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大堂碑记
方 学 成
夏津于古界齐、赵之交。秦汉以来，郡属钜鹿、清河；州属贝州、高唐；府属大名、东昌；路属东平；故沿革不一。县则始为鄃，后改入清河，复又为夏津，亦屡废屡兴。其治则或云汉时在城东北界三十里；或云隋置城北之新县店（后称孙生镇，即今新盛店），唐后移今治；或云旧治犹在城西北隅，今治则明洪武初以刘推官故居改建者也。天顺间，县令关中薛侯重修，规制略备：有大堂五楹，题曰“牧爱”，计至今阅二百八十余载。其它宅署俱经修复，而大堂迄莫有易焉。
余以雍正八年奉委来知县事。于乾隆改元，即蒙恩补授兹邑。窃以牧令古谓亲民之官，而大堂者，听政出治之所也。今历年久远，将栋折榱崩，几于厌覆是惧，其曷可以不修乎？乃私念国家赋税日减，度支有限，既无公帑可请，功令綦严，亦无罚锾纳赎可充公用，且连值水旱；元气始复，又不敢重烦民力；迟之既久，未敢以举。因自节缩清俸，以时缮葺。岁凡三更，始克讫工。大堂较昔宏敞，焕燃改观，两庑、科房、仓库、仪门，宾馆亦皆次第完整。然兴兹大役，厥工不易。继自今莅此堂也，日与吾民相亲近。于簿书期会之时，讼狱刑赏之际，其何以使民情无隐、民志无欺、克尽厥心厥职以无愧于斯堂也哉？善乎！宋曾巩氏之言曰：“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忱，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筒，而人之从化也博。如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于人；不待之于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背）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 之害集。己之用力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余谓洵若是，则于己也固必正身以格物；而于人也亦惟开诚以布公。用以化民成俗，其道当不外此。第余之不敏，承乏于兹，夙夜袛凛，常惧弗克尽职，有愧斯堂，今敢弗益求所以自尽厥心乎？虽然，为吾民者，其务敦孝悌、隆礼让、尚节俭、诵诗书、崇本抑末。如是者，至此堂也，余爱之重之，必有奖。毋好犯上斗狠，毋习诈伪，毋作奸盗，毋恣奢靡，毋竞为游惰。反是者，至此堂也，必挞之威之，罪无赦。今而后，一堂之间庶几哉？其上下交修亦有成欤！
因为之记，使刻石置诸座右，既以自警，且可为后来者劝云。
乾隆四年岁在己未孟秋月吉
〔清乾隆《夏津县志》（前编）〕
大同书院碑记
道光十三年 教谕 马秀儒
大同书院者，邑侯邹公所创建也。名大同者何？所以大声教、同风俗，而欲跻斯人于三代之盛者也。昔者，先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也者，学为孝子焉，学为忠臣焉，学为悌弟焉，学为良友焉。三代之英，大道之行，由此其选，岂徒诵说而已哉。
我朝崇儒重道，雅化作人。自省会以逮州县，书院之设，所在多有。而夏邑尚迟，以有待焉。然尝观旧志所载，称其家敦礼逊士习诗书。是未有书院以前已彬彬有古君子风矣。
