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贷
1939年冀南银行建立初期，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武城县实行对个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商人进行贷款支持的方法，以促其帮助抗日军民从敌占区购买粮食、棉布和食盐等军民急需物资。
1946年，信贷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贷款项目。扩大了贷款对象，除对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者贷款外，还对“聚丰”、“振兴”等几个大商号发放贷款，支持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采取物价膨胀政策，大量印发钞票，物价暴涨，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崩溃，严重影响解放区物价的稳定。为维护人民信贷之信誉和借贷双方正当利益，武城支行采取折实贷款的方式，即以贷给小米折合成现款并付给现款的方式。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制定并颁发《城市工商业折实贷款暂行办法》，为发展武城县信贷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工作的总任务是“巩固金融稳定，开展货币管理和私人业务，扶助城乡物资交流，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完成总任务，信贷工作采取“大出大进”方针扶助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为有效地控制货币投放、巩固金融阵地，逐步取消了商业信用，为工商企业实行货币管理（信贷管理），企业编造款项收支计划，银行建立项目登记，监督合同执行。贷款对象仍然是个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1952年底，武城县商业贷款余额7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信贷工作的任务是大力组织存款，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和商品流通，支持增产节约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手工业贷款采取扶持加工、订货、包销，促进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开展了对基层供销社发放贷款业务。1956年，对供销合作社试行《商业放款办法》，使其与银行营业所直接建立信贷关系，并对私营商业贷款贯彻“宽简以利改造”的政策；对合营、合作商业和个体商贩进行敞门贷款，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1953年，工业企业贷款1万元，商业企业贷款25万元。到1957年末，工业企业贷款达11万元，商业企业贷款增加到395万元，预购定金53万元，分别增长10倍、14.8倍。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信贷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支持“大跃进”。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被废除，农副产品收购不分轻重缓急，一律充分支持，工业品收购凡属农业生产资料一律充分支持，原按进货计划供应资金的规定改为按实际需要贷款。商业企业扩大了采购工农业产品预付贷款的范围，允许商业部门任意抽查自有流动资金去搞地方工业、县办工业、乡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猛增，严重打破了信贷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损失。1958年，工业企业贷款余额猛增到116万元。比1957年增长9.6倍；商业企业贷款余额达1685万元，比1957年增长3.2倍。贷款的增加造成大量货币投放市场，市场货币量的增加导致商品的严重不足、市场萧条，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党和政府着手采取措施，扭转经济失调的局面，银行支持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同时冻结了部分财政性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支持商业企业清产核资，处理积压，扩大商品流转，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并强调支持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信贷工作贯彻执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在信贷管理上采取“管紧管严，紧中有活”的方法，在资金管理上采取收入按政策、支出按预算，贷款按计划，追加按程序，计划内的积极支持，计划外的坚决堵住，意外需要必须先追加后用钱，不许先斩后奏的原则，积极地进行货币收回工作，并进行清理商业信用，逐步压缩贷款项目和数额，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副产品收购结算的五项原则》。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缓和了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信贷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工农业生产状况开始好转，商品与货币投放量不成比例的状况亦逐步改变。1962年工业企业贷款155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551万元，预购定金113万元，比1958年分别增长33.6%、负的7.9%、1.8倍。但是，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并未真正摆脱，急需进行大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调整时期总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银行信贷贯彻“当年平衡，不增发票子”的方针，协助有关部门调整工业布局及规模，以信贷为杠杆，促进工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监督其全面完成国家计划。1965年，保留工业企业11个（其中国营工业企业2个，集体工业企业9个），贷款总额由1962年的155万元压缩到10万元，降低了93.5%；有信贷关系的商业企业48个，贷款总额由1962年的1552万元压缩到1154万元，降低了25.6%；预购定金由1962年的113万元增加到146万元，增长29%。经过调整，大量货币回笼，物价基本稳定，市场亦由萧条变为繁荣。但是，由于机械地调整紧缩贷款，出现了对企业卡得过死，管得过严，工业企业下的过猛的现象。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两个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信贷工作被大大削弱了，正常的管理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资金管理形成“大撒手”、“大敞口”的局面，大量贷款被挪用于非偿还性开支，造成严重浪费，致使国民经济再次出现比例失调。