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计划管理
1955年11月，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对全县工商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即将生产指标、产值、利润等直接下达到企业单位。对农业、手工业则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产品税收等经济手段实行计划管理，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由于受左倾思潮干扰，工农业生产指标被一再拔高，严重脱离实际，“浮夸风”、“命令风”代替了计划指标，破坏了计划工作的严肃性，使计划失去了指导意义，导致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1962年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各项生产计划的编制和下达注重尊重客观实际。至1965年，武城县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城县计划委员会被撤销，虽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代行工作，但因形势混乱和极左思潮干扰，造成计划失调，不切实际，使农业结构失调，工业经济效益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计划体制改革精神，实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商品经济方针，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并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工农业生产逐步走上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农业生产方面，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增加棉花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1985年，武城县粮田面积由1978年的64.38万亩调减为54.6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25439万斤，比1978年增长83.4%。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78年的19.77万亩增至29.31万亩，棉花总产达到4234万斤，比1978年增长762.3%。工业方面，县政府只对主管部门下达总产值，具体指标和利润由主管部门灵活下达，并逐步把工业生产引入竞争机制，以承包和招标承包的形式进行宏观管理，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21381万元，比1978年增长322.2%。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达37858万元，比1978年增长249.3%。
流通计划管理
建国后，社会商品流通指标由上级计划部门下达，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再向有关执行部门分配指标任务。纳入全县计划管理的商品有钢铁、有色金属、水泥、木材、汽车、煤炭、硫酸、烧碱、纯碱、轮胎、拖拉机、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粮食、棉花、花生、食油等。在商品管理上，国家对工业品、农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分别进行管理。凡属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类物资，如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实行统购统配；属于生活必需品，如粮、棉、油等物资，实行派购、定购、收购和分配供应；属于辅助性的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等物资由市场调节。
1983年以来，除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食油、生活用煤等仍保留供应证外，其它如棉絮票、布票、肉票、糖票等均予取消，敞开供应。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除少数产品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它全部取消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并允许多渠道经营。属全县计划管理分配的商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均限于国家计划价格，其它商品价格允许有一定幅度的浮动。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
建国后，武城县计划部门只负责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管理先由计划部门根据地区下达的计划指标及地方财力、物力等情况，预先审批项目，然后动工兴建。
1979年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县财政承受能力，搞好财政、物资、信贷三方面的平衡，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1983年以来，对超标准建筑，计划外建筑及任意扩大住宅面积等行为进行批评制止，对严重违纪者进行了处罚。
社会发展计划管理
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建立后，主要编制农业、工业、运输、邮电、商业、基建、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项计划。1958年，计划内容中减去科技、邮电、城市公用事业部分。1963年，增加人口、技术改造计划的编制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发展计划工作被削弱，计划内容再度减少，主要编制农业、工业、运输、基本建设及物资供应计划。
1978年开始，武城县计划委员会既编制长期战略规划，又作短期实施计划，注重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相结合，搞好各项经济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研究制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长期产业政策，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计划目标的实现，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第一节 计划管理
生产计划管理
1955年11月，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对全县工商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即将生产指标、产值、利润等直接下达到企业单位。对农业、手工业则通过粮食统购、统销、产品税收等经济手段实行计划管理，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由于受左倾思潮干扰，工农业生产指标被一再拔高，严重脱离实际，“浮夸风”、“命令风”代替了计划指标，破坏了计划工作的严肃性，使计划失去了指导意义，导致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1962年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各项生产计划的编制和下达注重尊重客观实际。至1965年，武城县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城县计划委员会被撤销，虽有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代行工作，但因形势混乱和极左思潮干扰，造成计划失调，不切实际，使农业结构失调，工业经济效益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计划体制改革精神，实行“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商品经济方针，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并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工农业生产逐步走上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农业生产方面，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增加棉花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1985年，武城县粮田面积由1978年的64.38万亩调减为54.6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25439万斤，比1978年增长83.4%。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78年的19.77万亩增至29.31万亩，棉花总产达到4234万斤，比1978年增长762.3%。工业方面，县政府只对主管部门下达总产值，具体指标和利润由主管部门灵活下达，并逐步把工业生产引入竞争机制，以承包和招标承包的形式进行宏观管理，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21381万元，比1978年增长322.2%。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达37858万元，比1978年增长249.3%。
流通计划管理
建国后，社会商品流通指标由上级计划部门下达，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再向有关执行部门分配指标任务。纳入全县计划管理的商品有钢铁、有色金属、水泥、木材、汽车、煤炭、硫酸、烧碱、纯碱、轮胎、拖拉机、汽油、煤油、柴油、沥青、粮食、棉花、花生、食油等。在商品管理上，国家对工业品、农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分别进行管理。凡属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类物资，如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实行统购统配；属于生活必需品，如粮、棉、油等物资，实行派购、定购、收购和分配供应；属于辅助性的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等物资由市场调节。
1983年以来，除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食油、生活用煤等仍保留供应证外，其它如棉絮票、布票、肉票、糖票等均予取消，敞开供应。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除少数产品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它全部取消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并允许多渠道经营。属全县计划管理分配的商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均限于国家计划价格，其它商品价格允许有一定幅度的浮动。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
建国后，武城县计划部门只负责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管理先由计划部门根据地区下达的计划指标及地方财力、物力等情况，预先审批项目，然后动工兴建。
1979年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县财政承受能力，搞好财政、物资、信贷三方面的平衡，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1983年以来，对超标准建筑，计划外建筑及任意扩大住宅面积等行为进行批评制止，对严重违纪者进行了处罚。
社会发展计划管理
武城县计划委员会建立后，主要编制农业、工业、运输、邮电、商业、基建、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项计划。1958年，计划内容中减去科技、邮电、城市公用事业部分。1963年，增加人口、技术改造计划的编制和管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发展计划工作被削弱，计划内容再度减少，主要编制农业、工业、运输、基本建设及物资供应计划。
1978年开始，武城县计划委员会既编制长期战略规划，又作短期实施计划，注重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相结合，搞好各项经济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研究制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长期产业政策，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计划目标的实现，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