道光丁亥，蜀南邹公农恬由名孝廉摄篆兹土，以儒行饰吏治，数月之间，百废俱举。因首捐廉俸，创所未有，此大同书院之所由肇也。公务偶暇，每至讲堂，集诸生切切教诲，穷经研史，总以心术品行为竞竞。且遍咨绅士，延硕德醇儒奉为院长，俾月有课而日有功，洵盛举也。观公之举，宜成公之志。凡一邑之肄业于兹而克勉为孝子、忠臣、悌弟、良友者，是能遵乎大同之教者也。有愧于孝子、忠臣、悌弟、良友者，是未遵乎大同之教者也。能者奖之，未能者化之，渐摩久而涵濡深；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立品而品端，礼逊之风日盛，诗书之泽尤长。上以副我朝作人之化，下以造一邑苍生之福。于焉大声教、同风俗，三代之英，大道之行，不将复见于今日哉。是固凡为邑侯者之责，亦视乎主讲席者之能，相与以有成耳。自建院以来，人文蔚起，壬辰间，兰汀王公遂连捷掇巍科以去，其他多士济济，后先相映辉者，正未有艾也。而要非我邹公有以倡之不及此。至辅理公劝者若而人，助资监修者若而人，及一切章程条规，则有书院纪事录在例，不备书也。是为记。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杏隝书院碑记
邑人 潘克溥
粤稽太学创于五帝，乡学制自三王。夏校、殷序、周庠，子车氏尚述其略；家塾、党庠、术序，周文公复记其详。菁莪育才之化，棫朴造士之隆，蔑以加矣。遭秦而灭，历汉而复。西京之盛，生徒至三千人，东都之盛，生徒至三万人。至唐，则有四馆、六学。宋，则有三舍、五学，外有嵩阳、岳麓、白鹿淮阳四书院。此书院之制所由防也。
吾邑文教日盛。大同书院既立于城，兹城北于里长屯有义学焉。揆厥所由，乃自道光二十三年，刘今晦之令慈霍太安人捐宅一所，以为建学之基，捐地百亩，以为修金之藉。十余年来，已延师教读权借刘氏家祠。至咸丰八年，绅士邹绍鲁等因生徒难容，与刘公复议广修。刘公乃竭力筹画，与溥等禀官，同举此事。邑侯多公捐俸百缗，又劝谕各乡，捐钱三千缗。庀材鸠工，而书院成焉。颜曰“杏隝”，则十里红云一坛化雨之境，悠然可思矣。
呜乎！文人学士好义，亦固其所，而妇人女氏并知以学兴为心，又得令子能全其志，不诚难睹之盛事也哉！
杏隝本系义学，匾误颜为书院，故记。亦因误就误云。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重修文庙碑记
道光二十二年 知县 史性仁
《礼记》“文王、世子凡始立学者，必释典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也。”又郑解“释奠莫不合之义。”则谓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各自祭之，不合也。《礼记》固多成于汉人之手，康成以汉制注礼故云。然晋以后周孔并尊，尤仍汉旧。自唐以周公配成王入帝王庙，而学宫乃专奉孔子为先圣，然未闻郡国遍令立庙也。至宋祥符中，始诏州县各立孔子庙，历元、明迄今不改，则州县之有文庙，断自宋始。夏邑壤接邹、鲁，于圣人之居为近。金大定间设今治，学宫乃创于斯时。元、明以来，增改不一。我朝乾隆六年以前修葺者，俱载在邑乘。其在乾隆五十年以后，邑侯周君平湘曾经重修。东西两庑，则刘侯世培修于嘉靖之十四五年。皆有碑记可考。至崇圣祠，则程侯守伊于嘉庆二十年修之；大成殿及周围墙垣，则邹侯景兴于道光八年修之，均未记有碑文。
余于辛丑莅任兹土。下车谒庙，见崇圣祠倾圮已形，戟门、泮池及棂星门外之垣墉圮颓更甚，而忠义、节孝、名宦、乡贤各祠仅存故址。夫隆庙貌以标圣域，重胶庠以育人才，守土之职也。学宫之有名宦、乡贤、忠义、节孝，所以维名教而植纲常也。芜圮不治，其何以肃报享而儆鼓徵？因与邑绅议修，诸君子咸踊跃乐从其事。节孝一祠，绅士职员刘题等十人慨捐重建。复各劝输以襄成全功。鸠工庀材，不数月而崇圣祠及殿庑门墙焕然一新。乡贤、名宦各祠亦次第蒇事，何其果且速耶！