1970年，工业企业贷款48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851万元，预购定金20万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2.9倍、60.2%、负的85.6%。到1975年，工业企业贷款174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096万元，预购定金40万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2.6倍、负的40.7%、90.4%。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二次调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信贷工作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对完成国家计划好、执行合同好、信用好、经营管理好、产品有销路的企业优先支持，对工业企业按行业、企业、产品进行分类排队，分别按“优先”、“从严”、“管紧”等不同类型掌握贷款，并在贷款数量、期限利率等方面予以不同对待，增加了中短期设备贷款，帮助工商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1980年，工业企业贷款510万元。商业企业贷款3898万元，预购定金53万元，分别比1975年增长1.93倍、2.55倍、32%。清产核资后，对国营工业企业增拨流动资金33.9万元，对物资企业增拨流动资金21.7万元，对国营预算外企业、集体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核算不增拨流动资金。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信贷工作继续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以销定贷”的信贷原则，加强信贷管理，控制信贷规模，在批准的信贷计划范围内，支持企业发展生产，搞活流通，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1984年，根据国务院（83）100号文件精神，围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紧缩银根、稳定货币”的方针，进行了核定流动资金周转计划、核定资金占有额、核定产品库存限额的“三核”工作。1985年贷款余额268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余额1456万元，商业贷款余额957万元，技术改造贷款余额212万元，个体贷款余额9万元。
农村信贷
银行建立初期，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给农民发放贷款，以购买耕牛、农具，发展生产。建国初，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扩大了农村贷款项目，增加了贷款数额。1952年，农村累计贷款2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打井，购买农具、耕畜、肥料和农村手工业、运销业、油坊、粉坊、编织及群众生活的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共发放农业贷款195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167万元，发放预购定金52万元。农业贷款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7倍，平均每年农业贷款72.4万元。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进入全面大跃进高潮，“五风”兴起，农村金融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合理的信贷制度被废止，许多社队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开办企业，向银行和信用社进行大量贷款，社队债务累累，信贷工作帮了倒忙，助长了浪费习气。仅1958年就发放三项支农资金406万元，造成市场货币增加，物价上涨，市场不稳，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为扭转这种局面，农村信贷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指导方针，帮助生产队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勤俭办社原则，开源节流，增产增收，发挥自有资金潜力，减少农贷支出，组织贷款回收，积极组织群众资金，加强调剂，控制投放。这一时期（不包括1959、1960年）农业贷款合计1150万元，平均每年383.3万元，三项支农资金（农业贷款、预购定金、信用社贷款）704万元，平均每年234.6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441万元，平均每年147万元，同时发放灾区社员口粮贷款，以渡灾荒。为支援农业发展，1962年豁免贫农合作基金贷款58万元。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共发放贷款1211万元，平均每年403万元，三项支农资金850万元，平均每年283万元，信用社发放贷款171万元，平均每年57万元，分别比“二五时期”增长5.1%、20.6%、负的61.2%。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严重破坏了正确的信贷政策，大批所谓“贷富不贷贫”、“贷干不贷群”。在农贷资金发放上重点支持穷队，越是穷越是填，造成了穷队单靠国家支援，不讲经济效益的局面，给国家金融造成极大的浪费。农业贷款2344万元，平均每年468.8万元；三项支农资金1250万元，平均每年250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419万元，平均每年83.8万元，分别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6.3%、负的11.6%、46.1%。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极“左”路线干扰，信贷政策实行“一拉平”，贷款金额年年增加，贷款效益年年降低。农业贷款1925万元，平均每年385万元；三项支农资金1674万元，平均每年335.2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529万元，平均每年105.8万元，分别比“三五时期”增长负的17.7%、34%、26.2%。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清除了极“左”路线在农村信贷工作上的干扰破坏，恢复和健全了必要的贷款制度，由于农村逐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贷款对象也由生产队转向社员户、重点户和专业户，支持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支持社队工副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社队工副业每年收入1000多万元。1978年，贯彻山东省农业银行制定的《社办企业贷款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贷款种类和贷款对象。