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税
管理体制 民国以来，杂税日繁，或佐国库，或供省用。除沿清朝旧制外，又增征杂行税、营业税、印花税等。至1934年（民国23年），始征集市行业税，其行业如：斗行、秤行、牲口行。税征办法为“五年一定，一年一交”，专人承包。杂行税税制为：（一）花生行实行“专商承包，一定五年，一年一交”;（二）牲畜税为骡马每头征税1元，牛驴每头征税0.5元，招商承办；（三）榨油税初为招商承办，后按榨定税，公推油商代表承办；（四）印花税实行“商办帐簿”，借据文件均需站印花，违者处罚，其税征办法是由邮电局代售，实贴实销。（五）烟酒税实行“年均定税，按月缴纳，月清不欠”的办法。由于地方多事，经费骤增，正赋之外又有附加税，名目繁多，随赋征收，漫无限制，且一经增加即成案例而为正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0年，武城县成立抗日政府，为巩固革命政权，实行财政自理，建立新税制，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即现在的农业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还开征了进出口税（包括敌占区和解放区间的贸易）、货物税（包括土烟叶、鞭炮、植物油、皮革毛皮、迷信品、化妆品、饴糖、手制烟、酒等等）、营业税、所得税、屠宰税、印花税、粮食交易税、牲畜交易税。
1949年建国后，为统一全国税政，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发《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建立了新税制。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税种14种，武城县执行11种，即：货物税、工商税、盐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牲口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1950年7月调整税收，调整内容包括：（一）简并税种，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二）简化税目，货物税税目由30个合并为25个；（三）降低税率，所得税、盐税、房地产税等均降低税率。1951年开征棉纱统销税，以配合棉纱政策。当时的税制为多种税、多次征收的复税制。推行新税制不仅有利于控制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和偷税漏税，而且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适应形势需要，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原工商税制作了修正，内容如下：（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对部分主要产品，将原征收的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及附加税、印花税等加以简并，实行从产到销，一次征收；（二）简化货物税，凡缴纳货物税的企业，其工商营业税、印花税并入货物税；（三）修正工商营业税，工商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和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四）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其中电影、戏剧及娱乐部分税目改征文化娱乐税，其余税目并入营业税；（五）将棉纱统销税和棉花交易税并入商业流通税；（六）粮食、土布交易税改征货物税，停征药材交易税，原交易税种保留牲畜交易税。修正后的税制有税种12种：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盐税、关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
1956年，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新形势，本着“基本上在原税赋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 1958年改革了工商税制，主要内容如下：（一）简化税种，将工商企业原缴纳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合并为工商统一税；（二）将工商业中的所得税，改为独立税种；（三）简化征收办法，对连续生产企业的中间产品，除有特殊规定者外，一般不再征收；（四）在原税赋基础上对税率进行了部分调整。1959年停征利息所得税。1963年调整了工商所得税，改变了“个体经济负担轻于集体经济，合作商业负担轻于其它集体”的不合理状况，并相应改进了征收办法。1967年，停征文化娱乐税。
1973年，进一步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内容如下：（一）合并税种。将原工商企业统一税及其附加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武城县停征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二）简化税目；（三）调整部分税率，降低了农机、化肥、农药、水泥等支农产品税率，提高了手表、缝纫机等高档生活用品的税率；（四）废除不合理规定，如取消对中间产品征税。改革后的工商税种如下：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关税、盐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共计9种。
1980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颁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1981年10月1日，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试行），改革内容如下：（一）国营企业上缴利税改为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二）集体企业交纳集体企业所得税；（三）乡镇企业由固定税收为8级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四）个体经营企业定额税也改为8级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税种13个，即为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关税、盐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
