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津县位于山东省西北边缘，属华北黄泛平原的一部分。东跨马颊河与高唐县为邻，西临卫运河与河北省清河县相望。南靠临清市，北接平原县、武城县。总面积871.9平方公里。耕地83.48万亩，其中耕层质地较好的轻壤、中壤占70%。境内气候差异小，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干湿季明显。年平均气温12.7℃。年平均降水量560毫米，其中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无霜期190天左右。土壤、气候条件宜于棉花生长。植棉历史悠久，以盛产棉花而闻名于世，素有“银夏津”之称。纵贯全境的两条沙河流域沙丘棋布，适于林果生产，因之又有“小杂果之乡”的美誉。夏津县至今尚未发现可供开采的矿藏资源。工业基础薄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份。
1985年，全县计有15个乡，5个镇、506个行政村（530个自然村）,441344人，其中农业人口419301人，非农业人口22043人。有汉、回、满、蒙古、朝鲜5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97%。
一
夏津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即为“齐晋会盟之要津”。自西汉初年置鄃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夏津人民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毅力，繁衍生息、勤奋劳作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了可跻身于中华民族精英之林的优秀人物，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史著《十六国春秋》名播史学界；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张金称率众揭竿而起，给隋王朝以致命打击，名留青史；金代诗人宋九嘉以其悲壮有力的诗篇对封建统治阶级予以控诉，对人民寄予同情，其诗作至今被人传诵。
明代以前的历史详情无考，明代初期，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夏津人稀地荒，经济、文化极度衰微。明王朝政权稳固以后，采取奖励恳荒和移民的措施，本县经济得以恢复，人口有所增加。据明嘉靖《夏津县志》记载，公元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县有民户687户，4279人。棉花种植发展尤快，是年植棉面积已达8780亩，人均2.05亩。“洪武二十五年，徙二十七屯于此，则生齿繁矣，故永乐以后之数倍蓰厥初。”1412年（明永乐十年）户数已达3683户，人口已增至21597人。到1531年（明嘉靖十年），人口达39155人，官民地达974742亩。主要农作物品种达41个，林果树种23个，畜禽品种12个，其他种养品种也有所增加。手工纺织、编织已较为普遍，用于交换的棉布、线鞋、棉线等“货之类十有三。”经济一经发展，沉重的徭役赋税便随之而来，就连县令也感叹“民之力竭”、“马之力穷”。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一般官僚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原有的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幅度下降。到明末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民户降至2480户，人口减至15376人，比1531年（明嘉靖十年）减少1217户、23779人。
清王朝建立初期，为挽回战乱造成的损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人口和生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740年（清乾隆五年），全县总户数达12422户，人口46517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农民在遭受封建剥削的同时，又遭受外国资本的掠夺，自然经济受到冲击，本县所产棉花被大量侵吞。另外，帝国主义在推行经济侵略的同时，加紧了奴化意识渗透。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本县、吸毒等恶习也相继传入并逐渐蔓延开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
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军阀混战不息，官府横征暴敛，农民负担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去田赋以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债券多如牛毛。“竭民众之膏血，饱胥役之囊 。”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得农民难维生计，兵痞、无赖、大烟鬼结杆为匪，趁火打劫。少数生活无着的贫民被迫与匪为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夏津送来了黎明的曙光。1920年，进步知识分子、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教师任华一开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27年夏，以刘君雅、李思孝等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相继建立，领导农民抗税抗捐，有力地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1928年5月，党、团组织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未及夏津，县政府官员即弃城南逃，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各种名堂的武装团体纷纷成立。共产党组织派人来夏津，发动人民抗日，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并动员弃城南逃返回的县政府官员抗日。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东渡运河来夏津活动。在共产党人和八路军部队的组织领导下，到1938年6、7月间，地方抗日武装和民众抗日团体先后建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夏津县工委相继成立。人民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这期间，夏津县成了鲁西北地区共产党活动和人民抗日运动的中心地带。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入侵县城，夏津沦陷。1939年初，以王晋卿为头子的伪夏津县公署成立。伪政权依仗日军和数千名伪军的支撑，到1942年控制了全县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因其疯狂镇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曾被日伪吹嘘为“治安模范县”。
日本侵略军入侵以后，国民党县政府流亡境内。共产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开始了为时七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日伪统治薄弱的县境北部、西北部发展起来。
全县军民在抗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同以张栋臣为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斗争。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和游击区相继开展了雇工增资、贫农赎地、减租减息等一系列运动，领导贫雇农同地主开展经济斗争，更加有力地动员组织起了人民群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八路军部队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到1945年9月，终于解放了夏津全境。