贷款种类有：对国营农业企业只实行一种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对集体所有制的农村社队实行6种贷款：生产费用贷款、生产设备贷款、社队企业贷款、社队农业机械亏损无息贷款、社队小水电专项贷款、信用社贷款；对农民实行2种贷款：个人生产和生活贷款、灾区农民口粮无息贷款，贷款对象包括国营农、牧场和拖拉机站、机电排灌站、生产队、社办企业、农村信用社和社员。这一时期共发放农业贷款2728万元，平均每年545.6万元；三项支农资金4663万元，平均每年932.6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1038万元，平均每年207.6万元，分别比“四五时期”增长41.7%、1.7倍、96.2%。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农村信贷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指导思想、信贷政策、业务经营等方面不断调整改革，开拓服务领域，加强信贷管理，活化资金，提高效益，适应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客观需要。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农业银行、信用社在信贷服务对象上，适时地从主要支持社队集体发展生产转变为重点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对承包户、专业户贷款原则、用途、期限、利率等作了具体规定。对林、牧、渔业也视其经济效益给予了积极支持。同时，把扶持贫困户脱贫作为信贷支持的重要范围。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乡镇企业信贷业务在农业信贷工作中占居重要位置。贷款规模成倍扩大，为此单独列出了乡镇企业信贷计划，单独设置机构、配备专职信贷干部，有针对性地在信贷方针、政策、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对乡镇企业贷款的管理和引导。贯彻“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优先支持那些花钱少、见效快、效益高的企业，从而有力地推动全县乡镇企业的发展。1985年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对乡镇企业贷款进行了合理控制，保持了乡镇企业贷款的稳定增长速度。1981年，农行农业贷款余额为468万元，信用社贷款余额248万元。1985年农行农业贷款173万元，信用社贷款余额1406万元。
农村信贷资金管理体制
1950年，农村信贷指标采取吃“大锅饭”的办法，即上存下贷的管理体制。它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采取自上而下下达农村信贷指标，存款上交，贷款下拨，存贷两条线。1960年，实行固定基金制体制，即将农村信贷指标逐级下拨到县，固定数额，周转使用。每年所增加指标通过联行将资金实拨到县，其好处是可以多收多贷，但由于存贷不挂钩，仍不利于调动地方存款积极性。1971年，试行农村信贷逐级包干到县制度，其内容一是上级银行核定拨给县行的总指标，由县行包干使用，在不超过所核定的总指标内可以多收多放；二是银行存款（主要是信用社转存在银行的存款）每年超存部分，作为各县的农款指标。1980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体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
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始建于1953年，初以乡为建社范围。其资金来源包括：社员股金，历年积累及吸收所辖社队的集体和个人存款。资金独立，自负盈亏。业务范围有三：一、办理农村储蓄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存款；二、对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发放贷款；三、办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业务。1972年改为每个公社建立1个信用社，共计15个，迄今。
第四节 信贷
企业信贷
1939年冀南银行建立初期，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武城县实行对个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商人进行贷款支持的方法，以促其帮助抗日军民从敌占区购买粮食、棉布和食盐等军民急需物资。
1946年，信贷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贷款项目。扩大了贷款对象，除对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者贷款外，还对“聚丰”、“振兴”等几个大商号发放贷款，支持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采取物价膨胀政策，大量印发钞票，物价暴涨，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崩溃，严重影响解放区物价的稳定。为维护人民信贷之信誉和借贷双方正当利益，武城支行采取折实贷款的方式，即以贷给小米折合成现款并付给现款的方式。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制定并颁发《城市工商业折实贷款暂行办法》，为发展武城县信贷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银行工作的总任务是“巩固金融稳定，开展货币管理和私人业务，扶助城乡物资交流，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完成总任务，信贷工作采取“大出大进”方针扶助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为有效地控制货币投放、巩固金融阵地，逐步取消了商业信用，为工商企业实行货币管理（信贷管理），企业编造款项收支计划，银行建立项目登记，监督合同执行。贷款对象仍然是个体工商业者和部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1952年底，武城县商业贷款余额7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信贷工作的任务是大力组织存款，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和商品流通，支持增产节约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手工业贷款采取扶持加工、订货、包销，促进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开展了对基层供销社发放贷款业务。1956年，对供销合作社试行《商业放款办法》，使其与银行营业所直接建立信贷关系，并对私营商业贷款贯彻“宽简以利改造”的政策；对合营、合作商业和个体商贩进行敞门贷款，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1953年，工业企业贷款1万元，商业企业贷款25万元。到1957年末，工业企业贷款达11万元，商业企业贷款增加到395万元，预购定金53万元，分别增长10倍、14.8倍。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信贷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支持“大跃进”。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被废除，农副产品收购不分轻重缓急，一律充分支持，工业品收购凡属农业生产资料一律充分支持，原按进货计划供应资金的规定改为按实际需要贷款。