为了给企业增加权力和活力，巩固第一步利改税的成果，1982年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试（1）]，改革内容如下：（一）对个别微利企业和产品不定型的企业实行照顾，免征三年所得税；（二）国营企业原亏损可以向后抵顶三年，进行企业还贷；（三）国营企业技改贷款可以免还60%（以增利润为准）。
1983年～1985年仍然试行第二步利改税体制，其税种亦无变化。
工商税收 武城县在税收管理中坚持“在促进生产的基础上开辟新税源”的原则，及时组织税款入库；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经常组织税级检查，纠正错误，清理拖欠，并与偷税、漏税和抗税行为作斗争。建国36年来，共完成工商税收9585.4万元，各时期工商税收完成情况如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10：货物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棉纱统销税、屠宰税、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税收总计完成129.9万元，平均每年完成43.3万元。
一五时期（1953～1957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9：商品流通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特种消费行为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总计完成478.3万元，平均每年完成95.6万元。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2倍。
二五时期（1958～1962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8：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总计完成561.1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87万元，比一五时期增长1.9倍。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共计完成465.2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55万元，比二五时期降低17.2%，税收下降的原因是国家为了有利于经济调整，减免了税收，降低了税率。
三五时期（1966～1970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共计完成507.7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01.5万元，比调整时期下降34.5%。
四五时期（1971～197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工商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税收共计完成1011万元，平均每年完成202.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99.2%。
五五时期（1976～1980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5：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税收共计完成2012.7万元，平均每年完成402.5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99%。
六五时期（1981～198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8：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体经营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税收共计完成2,738.9万元，年平均547.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长36.1%。
农业税
农业税，古称田赋。田赋，是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向农民苛征的税项，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劳动农民的一种严酷的封建剥削制度。“赋出于地，役出于丁”皆为古制，而农业税，是国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农业收入征收的税项。新中国的农业税是国家集中农民一部分纯收入的形式，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
管理体制 田赋征粮始于春秋末期，后土地制度虽屡经变易，然田赋征米粟，相沿不改。至明隆庆间逐步实行“一条鞭法”，赋役统一按田亩征银，此为税制的主要改革。清代基本沿用明制，康熙五十一年（1912年）实行摊丁入地，进而完成赋役合并即统一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使田赋成为唯一重要的农业税，并一律收货币。继之，各种附加杂派逐渐兴起。
民国时期，田赋划入地方收入，附加税收更加严重。国民政府苛征田赋，预征若干年，且在通货膨胀之下实行田赋征实，进行借征，人民负担更加严重。
国民元年《〔增订〕武城县志续编》载：“旧志摊入地田共完赋人丁一万三千二丁，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人丁一千七十二丁。按今赋役全书，则滋生至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丁。”
“又，按赋役全书原额之外荒田节年开恳地六顷七亩九分一厘二毫。今实在额外荒田成熟地二十三顷三十亩五分四毫，与州志同。”
“又，按赋役全书条，编银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六两九钱七分六厘七毫有奇。比旧多征一千四百四十八两三钱二分二厘七毫有奇。”
“超运地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四两八钱八分二厘二毫有奇，比旧每解八百八十二两五钱一分三厘有奇，（举人奉作钱不在此数）。坐支官俸一千四百六十二两一钱二分九厘八毫，比旧少支七十二两二钱四分八厘。”
“坐支驿站里甲夫马银二千七十二两一钱八分八厘二毫有奇，比旧少支八百三十两五分一厘二毫。”
“旧志征米七千三十七石六斗四升二合九勺有奇，系兼广济二仓本色及闰月米而言，今据现在额数，除广济二仓折色外，征米六千三百五十石四斗五升二合一勺，如遇闰年，加征米六石六斗三升二合一勺。”
“漕运本色正耗米内改征黑豆四千一百九十一石三升七合八勺，仍征米三百二石二斗六合六勺。临清仓本色正耗米内改征黑豆一千二百一石八斗九升二合二勺，仍征米二百石以上。共除征黑豆外，仍征米五百二石二斗六合六勺。”
“历年奉文于改征黑豆，内改征米二成半，共仍征豆四千四十四石六斗九升七合五勺，改征米一千三百四十八石二斗三升二合五勺。”
“闰耗米二百三十九石六斗三升九合七勺。”