夏邑僻处河津，自昔固多乔（沃）野，经熙朝列圣之培养，德化涵濡，民之孝秀，较国初而增盛。皇上御极之元年，邑之人潘君克溥首登贤书，自后科第连绵，蔚然振起。今复兴修 宫，尊依至圣。俗无烦于再变，道益著其维新。将见人才辈出，郁郁彬彬，黼国黻家，以仰副寿考作人之意。岂不伟欤？昔唐乌程尹丹阳某公之言曰：“教以建学为本，始之者何人？“既守兹土，敢不自懋，以图嗣修？余幸叨绅耆之助，工修而事治。其果且速如此者，皆士民之力也。故记以乐其成。而于斯文之代兴，尤有厚望焉。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重修夏津城碑记
同治五年 高溍
夏邑原建土城周围七里。自乾隆五十六年蒙前抚宪长奏请借帑生息兴修，迄今七十余年矣。土性沙碱，风雨摧残，门楼、城墙、垛口、炮台，多就坍塌。癸亥春，前任李君曾谋修葺，其时宋逆滋扰河西，邻封戒严，仓皇补苴，仅塞其六孔。
是年夏，余由平阴对调来此，周阅一过，窃叹其未足资保障也。乃倡捐廉俸千缗，为兴修计，因集邑之绅耆而谋之曰：“兹役固不容馁，但行之当有序，不然，民且不堪。”于是先捐家道殷实者，次捐家之小康者，又捐每庄计田在八顷以上者，定以总数，使各凑齐交局。遂遴端慤绅董，共襄其事。议以麦秸和泥筑之，铺以芦苇，涂以石灰。炮台三十有九，垛口二千三百四十有六，亦皆以此法筑之。墙顶则遍敷泥灰，遇有雨水，皆从溜口顺流而下，无壅滞亦无冲汕也。城垣既毕，次及城台、马道、门关，又次修盖门楼。惟东门基址尚存，即仿原式，四门一律，修建用力最多，成功亦最迟。而复以南门吊桥平毁已久，水流壅塞，阖邑之风脉系焉。爰度故址建吊桥，浚河流，而全功蒇事。凡费京钱二万□千□百余缗，皆由绅董分司出纳。兴工于甲子四月，告竣于丙寅三月。垣墉厚峙，雉堞嶙峋，河水流通，潆洄环抱，聚而观者佥曰：“是诚可资保障矣！”则皆相庆以为余之力。夫守兹土，筑此城，余之责也。而试思谁为出资而乐输？谁为购料而庀材？谁为劝度支于晨夕？谁为监修筑于风尘？是皆邑人士之力也，余何力之有焉？
嗟乎！“莫或启之，因者艰矣，莫或绍之，创者孤矣。”城以资保障，何竟数十年颓废颠覆，必待今日而后俱举之？岂前此者视为不急耶？功期于克成，事要于可久。今观厥成，思久之。故为记。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创建常盈广济二仓记
谢 锡 文
古者常平预备建仓储粟，所以防歉也。自荒政不勤于司徒，不惟官谷无存，并基址而亦失之，何以救灾患恤民生哉！夏津旧有官仓二，载在志乘，地址屡迁。厥后，厫垣倾颓，移诸乡区，积久停废，靡从究诘矣。，岁癸酉，奉建仓令，积谷备荒，善政也！适岁大熟，邑人乐输，得建筑费洋二千七百五十余元。今春鸠工兴修，除佣工不计，其趋事赴功，始终出力者为联庄会员及政务警察。至公安民团帮同搬运亦与有力焉。自三月二十七起至五月十九止，甫两月而两仓成。计内直径市尺各一十六尺五寸，内高各二十一尺有奇。每仓容谷一千五百六十七石。仍采旧仓之义，颜其名曰常盈、广济，凡以重民生期久远耳。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继今以往，负有保管之责者，俾勿蠧耗、勿亏蚀，酌盈剂虚，待惠灾黎，庶斯仓之不朽也。工竣，谨述其崖略镌诸石，以为后来者鉴。
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二、碑记选