商业企业扩大了采购工农业产品预付贷款的范围，允许商业部门任意抽查自有流动资金去搞地方工业、县办工业、乡办工业，工业企业数量猛增，严重打破了信贷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损失。1958年，工业企业贷款余额猛增到116万元。比1957年增长9.6倍；商业企业贷款余额达1685万元，比1957年增长3.2倍。贷款的增加造成大量货币投放市场，市场货币量的增加导致商品的严重不足、市场萧条，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党和政府着手采取措施，扭转经济失调的局面，银行支持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同时冻结了部分财政性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支持商业企业清产核资，处理积压，扩大商品流转，大力组织货币回笼，并强调支持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信贷工作贯彻执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在信贷管理上采取“管紧管严，紧中有活”的方法，在资金管理上采取收入按政策、支出按预算，贷款按计划，追加按程序，计划内的积极支持，计划外的坚决堵住，意外需要必须先追加后用钱，不许先斩后奏的原则，积极地进行货币收回工作，并进行清理商业信用，逐步压缩贷款项目和数额，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副产品收购结算的五项原则》。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缓和了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信贷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工农业生产状况开始好转，商品与货币投放量不成比例的状况亦逐步改变。1962年工业企业贷款155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551万元，预购定金113万元，比1958年分别增长33.6%、负的7.9%、1.8倍。但是，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并未真正摆脱，急需进行大的调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调整时期总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银行信贷贯彻“当年平衡，不增发票子”的方针，协助有关部门调整工业布局及规模，以信贷为杠杆，促进工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监督其全面完成国家计划。1965年，保留工业企业11个（其中国营工业企业2个，集体工业企业9个），贷款总额由1962年的155万元压缩到10万元，降低了93.5%；有信贷关系的商业企业48个，贷款总额由1962年的1552万元压缩到1154万元，降低了25.6%；预购定金由1962年的113万元增加到146万元，增长29%。经过调整，大量货币回笼，物价基本稳定，市场亦由萧条变为繁荣。但是，由于机械地调整紧缩贷款，出现了对企业卡得过死，管得过严，工业企业下的过猛的现象。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两个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信贷工作被大大削弱了，正常的管理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资金管理形成“大撒手”、“大敞口”的局面，大量贷款被挪用于非偿还性开支，造成严重浪费，致使国民经济再次出现比例失调。1970年，工业企业贷款48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851万元，预购定金20万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2.9倍、60.2%、负的85.6%。到1975年，工业企业贷款174万元，商业企业贷款1096万元，预购定金40万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2.6倍、负的40.7%、90.4%。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二次调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信贷工作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对完成国家计划好、执行合同好、信用好、经营管理好、产品有销路的企业优先支持，对工业企业按行业、企业、产品进行分类排队，分别按“优先”、“从严”、“管紧”等不同类型掌握贷款，并在贷款数量、期限利率等方面予以不同对待，增加了中短期设备贷款，帮助工商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1980年，工业企业贷款510万元。商业企业贷款3898万元，预购定金53万元，分别比1975年增长1.93倍、2.55倍、32%。清产核资后，对国营工业企业增拨流动资金33.9万元，对物资企业增拨流动资金21.7万元，对国营预算外企业、集体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核算不增拨流动资金。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信贷工作继续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以销定贷”的信贷原则，加强信贷管理，控制信贷规模，在批准的信贷计划范围内，支持企业发展生产，搞活流通，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1984年，根据国务院（83）100号文件精神，围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紧缩银根、稳定货币”的方针，进行了核定流动资金周转计划、核定资金占有额、核定产品库存限额的“三核”工作。1985年贷款余额268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余额1456万元，商业贷款余额957万元，技术改造贷款余额212万元，个体贷款余额9万元。
农村信贷
银行建立初期，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给农民发放贷款，以购买耕牛、农具，发展生产。建国初，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扩大了农村贷款项目，增加了贷款数额。1952年，农村累计贷款2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打井，购买农具、耕畜、肥料和农村手工业、运销业、油坊、粉坊、编织及群众生活的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共发放农业贷款195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167万元，发放预购定金52万元。农业贷款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7倍，平均每年农业贷款72.4万元。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进入全面大跃进高潮，“五风”兴起，农村金融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合理的信贷制度被废止，许多社队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开办企业，向银行和信用社进行大量贷款，社队债务累累，信贷工作帮了倒忙，助长了浪费习气。