“行粮米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七升五合七勺。”
“一五耗豆八百八十九斗三升九合五勺。”
“临清常盈仓粟米折色银四百一十三两九钱二分三厘有奇。临清广、济二仓，本色正耗米改折银五百四十四两四钱四分七厘有奇。临清常盈本色小麦改折银八百八十九两六钱六分二厘有奇。”
民国初至民国23年，田赋按丁银计，每亩粮地应完正银零点五五三两（按银折价）。上忙银两每亩正税征银为四元，地方附捐三点二六元，计七点二六元，平均每市亩征银三点四元，漕米每亩地应完米零点三三五石（按米价折款），征收期在二、三月间。下忙米每石正税征米六元。地方附捐三点五元，计九点五元，平均每市亩征银零点二四元，丁银漕米共计每亩平均税赋三点二八元。
民国24年，原有“地丁银两，漕粮米石”一律废除，地亩附税分别折合国币正银一两，折征四元，正米一石六元。田赋征期：上忙改称田赋第一期，自三月一日开征，至六月底扫尾解清；下忙改称田赋第二期，自九月一日开征，至十二月底扫尾解清，其附加随正税随时开征。田赋及其附加之外，附捐名目繁多，附捐有：地方巡警费、教育巡警费、河工附捐费、临时军业费、县武装枪械费、书差费，还有国防道路特捐、汽车路附捐、分账实特捐、建设特捐、临时特捐等十几种，严重地增加了劳动农民的负担。
日伪时期，仍沿用民国时期的田赋制度。
民国26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敌占区仍然沿用旧赋制。1940年，武城县抗日政府建立，下设粮秣科，负责征收田赋，为抗日军队筹粮筹款。粮秣科负责制定田赋征收政策，确定地亩负担，办理征收事宜。
1945年，田赋改征现金，粮食征收按亩分摊。
解放战争开始后，田赋和公粮的征收采取“消弱地主经济，扶助贫雇农”的政策，实行“分级累进税率，以率计征”。
1947年，土改完成，农业税一律采取比例税制。
1949年建国后，仍然采取比例税制。
1952年，全国进行查田定产工作，实行“种多少田地，打多少粮食，低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县政府组织人力，深入农村，清丈土地，评议产量，其计征率一直延续。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另加附加税15%。遇灾害按欠收程度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征收时间分夏秋两季，即“夏季预征，全年统算。”征收标准一律以标准粮计，每市斤粮1角。
1961年标准粮价改为每市斤粮1角1分。
1967年，标准粮价又提高到每市斤粮1角2分7厘。
1978年，标准粮价提高到每市斤粮1角5分，并明确规定，凡国家建设占地和公社所属工业、机关、建筑占地，以及公社以上单位兴修水利占地，应据实扣除全部占地面积，常年产量及其税款，以确保农民的物质利益。1985年，标准粮价提高到每市斤小麦1角6分9厘，玉米1角1分9厘，谷子1角1分6厘。
农业税收 农业税占全县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尤为明显，农业税可谓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保障战争的供给，取得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起到了经济基础的作用。
武城县各时期农业税收情况如下：
1962年，额征任务119.1472万元，实征97.803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2%。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额征任务332.6259万元，实征217.484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65.4%，平均每年征收72.4947万元，比1962年下降25.8%。
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额征任务491.3662万元，实征470.684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95.8%，平均每年征收94.1369万元，比“调整时期”增长29.8%。
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额征任务535.5367万元，实征462.2307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6.3%，平均每年征收92.4461万元，比“三五”时期下降1.8%。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额征任务557.3607万元，实征364.1574万元，占额征任务的65.4%，平均每年征收72.8314万元，比“四五”时期下降21%。
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额征任务564.3462万元，实征516.042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91.44%，平均每年征收103.2085万元，比“五五”时期上升41.7%。
减赋缓征 民国元年、9年、13年、17年、18年、19年、22年、32年间，旱、涝、虫、饥荒等自然灾害频繁，却未见减赋缓征。
1945年7月武城县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农民生活关怀备至，每遇灾荒，都实行减赋缓征政策。1963年，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农业税21.343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18%。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农业税115.1420万元，占额征任务的34.6%，平均每年减免38.3806万元，比1962年增长79.8%。
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20.681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4.2%，平均每年减免4.1362万元，比“调整时期”下降89.2%。
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73.3060万元，占额征任务的13.7%，平均每年减免14.661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2.54倍。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193.203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34.6%，平均每年减免38.6406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1.64倍。
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48.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56%，平均每年减免9.66万元，比“五五”时期减少3.62倍。
