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
农村生产责任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形式。早在1960年，为了鼓励生产救灾，在政策上曾有所放宽，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垦荒地，产品允许在自由市场交换，还允许人们承包小片粮田（称保本田），这种政策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增加粮食产量，促进生产救灾，起到很大作用。后来，除保留占总耕地面积5—7%的自留地以外，其余全部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行之有效的小片承包措施，成为诬陷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加以严厉批判。
1974年，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的东李官屯公社西队，刘兴裕庄、高庄三个大队把500亩粮田承包到户，收到较好的效果。秋季，其他村队也想承包，县委召开批判会，严令收回。责任制虽然多次受到批判，但群众一直希望恢复这种组织形式。1976年，年仅22岁的东李官屯公社段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陶九岭，为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顶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和政治压力，对本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77年，他落实了自留地政策，稳定了群众情绪；1978年，对粮田试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使连年缺粮的段庄实现了粮食自给，充分显示了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威力。1982年作家李存葆把陶九岭带领群众创业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金银梦》，全国多家杂志转载。中共山东省委邀请他到胶东各地、县介绍推行责任制的经验，全国人才学会将陶九岭列入八十年代农业第一线改革者名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放宽农业政策，给生产队和农民以生产自主权。1979年，由点到面逐步扩展。1980年，全县实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奖惩）的165个队，占总数的6.8%；实行“五定一奖”（定领导、定人员、定地块、定成本、定指标、超产奖励）的243个队，占总数的10%；实行“包产到户”的1824个队，占总数的67.3%；实行“大包干”的362个队，占总数的10.8%。在这四种形式中，搞四小管理的是原来基础好，产量高的先进队，基本仍然按原来的管理制度；实行五定一奖的，多数没有坚持到底，而且计算复杂；实行包产到户的，虽然把地包下去了，但缺乏明确的管理及奖惩措施，群众有顾虑；多数回到原来的形式。只有大包干责任制，承包最彻底。1981年，全县2405个队实行大包干，占总数的99%,1982年，全县普遍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二、生产责任制的管理
全县实行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后，以户为单位购置牲畜机具，按照统一下达的种植计划，组织生产劳动。产品自己消费或出售。村（原来的大队）组（原来的生产队）每年按承包面积收缴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用以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和支付基层干部报酬；按承包面积统筹上缴的农业税和大型农田建设费用。
农民应出的义务工，则由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性农民承担。其费用及出工报酬则按承包面积分摊。
责任制把生产和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群众积极性很高。1981年以后，全县粮棉产量迅速增长，这一时期成为解放后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第四节 农业生产责任制
一、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
农村生产责任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形式。早在1960年，为了鼓励生产救灾，在政策上曾有所放宽，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垦荒地，产品允许在自由市场交换，还允许人们承包小片粮田（称保本田），这种政策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增加粮食产量，促进生产救灾，起到很大作用。后来，除保留占总耕地面积5—7%的自留地以外，其余全部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行之有效的小片承包措施，成为诬陷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加以严厉批判。
1974年，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的东李官屯公社西队，刘兴裕庄、高庄三个大队把500亩粮田承包到户，收到较好的效果。秋季，其他村队也想承包，县委召开批判会，严令收回。责任制虽然多次受到批判，但群众一直希望恢复这种组织形式。1976年，年仅22岁的东李官屯公社段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陶九岭，为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顶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和政治压力，对本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77年，他落实了自留地政策，稳定了群众情绪；1978年，对粮田试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使连年缺粮的段庄实现了粮食自给，充分显示了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威力。1982年作家李存葆把陶九岭带领群众创业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金银梦》，全国多家杂志转载。中共山东省委邀请他到胶东各地、县介绍推行责任制的经验，全国人才学会将陶九岭列入八十年代农业第一线改革者名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放宽农业政策，给生产队和农民以生产自主权。1979年，由点到面逐步扩展。1980年，全县实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奖惩）的165个队，占总数的6.8%；实行“五定一奖”（定领导、定人员、定地块、定成本、定指标、超产奖励）的243个队，占总数的10%；实行“包产到户”的1824个队，占总数的67.3%；实行“大包干”的362个队，占总数的10.8%。在这四种形式中，搞四小管理的是原来基础好，产量高的先进队，基本仍然按原来的管理制度；实行五定一奖的，多数没有坚持到底，而且计算复杂；实行包产到户的，虽然把地包下去了，但缺乏明确的管理及奖惩措施，群众有顾虑；多数回到原来的形式。只有大包干责任制，承包最彻底。1981年，全县2405个队实行大包干，占总数的99%,1982年，全县普遍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二、生产责任制的管理
全县实行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后，以户为单位购置牲畜机具，按照统一下达的种植计划，组织生产劳动。产品自己消费或出售。村（原来的大队）组（原来的生产队）每年按承包面积收缴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用以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和支付基层干部报酬；按承包面积统筹上缴的农业税和大型农田建设费用。
农民应出的义务工，则由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性农民承担。其费用及出工报酬则按承包面积分摊。
责任制把生产和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群众积极性很高。1981年以后，全县粮棉产量迅速增长，这一时期成为解放后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