重修大堂碑记
方 学 成
夏津于古界齐、赵之交。秦汉以来，郡属钜鹿、清河；州属贝州、高唐；府属大名、东昌；路属东平；故沿革不一。县则始为鄃，后改入清河，复又为夏津，亦屡废屡兴。其治则或云汉时在城东北界三十里；或云隋置城北之新县店（后称孙生镇，即今新盛店），唐后移今治；或云旧治犹在城西北隅，今治则明洪武初以刘推官故居改建者也。天顺间，县令关中薛侯重修，规制略备：有大堂五楹，题曰“牧爱”，计至今阅二百八十余载。其它宅署俱经修复，而大堂迄莫有易焉。
余以雍正八年奉委来知县事。于乾隆改元，即蒙恩补授兹邑。窃以牧令古谓亲民之官，而大堂者，听政出治之所也。今历年久远，将栋折榱崩，几于厌覆是惧，其曷可以不修乎？乃私念国家赋税日减，度支有限，既无公帑可请，功令綦严，亦无罚锾纳赎可充公用，且连值水旱；元气始复，又不敢重烦民力；迟之既久，未敢以举。因自节缩清俸，以时缮葺。岁凡三更，始克讫工。大堂较昔宏敞，焕燃改观，两庑、科房、仓库、仪门，宾馆亦皆次第完整。然兴兹大役，厥工不易。继自今莅此堂也，日与吾民相亲近。于簿书期会之时，讼狱刑赏之际，其何以使民情无隐、民志无欺、克尽厥心厥职以无愧于斯堂也哉？善乎！宋曾巩氏之言曰：“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忱，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筒，而人之从化也博。如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于人；不待之于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背）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 之害集。己之用力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余谓洵若是，则于己也固必正身以格物；而于人也亦惟开诚以布公。用以化民成俗，其道当不外此。第余之不敏，承乏于兹，夙夜袛凛，常惧弗克尽职，有愧斯堂，今敢弗益求所以自尽厥心乎？虽然，为吾民者，其务敦孝悌、隆礼让、尚节俭、诵诗书、崇本抑末。如是者，至此堂也，余爱之重之，必有奖。毋好犯上斗狠，毋习诈伪，毋作奸盗，毋恣奢靡，毋竞为游惰。反是者，至此堂也，必挞之威之，罪无赦。今而后，一堂之间庶几哉？其上下交修亦有成欤！
因为之记，使刻石置诸座右，既以自警，且可为后来者劝云。
乾隆四年岁在己未孟秋月吉
〔清乾隆《夏津县志》（前编）〕
大同书院碑记
道光十三年 教谕 马秀儒
大同书院者，邑侯邹公所创建也。名大同者何？所以大声教、同风俗，而欲跻斯人于三代之盛者也。昔者，先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也者，学为孝子焉，学为忠臣焉，学为悌弟焉，学为良友焉。三代之英，大道之行，由此其选，岂徒诵说而已哉。
我朝崇儒重道，雅化作人。自省会以逮州县，书院之设，所在多有。而夏邑尚迟，以有待焉。然尝观旧志所载，称其家敦礼逊士习诗书。是未有书院以前已彬彬有古君子风矣。