第三节 税收
工商税
管理体制 民国以来，杂税日繁，或佐国库，或供省用。除沿清朝旧制外，又增征杂行税、营业税、印花税等。至1934年（民国23年），始征集市行业税，其行业如：斗行、秤行、牲口行。税征办法为“五年一定，一年一交”，专人承包。杂行税税制为：（一）花生行实行“专商承包，一定五年，一年一交”;（二）牲畜税为骡马每头征税1元，牛驴每头征税0.5元，招商承办；（三）榨油税初为招商承办，后按榨定税，公推油商代表承办；（四）印花税实行“商办帐簿”，借据文件均需站印花，违者处罚，其税征办法是由邮电局代售，实贴实销。（五）烟酒税实行“年均定税，按月缴纳，月清不欠”的办法。由于地方多事，经费骤增，正赋之外又有附加税，名目繁多，随赋征收，漫无限制，且一经增加即成案例而为正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0年，武城县成立抗日政府，为巩固革命政权，实行财政自理，建立新税制，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即现在的农业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还开征了进出口税（包括敌占区和解放区间的贸易）、货物税（包括土烟叶、鞭炮、植物油、皮革毛皮、迷信品、化妆品、饴糖、手制烟、酒等等）、营业税、所得税、屠宰税、印花税、粮食交易税、牲畜交易税。
1949年建国后，为统一全国税政，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发《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建立了新税制。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税种14种，武城县执行11种，即：货物税、工商税、盐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牲口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1950年7月调整税收，调整内容包括：（一）简并税种，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二）简化税目，货物税税目由30个合并为25个；（三）降低税率，所得税、盐税、房地产税等均降低税率。1951年开征棉纱统销税，以配合棉纱政策。当时的税制为多种税、多次征收的复税制。推行新税制不仅有利于控制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和偷税漏税，而且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适应形势需要，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原工商税制作了修正，内容如下：（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对部分主要产品，将原征收的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及附加税、印花税等加以简并，实行从产到销，一次征收；（二）简化货物税，凡缴纳货物税的企业，其工商营业税、印花税并入货物税；（三）修正工商营业税，工商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和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四）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其中电影、戏剧及娱乐部分税目改征文化娱乐税，其余税目并入营业税；（五）将棉纱统销税和棉花交易税并入商业流通税；（六）粮食、土布交易税改征货物税，停征药材交易税，原交易税种保留牲畜交易税。修正后的税制有税种12种：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盐税、关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
1956年，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结构起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新形势，本着“基本上在原税赋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 1958年改革了工商税制，主要内容如下：（一）简化税种，将工商企业原缴纳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合并为工商统一税；（二）将工商业中的所得税，改为独立税种；（三）简化征收办法，对连续生产企业的中间产品，除有特殊规定者外，一般不再征收；（四）在原税赋基础上对税率进行了部分调整。1959年停征利息所得税。1963年调整了工商所得税，改变了“个体经济负担轻于集体经济，合作商业负担轻于其它集体”的不合理状况，并相应改进了征收办法。1967年，停征文化娱乐税。
1973年，进一步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内容如下：（一）合并税种。将原工商企业统一税及其附加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武城县停征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二）简化税目；（三）调整部分税率，降低了农机、化肥、农药、水泥等支农产品税率，提高了手表、缝纫机等高档生活用品的税率；（四）废除不合理规定，如取消对中间产品征税。改革后的工商税种如下：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关税、盐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共计9种。
1980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颁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1981年10月1日，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试行），改革内容如下：（一）国营企业上缴利税改为交纳国营企业所得税；（二）集体企业交纳集体企业所得税；（三）乡镇企业由固定税收为8级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四）个体经营企业定额税也改为8级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税种13个，即为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关税、盐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
