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助组
互助组的发展 农民获得土地以后，虽然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剥削制度。土改两年以后，有些农民无力克服天灾人祸带来的困难，被迫卖掉了刚分到手的土地；个别人在发家致富以后，重走雇工剥削的老路。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翻身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助互帮，克服困难，共同致富。
1950年春，东李官屯区小屯杨庄联合村党支部书记刘登伦在杨庄串连7户贫穷农户组织起来，他们在无资金、缺畜力的困难条件下，发动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粮食亩产达到300斤；籽棉亩产150斤，超过富裕单干农民的收入水平。互助组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事实，在群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当年秋天，全县建起2524个常年或农忙互助组。刘登伦被评为县二等劳动模范。
1951年春，多数刚建立的互助组因领导力量薄弱和受中农退组的影响，遇到巩固方面的困难。刘登伦互助组继续艰苦奋斗，本村又有8户和小屯村两户入了组。他们团结一致，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困难，粮食单产达400斤，籽棉单产180斤，引起领导的重视和周围村群众的羡慕。《河北日报》详细报道了他们战胜困难创高产的事迹。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刘登伦“全省农业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获得水车、七寸步犁等奖品。
刘登伦互助组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9505个，全县72%的农户组织起来。1953年以后，随着农业社的发展，互助组逐渐减少，到1956年，互助组消失。
互助组的管理 互助组的组员集体参加劳动，记工票。户与户之间定期平衡。年终时，户户计算田间用工量和全家劳动所得工票，采取多退少补的办法，民主订出工值，按粮食价折款，统一找齐。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1951年底，全县试办起4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郭寨乡前籽粒屯村董玉芝合作社、李楼乡董仓村董银明合作社、后屯乡刘堤村闫子房合作社、宋楼乡高庄村李凤鸣合作社）。全县28户农民入社。高庄村李凤鸣合作社，土地分等入股，劳动评工记分，按地四劳六分红。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他们大胆采用植棉新技术，1952年获得皮棉单产85斤的好收成，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当年，全县农业社发展到8个，吸收112户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此后，农业社进一步发展。到1955年，全县初级农业社达到978个，入社农民21397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7.7%。
初级农业社的管理 初级农业社民主选举7—9人组成社委会，设正副社长、会计、生产委员、妇女委员，民主制订管理生产的具体细则。分头带领社员参加田间劳动，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分若干生产小组，组长分派农活，带头劳动。
初级农业社实行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年初，对每个劳力按身体强弱，技术高低，评定基本工，多数男整劳力日工10分，女整劳力日工8分，半劳力酌减。单项农活实行集体包工，个人按件记工的办法。
初级农业社社员拥有的大型农具和牲畜折价归集体所有，会计入帐（多数顶投入生产资金），保管员保管。牲畜设专人饲养（亦有个别人的牲畜自养，集体使用时付给工分）。集体承认社员的土地私有，农民自交公粮，农业收入集体入账。扣留不超过总收入的40%；其中公积金5—7%；公益金1—2%，其余为生产基金。分配部分按地、劳比例分红。初期地五、劳五；后来改为地四、劳六，地三、劳七；逐渐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过渡。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1955年，城关区滕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许德明，响应号召，积极串联7个自然村，成立有342户、1399口人参加的前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积极仿效，小社并大社。当年全县就建成了24个高级社。1956年，78301户农民加入了370个高级社，占农民总户数的98.7%，全县实现了合作化。
高级农业社的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生产显示了优越性。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县皮棉单产达到57斤，总产285200担，创历史最高水平。有的社日工值高达2—3元。城关区前进社1956年单产籽棉261斤，1957年又达到267斤。社长许德明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8年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高级农业社的管理 高级农业社民主选举社委会，由正、副社长，生产、副业、妇女等委员组成。高级社以下分若干生产队，生产队是高级社组织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单位，设正、副队长、会计、保管等组成队委会。
高级农业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以生产队为单位对土地从种到收实行三包（包用工、包产量、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土地、牲畜、劳力、农具），年终兑现，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生产队负责分派农活，对劳力评工记分，年终按工分付酬。对牲畜饲养实行“两定（定料、定膘）一奖”责任制，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繁育小牲畜给予现金奖励。
高级社由会计、现金出纳、实物保管组成会计股，会计科目进一步完善，设有明细分类、总分类、现金、劳动工分五种账簿。定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现金扣留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粮食按人分配加照顾，柴随粮走，现金完全按工分分配。
四、人民公社