夏津解放后，中共夏津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及土改复查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1947年秋，全县25025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与此同时，迅速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热潮。1946年至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全国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期，全县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参军支前运动。有5500名青壮年踊跃参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和全村民兵集体参军的动人景象。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47年秋，全县有共产党员3092人，党支部254个。全县的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也都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工农业总产值已达850多万元，有各类学校310多所，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733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夏津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国35年来，全县的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发生过严重失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前进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1．工农业生产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起伏之后，逐步走向稳定发展。
在经济建设方面，建国之初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全国刚刚解放，物价上涨、市场混乱的状况波及并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展。1950年上半年，国家在统一财经工作、初步控制经济局势以后，在积极鼓励、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同时，国营工商业初步发展起来。
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1952年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866万元提高到1463.9万元，提高了90%。棉花总产由10万担提高到18万担，提高80%，粮食总产由8062万斤提高到10114万斤，提高22.5%，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009万元提高到1336.8万元，提高21%。与此同时，相继开展了“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对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1953年至1957年，通过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成立了370个高级农业社，入社农户占98.7%；加之在农村推广科学技术和普遍使用双轮双铧犁、胶轮车等新式生产工具，生产力大大提高。在手工业改造方面，将90%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了35个生产合作社（组）；在对私营商业改造方面，将1477名私商分别改造为过渡职工、代购代销员、经销员等。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农业总产值增长1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77%。1956年、1957年农业连续丰收。1956年棉花总产达28.38万担，居全省之冠，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植棉先进县”锦旗。1957年棉花总产27.3万担，粮食总产10019万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173%、20%。
1958年，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从下半年开始，在农村一哄而起，将344个高级农业社建成8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搞土地深翻，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生产条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工业方面盲目上项目，并将35个集体性质的手工业社（组）转为18个国营工厂。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1959年至1961年，由于继续受“共产风”的影响，加之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连年下降。1961年农业总产值仅685万元。粮食总产2685万斤、单产38斤，比1957年下降73.2%；棉花总产9205担，单产3斤，比1957年下降96.5%。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从1960年冬开始，按中共中央指示，纠正左倾错误。1962年，通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工业方面，将35个转为国营厂家的手工业社（组）重新改为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并精简了大批工人，工业产值逐年回升。在农业方面，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并对自留地、小开荒作了适当的规定；同时发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1962年农村形势开始好转，粮棉产量逐年提高。到196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恢复到2164万元，农业总产值3263万元，与1962年相比分别增长2.13倍、0.65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刚刚有了转机的经济建设再次陷入困境。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间，派性肆虐，长期的内乱，使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破坏，计划经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工农业生产上下波动，起落不定。1968年与1965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2164万元下降到908万元，下降58%，农业总产值由3263万元下降到1816万元，下降44.4%。1974年，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加之粮棉比价不合理，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损伤，棉花总产由1970年的13.45万担下降到6.69万担，下降50%；粮食总产量略有增加，然而是以牺牲棉花换来的。其他行业虽有所发展，但是幅度不大。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群众顶着压力，排除干扰，积极工作，经济工作在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兴办了化肥厂等一些骨干工业企业，对农业的投资大于以往，农村通过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林业特别是林果业在这期间发展起来。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纠正了左倾路线错误，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国家通过调整棉花价格和奖励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上推广种植“鲁棉一号”等棉花新品种，棉花连年增产。1985年，棉花总产57.96万担，单产143斤，创历史最好水平。粮食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减少，但由于加强管理，粮食产量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产达21646万斤。林果业、副业、畜牧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随着棉花生产的迅速发展，以棉花加工、深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978年以前，全县仅有棉花加工厂3处，到1985年已发展到8处。全县共拥有县属工业企业34家、乡镇办工业企业65家。1978年公社工业总产值仅51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1985年乡镇工业总产值356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904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7036万元；农业总产值19295万元。同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4倍、18.5倍、2.9倍；同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2.9倍、5.7倍、1.77倍。