为了给企业增加权力和活力，巩固第一步利改税的成果，1982年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试（1）]，改革内容如下：（一）对个别微利企业和产品不定型的企业实行照顾，免征三年所得税；（二）国营企业原亏损可以向后抵顶三年，进行企业还贷；（三）国营企业技改贷款可以免还60%（以增利润为准）。
1983年～1985年仍然试行第二步利改税体制，其税种亦无变化。
工商税收 武城县在税收管理中坚持“在促进生产的基础上开辟新税源”的原则，及时组织税款入库；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经常组织税级检查，纠正错误，清理拖欠，并与偷税、漏税和抗税行为作斗争。建国36年来，共完成工商税收9585.4万元，各时期工商税收完成情况如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10：货物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棉纱统销税、屠宰税、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税收总计完成129.9万元，平均每年完成43.3万元。
一五时期（1953～1957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9：商品流通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特种消费行为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总计完成478.3万元，平均每年完成95.6万元。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长1.2倍。
二五时期（1958～1962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8：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总计完成561.1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87万元，比一五时期增长1.9倍。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共计完成465.2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55万元，比二五时期降低17.2%，税收下降的原因是国家为了有利于经济调整，减免了税收，降低了税率。
三五时期（1966～1970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税。税收共计完成507.7万元，平均每年完成101.5万元，比调整时期下降34.5%。
四五时期（1971～197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6：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工商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税收共计完成1011万元，平均每年完成202.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99.2%。
五五时期（1976～1980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5：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税收共计完成2012.7万元，平均每年完成402.5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99%。
六五时期（1981～1985年）。武城县工商税种有8：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体经营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税收共计完成2,738.9万元，年平均547.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长36.1%。
农业税
农业税，古称田赋。田赋，是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向农民苛征的税项，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劳动农民的一种严酷的封建剥削制度。“赋出于地，役出于丁”皆为古制，而农业税，是国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农业收入征收的税项。新中国的农业税是国家集中农民一部分纯收入的形式，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
管理体制 田赋征粮始于春秋末期，后土地制度虽屡经变易，然田赋征米粟，相沿不改。至明隆庆间逐步实行“一条鞭法”，赋役统一按田亩征银，此为税制的主要改革。清代基本沿用明制，康熙五十一年（1912年）实行摊丁入地，进而完成赋役合并即统一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使田赋成为唯一重要的农业税，并一律收货币。继之，各种附加杂派逐渐兴起。
民国时期，田赋划入地方收入，附加税收更加严重。国民政府苛征田赋，预征若干年，且在通货膨胀之下实行田赋征实，进行借征，人民负担更加严重。
国民元年《〔增订〕武城县志续编》载：“旧志摊入地田共完赋人丁一万三千二丁，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人丁一千七十二丁。按今赋役全书，则滋生至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丁。”
“又，按赋役全书原额之外荒田节年开恳地六顷七亩九分一厘二毫。今实在额外荒田成熟地二十三顷三十亩五分四毫，与州志同。”
“又，按赋役全书条，编银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六两九钱七分六厘七毫有奇。比旧多征一千四百四十八两三钱二分二厘七毫有奇。”
“超运地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四两八钱八分二厘二毫有奇，比旧每解八百八十二两五钱一分三厘有奇，（举人奉作钱不在此数）。坐支官俸一千四百六十二两一钱二分九厘八毫，比旧少支七十二两二钱四分八厘。”
“坐支驿站里甲夫马银二千七十二两一钱八分八厘二毫有奇，比旧少支八百三十两五分一厘二毫。”
“旧志征米七千三十七石六斗四升二合九勺有奇，系兼广济二仓本色及闰月米而言，今据现在额数，除广济二仓折色外，征米六千三百五十石四斗五升二合一勺，如遇闰年，加征米六石六斗三升二合一勺。”
“漕运本色正耗米内改征黑豆四千一百九十一石三升七合八勺，仍征米三百二石二斗六合六勺。临清仓本色正耗米内改征黑豆一千二百一石八斗九升二合二勺，仍征米二百石以上。共除征黑豆外，仍征米五百二石二斗六合六勺。”
“历年奉文于改征黑豆，内改征米二成半，共仍征豆四千四十四石六斗九升七合五勺，改征米一千三百四十八石二斗三升二合五勺。”
“闰耗米二百三十九石六斗三升九合七勺。”
