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分子”是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种人的简称。对“四类分子”实行监督改造、使之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国家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国初期，全县共有“四类分子”4897人。1952年，根据公安部关于《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尚不足逮捕判刑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依法管制了一批。全县共计管制77人，其中区、县管制的14人，村管制的63人。
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关条文规定，结合基层普选，对没有入社的6001个“四类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根据其表现情况，吸收入社成为正式社员、并给予公民权的2047人；作为候补社员，允许入社劳动，但没有公民权的3025人；坚持反动立场，放在社内交群众管制劳动的929人。1957年4月，又对未获公民权的候补社员3025人和监督改造的929人进行评审，由候补社员改为正式社员，获得公民权的2021人；由管制劳动改为正式社员，获得公民权的309人；尚有1624名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在社内继续改造。
1958年上半年，根据中央“少杀、少捕、多管、大改造和全面处理”的精神，对全县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一次排队、集训和全面处理，对表现不好的分别判处管制或逮捕；对表现较好的改为正式社员或候补社员，个别表现不好的候补社员降级改造。是年，整风反右进入组织处理阶段，将“右派”分子与“四类分子”同等看待，统称为“五类分子”。
1959年，贯彻“监督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将“五类分子”编入农村生产组织内监督劳动，并规定了经常性的改造制度。这些制度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由基层治保组织具体负责实施。每年进行一次评审，对表现好的摘掉“帽子”、撤销监督，给予公民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对“五类分子”的改造采取了挂黑牌子、批斗、强制劳动等一些过激做法，其子女在政治上也受到牵连。
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将1649名“四类分子”全部摘帽，给予公民权。1978年后，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一律摘帽平反。
第五节 对“四类分子”监督改造
“四类分子”是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种人的简称。对“四类分子”实行监督改造、使之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国家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国初期，全县共有“四类分子”4897人。1952年，根据公安部关于《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尚不足逮捕判刑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依法管制了一批。全县共计管制77人，其中区、县管制的14人，村管制的63人。
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关条文规定，结合基层普选，对没有入社的6001个“四类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根据其表现情况，吸收入社成为正式社员、并给予公民权的2047人；作为候补社员，允许入社劳动，但没有公民权的3025人；坚持反动立场，放在社内交群众管制劳动的929人。1957年4月，又对未获公民权的候补社员3025人和监督改造的929人进行评审，由候补社员改为正式社员，获得公民权的2021人；由管制劳动改为正式社员，获得公民权的309人；尚有1624名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在社内继续改造。
1958年上半年，根据中央“少杀、少捕、多管、大改造和全面处理”的精神，对全县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一次排队、集训和全面处理，对表现不好的分别判处管制或逮捕；对表现较好的改为正式社员或候补社员，个别表现不好的候补社员降级改造。是年，整风反右进入组织处理阶段，将“右派”分子与“四类分子”同等看待，统称为“五类分子”。
1959年，贯彻“监督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将“五类分子”编入农村生产组织内监督劳动，并规定了经常性的改造制度。这些制度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由基层治保组织具体负责实施。每年进行一次评审，对表现好的摘掉“帽子”、撤销监督，给予公民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对“五类分子”的改造采取了挂黑牌子、批斗、强制劳动等一些过激做法，其子女在政治上也受到牵连。
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将1649名“四类分子”全部摘帽，给予公民权。1978年后，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一律摘帽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