道光丁亥，蜀南邹公农恬由名孝廉摄篆兹土，以儒行饰吏治，数月之间，百废俱举。因首捐廉俸，创所未有，此大同书院之所由肇也。公务偶暇，每至讲堂，集诸生切切教诲，穷经研史，总以心术品行为竞竞。且遍咨绅士，延硕德醇儒奉为院长，俾月有课而日有功，洵盛举也。观公之举，宜成公之志。凡一邑之肄业于兹而克勉为孝子、忠臣、悌弟、良友者，是能遵乎大同之教者也。有愧于孝子、忠臣、悌弟、良友者，是未遵乎大同之教者也。能者奖之，未能者化之，渐摩久而涵濡深；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立品而品端，礼逊之风日盛，诗书之泽尤长。上以副我朝作人之化，下以造一邑苍生之福。于焉大声教、同风俗，三代之英，大道之行，不将复见于今日哉。是固凡为邑侯者之责，亦视乎主讲席者之能，相与以有成耳。自建院以来，人文蔚起，壬辰间，兰汀王公遂连捷掇巍科以去，其他多士济济，后先相映辉者，正未有艾也。而要非我邹公有以倡之不及此。至辅理公劝者若而人，助资监修者若而人，及一切章程条规，则有书院纪事录在例，不备书也。是为记。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杏隝书院碑记
邑人 潘克溥
粤稽太学创于五帝，乡学制自三王。夏校、殷序、周庠，子车氏尚述其略；家塾、党庠、术序，周文公复记其详。菁莪育才之化，棫朴造士之隆，蔑以加矣。遭秦而灭，历汉而复。西京之盛，生徒至三千人，东都之盛，生徒至三万人。至唐，则有四馆、六学。宋，则有三舍、五学，外有嵩阳、岳麓、白鹿淮阳四书院。此书院之制所由防也。
吾邑文教日盛。大同书院既立于城，兹城北于里长屯有义学焉。揆厥所由，乃自道光二十三年，刘今晦之令慈霍太安人捐宅一所，以为建学之基，捐地百亩，以为修金之藉。十余年来，已延师教读权借刘氏家祠。至咸丰八年，绅士邹绍鲁等因生徒难容，与刘公复议广修。刘公乃竭力筹画，与溥等禀官，同举此事。邑侯多公捐俸百缗，又劝谕各乡，捐钱三千缗。庀材鸠工，而书院成焉。颜曰“杏隝”，则十里红云一坛化雨之境，悠然可思矣。
呜乎！文人学士好义，亦固其所，而妇人女氏并知以学兴为心，又得令子能全其志，不诚难睹之盛事也哉！
杏隝本系义学，匾误颜为书院，故记。亦因误就误云。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重修文庙碑记
道光二十二年 知县 史性仁
《礼记》“文王、世子凡始立学者，必释典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也。”又郑解“释奠莫不合之义。”则谓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各自祭之，不合也。《礼记》固多成于汉人之手，康成以汉制注礼故云。然晋以后周孔并尊，尤仍汉旧。自唐以周公配成王入帝王庙，而学宫乃专奉孔子为先圣，然未闻郡国遍令立庙也。至宋祥符中，始诏州县各立孔子庙，历元、明迄今不改，则州县之有文庙，断自宋始。夏邑壤接邹、鲁，于圣人之居为近。金大定间设今治，学宫乃创于斯时。元、明以来，增改不一。我朝乾隆六年以前修葺者，俱载在邑乘。其在乾隆五十年以后，邑侯周君平湘曾经重修。东西两庑，则刘侯世培修于嘉靖之十四五年。皆有碑记可考。至崇圣祠，则程侯守伊于嘉庆二十年修之；大成殿及周围墙垣，则邹侯景兴于道光八年修之，均未记有碑文。
余于辛丑莅任兹土。下车谒庙，见崇圣祠倾圮已形，戟门、泮池及棂星门外之垣墉圮颓更甚，而忠义、节孝、名宦、乡贤各祠仅存故址。夫隆庙貌以标圣域，重胶庠以育人才，守土之职也。学宫之有名宦、乡贤、忠义、节孝，所以维名教而植纲常也。芜圮不治，其何以肃报享而儆鼓徵？因与邑绅议修，诸君子咸踊跃乐从其事。节孝一祠，绅士职员刘题等十人慨捐重建。复各劝输以襄成全功。鸠工庀材，不数月而崇圣祠及殿庑门墙焕然一新。乡贤、名宦各祠亦次第蒇事，何其果且速耶！