2．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建国初期，群众性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不少村庄组建有业余戏班，剧种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乱弹、四根弦、小调等。据统计，1957年全县有业余剧团73个。龙灯、旱船、高跷、架鼓等民间传统娱乐活动遍及全县。1958年以后，自发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减少，为配合形势宣传而组织的文化活动增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娱乐活动被取缔，古装戏剧和大部分电影被禁止演出。1978年以后，传统文化活动有所恢复，电影、电视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主要娱乐形式。1985年，全县有京剧团、曲艺队各1个、电影放映队23个、村、机关、学校及个体户自置放映机32部，广播站1处、放大站19处，电视转播台1处；教育事业自1945年解放以后即得以迅速发展，1949年全县已有小学310处，在校学生18670人，到1985年已发展到464处，在校学生6043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7.8%。中等学校从无到有，逐步增多，1985年有普通中学60处，农技中学1处，在校学生15377人。教育战线曾是左倾错误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干扰，教学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国初期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1985年有县级医院2处，县分院4处，乡镇卫生院16处，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1处，农村医疗卫生组织506个。天花、霍乱已绝迹，丝虫病、头癣病已基本消灭，其他流行疾病也大幅度下降。计划生育取得了突出成就，1971年至1981年，实施计划生育四种手术的总人数为11.8万人，1985年为7296人；建国初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比较活跃，以后新兴体育活动逐步增多。近年来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达8万多人。
3．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摆脱了长期贫困、实现了温饱有余。
建国初期、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6年人均分配83元。1958年以后，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据有关资料统计，1958年至1978年的21年间，农村人均收入80元以上的仅1年，60至70元的1年，50至60元的2年，40至50元的7年，30至40元的8年，20至30元的1年，20元以下的1年。1961年人均分配口粮仅65斤，加上国家统销粮尚不足200斤。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8年以后，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农民收入成倍增长。1980年人均收入154元，1984年达到381元，1984年的人均收入为1975年的9倍。1985年人均收入331元，农民消费品购买力为166元，实现了温饱有余，同时，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评选文明单位、五好家庭等活动，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夏津县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工业生产规模小，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低，还不能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人口的日益增多与耕地的日益减少这一矛盾正日趋加剧。1985年与1949年相比，人口已由226757人增加到441344人，耕地却由102.3万亩减少到83.48万亩。人口文化素质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十年改革已使夏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变化只是开始。全县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克服历史和现实造成的种种不利因素，为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富饶美好的家园而艰苦奋斗。
县情概述
夏津县位于山东省西北边缘，属华北黄泛平原的一部分。东跨马颊河与高唐县为邻，西临卫运河与河北省清河县相望。南靠临清市，北接平原县、武城县。总面积871.9平方公里。耕地83.48万亩，其中耕层质地较好的轻壤、中壤占70%。境内气候差异小，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干湿季明显。年平均气温12.7℃。年平均降水量560毫米，其中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无霜期190天左右。土壤、气候条件宜于棉花生长。植棉历史悠久，以盛产棉花而闻名于世，素有“银夏津”之称。纵贯全境的两条沙河流域沙丘棋布，适于林果生产，因之又有“小杂果之乡”的美誉。夏津县至今尚未发现可供开采的矿藏资源。工业基础薄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份。
1985年，全县计有15个乡，5个镇、506个行政村（530个自然村）,441344人，其中农业人口419301人，非农业人口22043人。有汉、回、满、蒙古、朝鲜5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97%。
一
夏津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即为“齐晋会盟之要津”。自西汉初年置鄃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夏津人民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毅力，繁衍生息、勤奋劳作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了可跻身于中华民族精英之林的优秀人物，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史著《十六国春秋》名播史学界；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张金称率众揭竿而起，给隋王朝以致命打击，名留青史；金代诗人宋九嘉以其悲壮有力的诗篇对封建统治阶级予以控诉，对人民寄予同情，其诗作至今被人传诵。
明代以前的历史详情无考，明代初期，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夏津人稀地荒，经济、文化极度衰微。明王朝政权稳固以后，采取奖励恳荒和移民的措施，本县经济得以恢复，人口有所增加。据明嘉靖《夏津县志》记载，公元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县有民户687户，4279人。棉花种植发展尤快，是年植棉面积已达8780亩，人均2.05亩。“洪武二十五年，徙二十七屯于此，则生齿繁矣，故永乐以后之数倍蓰厥初。”1412年（明永乐十年）户数已达3683户，人口已增至21597人。到1531年（明嘉靖十年），人口达39155人，官民地达974742亩。主要农作物品种达41个，林果树种23个，畜禽品种12个，其他种养品种也有所增加。手工纺织、编织已较为普遍，用于交换的棉布、线鞋、棉线等“货之类十有三。”经济一经发展，沉重的徭役赋税便随之而来，就连县令也感叹“民之力竭”、“马之力穷”。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一般官僚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原有的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幅度下降。到明末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民户降至2480户，人口减至15376人，比1531年（明嘉靖十年）减少1217户、23779人。
清王朝建立初期，为挽回战乱造成的损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人口和生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740年（清乾隆五年），全县总户数达12422户，人口46517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农民在遭受封建剥削的同时，又遭受外国资本的掠夺，自然经济受到冲击，本县所产棉花被大量侵吞。另外，帝国主义在推行经济侵略的同时，加紧了奴化意识渗透。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本县、吸毒等恶习也相继传入并逐渐蔓延开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
