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初期，县城内设有普济堂、养济院。普济堂所建年代和捐施人不详，有属地186亩，1915年由县公署收租，作为灾贫赈济款，为数甚微，加之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赈济款项对大量灾民无异于杯水车薪。养济院在县城西北隅，每月赈济贫民40余人。普济堂、养济院至30年代已荡然无存。1929年9月，成立夏津县赈务分会，县每月拨助银元30元。赈务分会曾设立粥厂，对贫民施舍米粥。另外，赈务分会内附设贷济处，由省领款3000元，专供贫民借用，不收利息。1942—1943年，旱情严重，日伪县政府曾对灾民发放棉仁饼、霉谷等。大批灾民昼夜挨候，曾挤压死伤多人。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抗灾救灾和社会救济活动。受灾人数大为减少。
第三章 救灾救济
清末和民国初期，县城内设有普济堂、养济院。普济堂所建年代和捐施人不详，有属地186亩，1915年由县公署收租，作为灾贫赈济款，为数甚微，加之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赈济款项对大量灾民无异于杯水车薪。养济院在县城西北隅，每月赈济贫民40余人。普济堂、养济院至30年代已荡然无存。1929年9月，成立夏津县赈务分会，县每月拨助银元30元。赈务分会曾设立粥厂，对贫民施舍米粥。另外，赈务分会内附设贷济处，由省领款3000元，专供贫民借用，不收利息。1942—1943年，旱情严重，日伪县政府曾对灾民发放棉仁饼、霉谷等。大批灾民昼夜挨候，曾挤压死伤多人。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抗灾救灾和社会救济活动。受灾人数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