战斗中，曲洪发荣立大功一次，并被纵队授予“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并代表九连出席了纵队召开的庆功表模大会，刘伯承司令员亲自给曲洪发佩戴了大红花。
在羊山集战斗中，曲洪发担任副连长。在带领突击队向羊山集敌人前沿阵地冲击时，不幸中弹牺牲。
徐恩武
徐恩武（1925—1949），曾用名徐树庭，武城县老城镇东徐庄村人。幼年入小学读书，后因家境贫寒，被迫停学，跟父亲学木匠，闲时挑担卖茶叶。
1945年9月，徐恩武被选为本村检查班长，积极组织民兵武装，斗地主、分田地、赈济贫民。同时还帮助邻村除奸反霸，为民除害。当时，地主还乡团猖狂反扑，暗杀村干部，徐恩武白天在村里活动，晚上藏在河西街一家点心铺里就宿。
1947年3月，徐恩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南下时，他路经家门而不入。徐恩武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在历次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在营口战斗中，他荣立大功。
1949年8月20日，在湖南省安仁县城南被敌人包围。突围中，徐恩武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阎金海
阎金海（1929—1949），武城县李家户乡刘王庄村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阎金海入伍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在邓县、襄阳等多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在伏牛山战斗中，他身患重病，不能走路，与二十多名伤员坐大车随军行动。部队急行军向伏牛山前进，他们落在队伍后面。第二天，部队已到达西平投入战斗，他们在途中被流窜的敌人包围。阎金海临危不惧，组织伤员向敌人反击。他多处受伤，仍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
1949年部队总评时，阎金海被评为甲等英雄。
陈喜亭
陈喜亭（1930—1951），曾用名陈凤春，武城县老城镇南关村人。自幼家境贫苦，受尽欺凌。194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随军转战，表现勇敢，曾荣立大功一次。
1950年，陈喜亭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一九六师五九团三营任通讯参谋。1951年10月，在金城阻击战中，我军冲破敌人防线，敌人猖狂反扑，炮击我军阵地，炸断通讯线路，陈喜亭带领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在昌道里附近接线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21岁。
徐宝珍
徐宝珍（1932—1959），武城县老城镇西徐庄村人。幼年在城关小学读书，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考入武城师范学校。1949年辍学，在孙庄（现属河北省故城县瓦子庄乡）小学任教一年。1950年到县供销社工作。1955年任瓦子庄供销社副主任。
1959年冬，徐宝珍被调到水利建设指挥部水产科工作。1959年12月3日，徐宝珍正在沙河边扑鱼队部休息。忽听民工说有人落水，他急忙奔赴出事地点，见一老人在水中挣扎呼救。他奋不顾身跳入凛冽的河水中。数九寒天，河水冰封，徐宝珍抓住老人，两次用力托出水面，试图推上冰层，但因冰薄，又沉入河里。徐宝珍只好一手托住老人，一手奋力破冰游向河岸。等闻讯赶来的干部群众把他救上岸时，他已冻僵昏迷，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27岁。
1960年3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赠徐宝珍为烈士。
李春兰
李春兰（1918—1960）又名李岩，女，武城县大屯乡桃花店村人，县内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自幼家贫，9岁始在本村教会小学上学。后转到庞庄教会完小读书，半工半读。上六年级时，因不甘受外国传教师的欺压与同学们一起进行罢课，被校方开除。后经老师介绍，到恩县公立女子小学就读。1934年考入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简易班。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被学校当局开除。后经同学介绍转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养蚕制丝科学习。1937年毕业前夕，因“七·七事变”学校南移徐州。恩县籍学生在刘子蔚同志的领导下，决定回原籍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春兰回到家乡在旧城（今武城镇）参加了恩县动员委员会，任宣传队长。她带领宣传队走村串乡，宣传妇女解放的伟大意义，动员妇女放足，鼓励贫苦农民出来参加革命。十一月，由马诚斋、刘子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提前转为正式党员。3月在旧城参加八路军津浦支队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秋，调鲁西北特委任妇女科长。1939年春调鲁西区党委任妇女科副科长。1940年10月调鲁南区党委任妇委副书记及妇联主任。1942年8月又调滨海地委任妇委书记。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李春兰。为了迷惑敌人，便于工作，她剃光头发女扮男装，或化妆成尼姑活动于群众当中。在反扫荡中，她带领妇女干部英勇突围，身负重伤不叫苦。1946年土改时期，她带领工作团深入基层动员青年参军，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减租减息，斗土豪、分田地。
全国解放后，她曾任济南市妇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妇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等职。1954年，调哈尔滨风动机械厂任党委书记。1960年，任哈尔滨动力之乡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同年12月，因医疗事故致死。
陈胜敏
陈胜敏（1940—1978），武城县武城镇东关村人。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旧城中学。学习勤奋，爱好文艺，曾任学生会康乐部部长。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任过会计、邮递员。
1959年12月，陈胜敏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六师二二八团战炮连任战士。他性格忠诚憨厚，待人和蔼热情，学习刻苦，理解能力强，经常给战士们介绍学习体会，大家都愿意接近他。他曾任文书、班长、营部书记员，师政治部干部科干事等，1970年升为师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1975年升为科长。他工作认真，不怕苦不怕累，有一股老黄牛的实干精神，曾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标兵，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
陈胜敏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积劳成疾，患肝硬化浮水，治疗无效，于1978年1月病逝南昌，时年38岁。
潘庆生
潘庆生（1962—1985），武城县祝官屯乡徐庄村人。少年丧父，身体瘦弱，忠诚老实，性情活泼，聪明勤快，胆大耿介。1970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75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董白三联办中学就读。1978年初中毕业，居家务农，此间曾做过商贩。
潘庆生积极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82年1月应征入伍，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四十三师侦察连任战士。入伍后，他严以律己，刻苦训练，成绩突出，是连队的技术尖子，先后四次受到连队的嘉奖。1984年9月升为班长。在侦察技术比武和云南西双版纳野外生存训练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同年底，被授予“军事训练标兵”称号。
他在入伍前定了亲事，可仅在临走的前一天匆匆与姑娘见了一面，一别三年。1985年1月，经领导批准，他购置了结婚用品准备回家结婚，家中的哥哥为他结婚买了一千多元钱的东西。就在他买好车票，准备上车的时候，部队接到了赴滇轮战的命令。他毫无怨言，服从分配，立即处理了购置的物品，给家中写信做了解释，便迅速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并多次给党支部写请战书，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
潘庆生不畏艰苦，作战勇敢，1985年7月3日，在南辛农侦察作战中，部队准备实施“101”计划。在挑选捕俘人员时，他先后五次找中队领导请战，要求参加捕俘组。中队党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战斗中，他机智灵活，大胆穿插，和全组同志密切配合，冒着枪林弹雨歼敌两名。当捕俘组三面受敌，形势十分危险的时候，他和三名战士毅然放弃了撤离机会，主动要求担任掩护任务，把生的希望让给其他战士。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他拖着流出的肠子爬了十几米，仍坚持战斗，以火力牵制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最后，敌人的手榴弹将他的右臂齐肩炸断，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出征前立下的铮铮誓言：
丹心献祖国，
碧血写青史。
卫国当英雄，
血染战旗红。
在烈士的右手臂上，战士们发现他用钢笔写下的四个字“祖国万岁！”多么可敬的战士啊！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无私地奉献出来，不愧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祖国万岁！”这是他用生命和热血向养育自己的祖国母亲发出的最后的呼喊。
潘庆生牺牲后，部队党委根据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为他追记二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