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军阀混战不息，官府横征暴敛，农民负担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去田赋以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债券多如牛毛。“竭民众之膏血，饱胥役之囊 。”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得农民难维生计，兵痞、无赖、大烟鬼结杆为匪，趁火打劫。少数生活无着的贫民被迫与匪为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夏津送来了黎明的曙光。1920年，进步知识分子、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教师任华一开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青年学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27年夏，以刘君雅、李思孝等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相继建立，领导农民抗税抗捐，有力地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1928年5月，党、团组织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未及夏津，县政府官员即弃城南逃，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各种名堂的武装团体纷纷成立。共产党组织派人来夏津，发动人民抗日，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并动员弃城南逃返回的县政府官员抗日。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东渡运河来夏津活动。在共产党人和八路军部队的组织领导下，到1938年6、7月间，地方抗日武装和民众抗日团体先后建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夏津县工委相继成立。人民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这期间，夏津县成了鲁西北地区共产党活动和人民抗日运动的中心地带。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入侵县城，夏津沦陷。1939年初，以王晋卿为头子的伪夏津县公署成立。伪政权依仗日军和数千名伪军的支撑，到1942年控制了全县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因其疯狂镇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曾被日伪吹嘘为“治安模范县”。
日本侵略军入侵以后，国民党县政府流亡境内。共产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开始了为时七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日伪统治薄弱的县境北部、西北部发展起来。
全县军民在抗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同以张栋臣为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斗争。抗日民主政府在解放区和游击区相继开展了雇工增资、贫农赎地、减租减息等一系列运动，领导贫雇农同地主开展经济斗争，更加有力地动员组织起了人民群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八路军部队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到1945年9月，终于解放了夏津全境。
夏津解放后，中共夏津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及土改复查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1947年秋，全县25025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与此同时，迅速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热潮。1946年至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全国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期，全县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参军支前运动。有5500名青壮年踊跃参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和全村民兵集体参军的动人景象。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47年秋，全县有共产党员3092人，党支部254个。全县的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也都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工农业总产值已达850多万元，有各类学校310多所，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733名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夏津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国35年来，全县的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发生过严重失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前进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1．工农业生产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起伏之后，逐步走向稳定发展。
在经济建设方面，建国之初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全国刚刚解放，物价上涨、市场混乱的状况波及并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展。1950年上半年，国家在统一财经工作、初步控制经济局势以后，在积极鼓励、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同时，国营工商业初步发展起来。
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1952年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866万元提高到1463.9万元，提高了90%。棉花总产由10万担提高到18万担，提高80%，粮食总产由8062万斤提高到10114万斤，提高22.5%，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009万元提高到1336.8万元，提高21%。与此同时，相继开展了“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对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1953年至1957年，通过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农村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成立了370个高级农业社，入社农户占98.7%；加之在农村推广科学技术和普遍使用双轮双铧犁、胶轮车等新式生产工具，生产力大大提高。在手工业改造方面，将90%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了35个生产合作社（组）；在对私营商业改造方面，将1477名私商分别改造为过渡职工、代购代销员、经销员等。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农业总产值增长1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77%。1956年、1957年农业连续丰收。1956年棉花总产达28.38万担，居全省之冠，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植棉先进县”锦旗。1957年棉花总产27.3万担，粮食总产10019万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173%、20%。
1958年，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从下半年开始，在农村一哄而起，将344个高级农业社建成8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搞土地深翻，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生产条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工业方面盲目上项目，并将35个集体性质的手工业社（组）转为18个国营工厂。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1959年至1961年，由于继续受“共产风”的影响，加之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连年下降。1961年农业总产值仅685万元。粮食总产2685万斤、单产38斤，比1957年下降73.2%；棉花总产9205担，单产3斤，比1957年下降96.5%。人民生活非常困难。