公社的建立和发展 1958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济南市北园听了北园建公社的汇报以后，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迅速响应。夏津县闻风而动，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全县334个高级社就变成8个人民公社，1965年改划为20个公社。
伴随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接踵而来的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平调风泛滥起来。农民大炼钢铁，大搞深翻地（有的深达3米多）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接着从1959年到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反“右倾”的错误路线，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农业严重减产，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农民口粮每天只能供应四两，有时还不能兑现。全县多数村庄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全家死绝。幸存的人，多数因营养不良，患干瘦病或水肿病。人民生活难以维持，经济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不少生产队变成无畜队。部分群众逃荒东北。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改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开展了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搞批判、抓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运动，使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夏津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穷县之一。
公社的管理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社级管理机构和原区、乡政府设置基本一样；公社基本以村为单位建大队，以队长、会计、民兵、治安等委员组成队委会。生产队设正副队长、会计、保管组成生产班子。公社初建时的大跃进年代，一切按军事编制，小队为排，大队为连。公社以下设的管理区称战区。此机构到1962年撤销。
劳动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按连排编制，吃住在田间，不计工分，每人每月拿4—8元的薪金，多数单位没有兑现。
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基本恢复高级社时期的管理方法。1967年曾推行“大寨式”自报公议评工记分法，引起劳动管理的混乱。
在财务管理上，公社化初期，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无偿平调农业产品，生产资料和社员的私人财物。村村举办大食堂。财物损失破坏严重。1959年下半年，粮食开始定量供应，六十年代初，为刺激劳力出勤，曾采取以工带粮的办法。后来，贯彻“三者利益，统筹兼顾”的原则（先国家，后集体，然后个人），满足国家征购、集体扣留以后，剩余部分按人七劳三或人五劳五分配，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近20年。多数大队因农业收入低，社员收入少，群众生产积极性降低。
第三节 互助合作
一、互助组
互助组的发展 农民获得土地以后，虽然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剥削制度。土改两年以后，有些农民无力克服天灾人祸带来的困难，被迫卖掉了刚分到手的土地；个别人在发家致富以后，重走雇工剥削的老路。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翻身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助互帮，克服困难，共同致富。
1950年春，东李官屯区小屯杨庄联合村党支部书记刘登伦在杨庄串连7户贫穷农户组织起来，他们在无资金、缺畜力的困难条件下，发动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粮食亩产达到300斤；籽棉亩产150斤，超过富裕单干农民的收入水平。互助组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事实，在群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当年秋天，全县建起2524个常年或农忙互助组。刘登伦被评为县二等劳动模范。
1951年春，多数刚建立的互助组因领导力量薄弱和受中农退组的影响，遇到巩固方面的困难。刘登伦互助组继续艰苦奋斗，本村又有8户和小屯村两户入了组。他们团结一致，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困难，粮食单产达400斤，籽棉单产180斤，引起领导的重视和周围村群众的羡慕。《河北日报》详细报道了他们战胜困难创高产的事迹。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刘登伦“全省农业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获得水车、七寸步犁等奖品。
刘登伦互助组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9505个，全县72%的农户组织起来。1953年以后，随着农业社的发展，互助组逐渐减少，到1956年，互助组消失。
互助组的管理 互助组的组员集体参加劳动，记工票。户与户之间定期平衡。年终时，户户计算田间用工量和全家劳动所得工票，采取多退少补的办法，民主订出工值，按粮食价折款，统一找齐。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1951年底，全县试办起4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郭寨乡前籽粒屯村董玉芝合作社、李楼乡董仓村董银明合作社、后屯乡刘堤村闫子房合作社、宋楼乡高庄村李凤鸣合作社）。全县28户农民入社。高庄村李凤鸣合作社，土地分等入股，劳动评工记分，按地四劳六分红。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他们大胆采用植棉新技术，1952年获得皮棉单产85斤的好收成，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当年，全县农业社发展到8个，吸收112户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此后，农业社进一步发展。到1955年，全县初级农业社达到978个，入社农民21397户，占农村总户数的27.7%。
初级农业社的管理 初级农业社民主选举7—9人组成社委会，设正副社长、会计、生产委员、妇女委员，民主制订管理生产的具体细则。分头带领社员参加田间劳动，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分若干生产小组，组长分派农活，带头劳动。
