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夏津社会治安的重点是官府制止、消除威胁其统治的匪乱。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以散兵游勇、地痞无赖为主要成份的土匪，横行无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徭役赋税日益沉重，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被迫落草与匪为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1918年至1934年间，先后祸乱于境内的土匪就有顾德林、于文焕、郭大拚、王治歧、杨老肥等，不下十余伙。其余三五成群、路截行人的小股土匪不计其数，曾有“匪患甲鲁西”之说。土匪（包括部分落草的贫苦农民）抢掠的主要对象是富裕户。据民国《夏津县志》（续编）称：“民国七年（1918年）匪乱为近代所没有，抢掠架掳，殆无虚日”, “殷实名户抢架几遍”。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官府除依靠警政机构以外，又先后成立了名堂繁多的自卫武装。这些武装的成份极其复杂，有兵痞、大烟鬼等社会渣滓，也有为生计所迫而当兵的穷苦农民，其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1918年6月，顾德林、于文焕、郭大拚等著匪啸聚县境，公然在城北倪庄演剧，县警备队闻知而不敢进剿。1929年春，王玉桂带“便衣队”乘夜入城，将县长杨祖琦掳走。1930年2月，土匪王治歧围掠宋楼集市，县长苏树南带兵围而不敢剿，致使王治歧带票民100余人逃离，苏因此被撤职。更有甚者，兵匪相通，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社会秩序之混乱可见一斑。
1932年1月，谢锡文出任夏津县长，与秘书王东升着意整饬民团、联庄会等自卫武装，并借助鲁北民团对土匪大加围剿。同时，禁烟肃毒，对吸食、贩卖大烟等毒品者严加制裁，一经发现，格杀勿论。匪患和吸毒、贩毒之风大为收敛。自此至抗战前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县长张鸿志奉命弃城南逃，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国民党29军南撤，一些散兵游勇滞留夏津，成立了所谓“义勇军”，收缴民间枪支、催逼粮饷，土匪趁火打劫、再度蜂起。为了自卫，民间自发地成立了一些自卫武装，如杨英贤的联庄会和小洪门、黄沙会等武装会道门，抗击“义勇军”、土匪的抢掠。1938年12月夏津沦陷前后，各种武装势力急剧分化，有的投靠日伪军，有的被国民党部队收编，也有的被改造成人民抗日武装。另外，一些朝秦暮楚、专事抢劫的小股土匪均于解放前夕被陆续消灭。
第一章 民国时期司法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夏津社会治安的重点是官府制止、消除威胁其统治的匪乱。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以散兵游勇、地痞无赖为主要成份的土匪，横行无忌，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徭役赋税日益沉重，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被迫落草与匪为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1918年至1934年间，先后祸乱于境内的土匪就有顾德林、于文焕、郭大拚、王治歧、杨老肥等，不下十余伙。其余三五成群、路截行人的小股土匪不计其数，曾有“匪患甲鲁西”之说。土匪（包括部分落草的贫苦农民）抢掠的主要对象是富裕户。据民国《夏津县志》（续编）称：“民国七年（1918年）匪乱为近代所没有，抢掠架掳，殆无虚日”, “殷实名户抢架几遍”。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官府除依靠警政机构以外，又先后成立了名堂繁多的自卫武装。这些武装的成份极其复杂，有兵痞、大烟鬼等社会渣滓，也有为生计所迫而当兵的穷苦农民，其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1918年6月，顾德林、于文焕、郭大拚等著匪啸聚县境，公然在城北倪庄演剧，县警备队闻知而不敢进剿。1929年春，王玉桂带“便衣队”乘夜入城，将县长杨祖琦掳走。1930年2月，土匪王治歧围掠宋楼集市，县长苏树南带兵围而不敢剿，致使王治歧带票民100余人逃离，苏因此被撤职。更有甚者，兵匪相通，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社会秩序之混乱可见一斑。
1932年1月，谢锡文出任夏津县长，与秘书王东升着意整饬民团、联庄会等自卫武装，并借助鲁北民团对土匪大加围剿。同时，禁烟肃毒，对吸食、贩卖大烟等毒品者严加制裁，一经发现，格杀勿论。匪患和吸毒、贩毒之风大为收敛。自此至抗战前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县长张鸿志奉命弃城南逃，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国民党29军南撤，一些散兵游勇滞留夏津，成立了所谓“义勇军”，收缴民间枪支、催逼粮饷，土匪趁火打劫、再度蜂起。为了自卫，民间自发地成立了一些自卫武装，如杨英贤的联庄会和小洪门、黄沙会等武装会道门，抗击“义勇军”、土匪的抢掠。1938年12月夏津沦陷前后，各种武装势力急剧分化，有的投靠日伪军，有的被国民党部队收编，也有的被改造成人民抗日武装。另外，一些朝秦暮楚、专事抢劫的小股土匪均于解放前夕被陆续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