从1960年冬开始，按中共中央指示，纠正左倾错误。1962年，通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工业方面，将35个转为国营厂家的手工业社（组）重新改为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并精简了大批工人，工业产值逐年回升。在农业方面，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并对自留地、小开荒作了适当的规定；同时发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1962年农村形势开始好转，粮棉产量逐年提高。到196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恢复到2164万元，农业总产值3263万元，与1962年相比分别增长2.13倍、0.65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刚刚有了转机的经济建设再次陷入困境。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间，派性肆虐，长期的内乱，使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破坏，计划经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工农业生产上下波动，起落不定。1968年与1965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2164万元下降到908万元，下降58%，农业总产值由3263万元下降到1816万元，下降44.4%。1974年，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加之粮棉比价不合理，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损伤，棉花总产由1970年的13.45万担下降到6.69万担，下降50%；粮食总产量略有增加，然而是以牺牲棉花换来的。其他行业虽有所发展，但是幅度不大。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群众顶着压力，排除干扰，积极工作，经济工作在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兴办了化肥厂等一些骨干工业企业，对农业的投资大于以往，农村通过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林业特别是林果业在这期间发展起来。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纠正了左倾路线错误，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国家通过调整棉花价格和奖励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上推广种植“鲁棉一号”等棉花新品种，棉花连年增产。1985年，棉花总产57.96万担，单产143斤，创历史最好水平。粮食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减少，但由于加强管理，粮食产量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产达21646万斤。林果业、副业、畜牧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随着棉花生产的迅速发展，以棉花加工、深加工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978年以前，全县仅有棉花加工厂3处，到1985年已发展到8处。全县共拥有县属工业企业34家、乡镇办工业企业65家。1978年公社工业总产值仅51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1985年乡镇工业总产值356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9044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7036万元；农业总产值19295万元。同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4倍、18.5倍、2.9倍；同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2.9倍、5.7倍、1.77倍。
2．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建国初期，群众性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不少村庄组建有业余戏班，剧种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乱弹、四根弦、小调等。据统计，1957年全县有业余剧团73个。龙灯、旱船、高跷、架鼓等民间传统娱乐活动遍及全县。1958年以后，自发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减少，为配合形势宣传而组织的文化活动增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娱乐活动被取缔，古装戏剧和大部分电影被禁止演出。1978年以后，传统文化活动有所恢复，电影、电视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主要娱乐形式。1985年，全县有京剧团、曲艺队各1个、电影放映队23个、村、机关、学校及个体户自置放映机32部，广播站1处、放大站19处，电视转播台1处；教育事业自1945年解放以后即得以迅速发展，1949年全县已有小学310处，在校学生18670人，到1985年已发展到464处，在校学生6043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7.8%。中等学校从无到有，逐步增多，1985年有普通中学60处，农技中学1处，在校学生15377人。教育战线曾是左倾错误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干扰，教学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国初期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1985年有县级医院2处，县分院4处，乡镇卫生院16处，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1处，农村医疗卫生组织506个。天花、霍乱已绝迹，丝虫病、头癣病已基本消灭，其他流行疾病也大幅度下降。计划生育取得了突出成就，1971年至1981年，实施计划生育四种手术的总人数为11.8万人，1985年为7296人；建国初期，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比较活跃，以后新兴体育活动逐步增多。近年来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达8万多人。
3．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摆脱了长期贫困、实现了温饱有余。
建国初期、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6年人均分配83元。1958年以后，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据有关资料统计，1958年至1978年的21年间，农村人均收入80元以上的仅1年，60至70元的1年，50至60元的2年，40至50元的7年，30至40元的8年，20至30元的1年，20元以下的1年。1961年人均分配口粮仅65斤，加上国家统销粮尚不足200斤。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8年以后，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农民收入成倍增长。1980年人均收入154元，1984年达到381元，1984年的人均收入为1975年的9倍。1985年人均收入331元，农民消费品购买力为166元，实现了温饱有余，同时，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评选文明单位、五好家庭等活动，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夏津县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工业生产规模小，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低，还不能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人口的日益增多与耕地的日益减少这一矛盾正日趋加剧。1985年与1949年相比，人口已由226757人增加到441344人，耕地却由102.3万亩减少到83.48万亩。人口文化素质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十年改革已使夏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变化只是开始。全县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克服历史和现实造成的种种不利因素，为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富饶美好的家园而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