仅1958年就发放三项支农资金406万元，造成市场货币增加，物价上涨，市场不稳，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为扭转这种局面，农村信贷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指导方针，帮助生产队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勤俭办社原则，开源节流，增产增收，发挥自有资金潜力，减少农贷支出，组织贷款回收，积极组织群众资金，加强调剂，控制投放。这一时期（不包括1959、1960年）农业贷款合计1150万元，平均每年383.3万元，三项支农资金（农业贷款、预购定金、信用社贷款）704万元，平均每年234.6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441万元，平均每年147万元，同时发放灾区社员口粮贷款，以渡灾荒。为支援农业发展，1962年豁免贫农合作基金贷款58万元。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共发放贷款1211万元，平均每年403万元，三项支农资金850万元，平均每年283万元，信用社发放贷款171万元，平均每年57万元，分别比“二五时期”增长5.1%、20.6%、负的61.2%。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严重破坏了正确的信贷政策，大批所谓“贷富不贷贫”、“贷干不贷群”。在农贷资金发放上重点支持穷队，越是穷越是填，造成了穷队单靠国家支援，不讲经济效益的局面，给国家金融造成极大的浪费。农业贷款2344万元，平均每年468.8万元；三项支农资金1250万元，平均每年250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419万元，平均每年83.8万元，分别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6.3%、负的11.6%、46.1%。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极“左”路线干扰，信贷政策实行“一拉平”，贷款金额年年增加，贷款效益年年降低。农业贷款1925万元，平均每年385万元；三项支农资金1674万元，平均每年335.2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529万元，平均每年105.8万元，分别比“三五时期”增长负的17.7%、34%、26.2%。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清除了极“左”路线在农村信贷工作上的干扰破坏，恢复和健全了必要的贷款制度，由于农村逐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贷款对象也由生产队转向社员户、重点户和专业户，支持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支持社队工副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社队工副业每年收入1000多万元。1978年，贯彻山东省农业银行制定的《社办企业贷款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贷款种类和贷款对象。贷款种类有：对国营农业企业只实行一种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对集体所有制的农村社队实行6种贷款：生产费用贷款、生产设备贷款、社队企业贷款、社队农业机械亏损无息贷款、社队小水电专项贷款、信用社贷款；对农民实行2种贷款：个人生产和生活贷款、灾区农民口粮无息贷款，贷款对象包括国营农、牧场和拖拉机站、机电排灌站、生产队、社办企业、农村信用社和社员。这一时期共发放农业贷款2728万元，平均每年545.6万元；三项支农资金4663万元，平均每年932.6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1038万元，平均每年207.6万元，分别比“四五时期”增长41.7%、1.7倍、96.2%。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农村信贷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指导思想、信贷政策、业务经营等方面不断调整改革，开拓服务领域，加强信贷管理，活化资金，提高效益，适应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客观需要。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农业银行、信用社在信贷服务对象上，适时地从主要支持社队集体发展生产转变为重点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对承包户、专业户贷款原则、用途、期限、利率等作了具体规定。对林、牧、渔业也视其经济效益给予了积极支持。同时，把扶持贫困户脱贫作为信贷支持的重要范围。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乡镇企业信贷业务在农业信贷工作中占居重要位置。贷款规模成倍扩大，为此单独列出了乡镇企业信贷计划，单独设置机构、配备专职信贷干部，有针对性地在信贷方针、政策、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对乡镇企业贷款的管理和引导。贯彻“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优先支持那些花钱少、见效快、效益高的企业，从而有力地推动全县乡镇企业的发展。1985年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对乡镇企业贷款进行了合理控制，保持了乡镇企业贷款的稳定增长速度。1981年，农行农业贷款余额为468万元，信用社贷款余额248万元。1985年农行农业贷款173万元，信用社贷款余额1406万元。
农村信贷资金管理体制
1950年，农村信贷指标采取吃“大锅饭”的办法，即上存下贷的管理体制。它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采取自上而下下达农村信贷指标，存款上交，贷款下拨，存贷两条线。1960年，实行固定基金制体制，即将农村信贷指标逐级下拨到县，固定数额，周转使用。每年所增加指标通过联行将资金实拨到县，其好处是可以多收多贷，但由于存贷不挂钩，仍不利于调动地方存款积极性。1971年，试行农村信贷逐级包干到县制度，其内容一是上级银行核定拨给县行的总指标，由县行包干使用，在不超过所核定的总指标内可以多收多放；二是银行存款（主要是信用社转存在银行的存款）每年超存部分，作为各县的农款指标。1980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体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
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始建于1953年，初以乡为建社范围。其资金来源包括：社员股金，历年积累及吸收所辖社队的集体和个人存款。资金独立，自负盈亏。业务范围有三：一、办理农村储蓄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存款；二、对农民个人和农村集体发放贷款；三、办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业务。1972年改为每个公社建立1个信用社，共计15个，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