初级农业社实行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年初，对每个劳力按身体强弱，技术高低，评定基本工，多数男整劳力日工10分，女整劳力日工8分，半劳力酌减。单项农活实行集体包工，个人按件记工的办法。
初级农业社社员拥有的大型农具和牲畜折价归集体所有，会计入帐（多数顶投入生产资金），保管员保管。牲畜设专人饲养（亦有个别人的牲畜自养，集体使用时付给工分）。集体承认社员的土地私有，农民自交公粮，农业收入集体入账。扣留不超过总收入的40%；其中公积金5—7%；公益金1—2%，其余为生产基金。分配部分按地、劳比例分红。初期地五、劳五；后来改为地四、劳六，地三、劳七；逐渐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过渡。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1955年，城关区滕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许德明，响应号召，积极串联7个自然村，成立有342户、1399口人参加的前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积极仿效，小社并大社。当年全县就建成了24个高级社。1956年，78301户农民加入了370个高级社，占农民总户数的98.7%，全县实现了合作化。
高级农业社的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生产显示了优越性。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县皮棉单产达到57斤，总产285200担，创历史最高水平。有的社日工值高达2—3元。城关区前进社1956年单产籽棉261斤，1957年又达到267斤。社长许德明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8年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高级农业社的管理 高级农业社民主选举社委会，由正、副社长，生产、副业、妇女等委员组成。高级社以下分若干生产队，生产队是高级社组织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单位，设正、副队长、会计、保管等组成队委会。
高级农业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以生产队为单位对土地从种到收实行三包（包用工、包产量、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土地、牲畜、劳力、农具），年终兑现，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生产队负责分派农活，对劳力评工记分，年终按工分付酬。对牲畜饲养实行“两定（定料、定膘）一奖”责任制，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繁育小牲畜给予现金奖励。
高级社由会计、现金出纳、实物保管组成会计股，会计科目进一步完善，设有明细分类、总分类、现金、劳动工分五种账簿。定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现金扣留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粮食按人分配加照顾，柴随粮走，现金完全按工分分配。
四、人民公社
公社的建立和发展 1958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济南市北园听了北园建公社的汇报以后，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迅速响应。夏津县闻风而动，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全县334个高级社就变成8个人民公社，1965年改划为20个公社。
伴随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接踵而来的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平调风泛滥起来。农民大炼钢铁，大搞深翻地（有的深达3米多）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接着从1959年到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反“右倾”的错误路线，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农业严重减产，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农民口粮每天只能供应四两，有时还不能兑现。全县多数村庄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全家死绝。幸存的人，多数因营养不良，患干瘦病或水肿病。人民生活难以维持，经济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不少生产队变成无畜队。部分群众逃荒东北。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改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开展了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搞批判、抓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运动，使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夏津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穷县之一。
公社的管理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社级管理机构和原区、乡政府设置基本一样；公社基本以村为单位建大队，以队长、会计、民兵、治安等委员组成队委会。生产队设正副队长、会计、保管组成生产班子。公社初建时的大跃进年代，一切按军事编制，小队为排，大队为连。公社以下设的管理区称战区。此机构到1962年撤销。
劳动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按连排编制，吃住在田间，不计工分，每人每月拿4—8元的薪金，多数单位没有兑现。
1962年以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基本恢复高级社时期的管理方法。1967年曾推行“大寨式”自报公议评工记分法，引起劳动管理的混乱。
在财务管理上，公社化初期，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无偿平调农业产品，生产资料和社员的私人财物。村村举办大食堂。财物损失破坏严重。1959年下半年，粮食开始定量供应，六十年代初，为刺激劳力出勤，曾采取以工带粮的办法。后来，贯彻“三者利益，统筹兼顾”的原则（先国家，后集体，然后个人），满足国家征购、集体扣留以后，剩余部分按人七劳三或人五劳五分配，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近20年。多数大队因农业收入低，社员收入少，群众生产积极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