夏邑僻处河津，自昔固多乔（沃）野，经熙朝列圣之培养，德化涵濡，民之孝秀，较国初而增盛。皇上御极之元年，邑之人潘君克溥首登贤书，自后科第连绵，蔚然振起。今复兴修 宫，尊依至圣。俗无烦于再变，道益著其维新。将见人才辈出，郁郁彬彬，黼国黻家，以仰副寿考作人之意。岂不伟欤？昔唐乌程尹丹阳某公之言曰：“教以建学为本，始之者何人？“既守兹土，敢不自懋，以图嗣修？余幸叨绅耆之助，工修而事治。其果且速如此者，皆士民之力也。故记以乐其成。而于斯文之代兴，尤有厚望焉。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重修夏津城碑记
同治五年 高溍
夏邑原建土城周围七里。自乾隆五十六年蒙前抚宪长奏请借帑生息兴修，迄今七十余年矣。土性沙碱，风雨摧残，门楼、城墙、垛口、炮台，多就坍塌。癸亥春，前任李君曾谋修葺，其时宋逆滋扰河西，邻封戒严，仓皇补苴，仅塞其六孔。
是年夏，余由平阴对调来此，周阅一过，窃叹其未足资保障也。乃倡捐廉俸千缗，为兴修计，因集邑之绅耆而谋之曰：“兹役固不容馁，但行之当有序，不然，民且不堪。”于是先捐家道殷实者，次捐家之小康者，又捐每庄计田在八顷以上者，定以总数，使各凑齐交局。遂遴端慤绅董，共襄其事。议以麦秸和泥筑之，铺以芦苇，涂以石灰。炮台三十有九，垛口二千三百四十有六，亦皆以此法筑之。墙顶则遍敷泥灰，遇有雨水，皆从溜口顺流而下，无壅滞亦无冲汕也。城垣既毕，次及城台、马道、门关，又次修盖门楼。惟东门基址尚存，即仿原式，四门一律，修建用力最多，成功亦最迟。而复以南门吊桥平毁已久，水流壅塞，阖邑之风脉系焉。爰度故址建吊桥，浚河流，而全功蒇事。凡费京钱二万□千□百余缗，皆由绅董分司出纳。兴工于甲子四月，告竣于丙寅三月。垣墉厚峙，雉堞嶙峋，河水流通，潆洄环抱，聚而观者佥曰：“是诚可资保障矣！”则皆相庆以为余之力。夫守兹土，筑此城，余之责也。而试思谁为出资而乐输？谁为购料而庀材？谁为劝度支于晨夕？谁为监修筑于风尘？是皆邑人士之力也，余何力之有焉？
嗟乎！“莫或启之，因者艰矣，莫或绍之，创者孤矣。”城以资保障，何竟数十年颓废颠覆，必待今日而后俱举之？岂前此者视为不急耶？功期于克成，事要于可久。今观厥成，思久之。故为记。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
创建常盈广济二仓记
谢 锡 文
古者常平预备建仓储粟，所以防歉也。自荒政不勤于司徒，不惟官谷无存，并基址而亦失之，何以救灾患恤民生哉！夏津旧有官仓二，载在志乘，地址屡迁。厥后，厫垣倾颓，移诸乡区，积久停废，靡从究诘矣。，岁癸酉，奉建仓令，积谷备荒，善政也！适岁大熟，邑人乐输，得建筑费洋二千七百五十余元。今春鸠工兴修，除佣工不计，其趋事赴功，始终出力者为联庄会员及政务警察。至公安民团帮同搬运亦与有力焉。自三月二十七起至五月十九止，甫两月而两仓成。计内直径市尺各一十六尺五寸，内高各二十一尺有奇。每仓容谷一千五百六十七石。仍采旧仓之义，颜其名曰常盈、广济，凡以重民生期久远耳。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继今以往，负有保管之责者，俾勿蠧耗、勿亏蚀，酌盈剂虚，待惠灾黎，庶斯仓之不朽也。工竣，谨述其崖略镌诸石，以为后来者鉴。
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