“行粮米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七升五合七勺。”
“一五耗豆八百八十九斗三升九合五勺。”
“临清常盈仓粟米折色银四百一十三两九钱二分三厘有奇。临清广、济二仓，本色正耗米改折银五百四十四两四钱四分七厘有奇。临清常盈本色小麦改折银八百八十九两六钱六分二厘有奇。”
民国初至民国23年，田赋按丁银计，每亩粮地应完正银零点五五三两（按银折价）。上忙银两每亩正税征银为四元，地方附捐三点二六元，计七点二六元，平均每市亩征银三点四元，漕米每亩地应完米零点三三五石（按米价折款），征收期在二、三月间。下忙米每石正税征米六元。地方附捐三点五元，计九点五元，平均每市亩征银零点二四元，丁银漕米共计每亩平均税赋三点二八元。
民国24年，原有“地丁银两，漕粮米石”一律废除，地亩附税分别折合国币正银一两，折征四元，正米一石六元。田赋征期：上忙改称田赋第一期，自三月一日开征，至六月底扫尾解清；下忙改称田赋第二期，自九月一日开征，至十二月底扫尾解清，其附加随正税随时开征。田赋及其附加之外，附捐名目繁多，附捐有：地方巡警费、教育巡警费、河工附捐费、临时军业费、县武装枪械费、书差费，还有国防道路特捐、汽车路附捐、分账实特捐、建设特捐、临时特捐等十几种，严重地增加了劳动农民的负担。
日伪时期，仍沿用民国时期的田赋制度。
民国26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敌占区仍然沿用旧赋制。1940年，武城县抗日政府建立，下设粮秣科，负责征收田赋，为抗日军队筹粮筹款。粮秣科负责制定田赋征收政策，确定地亩负担，办理征收事宜。
1945年，田赋改征现金，粮食征收按亩分摊。
解放战争开始后，田赋和公粮的征收采取“消弱地主经济，扶助贫雇农”的政策，实行“分级累进税率，以率计征”。
1947年，土改完成，农业税一律采取比例税制。
1949年建国后，仍然采取比例税制。
1952年，全国进行查田定产工作，实行“种多少田地，打多少粮食，低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县政府组织人力，深入农村，清丈土地，评议产量，其计征率一直延续。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另加附加税15%。遇灾害按欠收程度减征或免征农业税。征收时间分夏秋两季，即“夏季预征，全年统算。”征收标准一律以标准粮计，每市斤粮1角。
1961年标准粮价改为每市斤粮1角1分。
1967年，标准粮价又提高到每市斤粮1角2分7厘。
1978年，标准粮价提高到每市斤粮1角5分，并明确规定，凡国家建设占地和公社所属工业、机关、建筑占地，以及公社以上单位兴修水利占地，应据实扣除全部占地面积，常年产量及其税款，以确保农民的物质利益。1985年，标准粮价提高到每市斤小麦1角6分9厘，玉米1角1分9厘，谷子1角1分6厘。
农业税收 农业税占全县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尤为明显，农业税可谓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保障战争的供给，取得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起到了经济基础的作用。
武城县各时期农业税收情况如下：
1962年，额征任务119.1472万元，实征97.803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2%。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额征任务332.6259万元，实征217.484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65.4%，平均每年征收72.4947万元，比1962年下降25.8%。
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额征任务491.3662万元，实征470.684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95.8%，平均每年征收94.1369万元，比“调整时期”增长29.8%。
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额征任务535.5367万元，实征462.2307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6.3%，平均每年征收92.4461万元，比“三五”时期下降1.8%。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额征任务557.3607万元，实征364.1574万元，占额征任务的65.4%，平均每年征收72.8314万元，比“四五”时期下降21%。
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额征任务564.3462万元，实征516.0428万元，占额征任务的91.44%，平均每年征收103.2085万元，比“五五”时期上升41.7%。
减赋缓征 民国元年、9年、13年、17年、18年、19年、22年、32年间，旱、涝、虫、饥荒等自然灾害频繁，却未见减赋缓征。
1945年7月武城县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农民生活关怀备至，每遇灾荒，都实行减赋缓征政策。1963年，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农业税21.343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18%。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农业税115.1420万元，占额征任务的34.6%，平均每年减免38.3806万元，比1962年增长79.8%。
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20.681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4.2%，平均每年减免4.1362万元，比“调整时期”下降89.2%。
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73.3060万元，占额征任务的13.7%，平均每年减免14.661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2.54倍。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193.203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34.6%，平均每年减免38.6406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1.64倍。
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武城县奉令减免48.3万元，占额征任务的8.56%，平均每年减免9.66万元，比“五五”时期减少3.6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