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互助组时期，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实行换工或以粮、款找补。劳动力安排，由组员共同议定。常年互助组，除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外，农闲时还实行副业互相结合。
农业合作化以后，劳动管理普遍实行“四固定”和“三包一奖”责任制，即社以下划分若干生产队和副业队（组），社委会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和管理，再按照积极而又留有余地的原则，将土地所实现的产量及所需的劳动工分和生产费用包给所属生产队，年终结算，超产的受奖，因管理不善减产的酌量赔偿，节余的劳动工分和费用归生产队所有，超支的则由生产队负担。生产队内又划分若干作业组，根据农事季节、用工计划，将生产任务包给各作业组，小段计划完成后，经检查验收，符合质量要求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按定额拨给工分；质量达不到要求或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令其翻工或酌情扣发工分。作业组集体出工，承包的劳动任务完成后，组员之间再按思想表现、劳动态度、技术技能、劳动贡献评定每个人的应得工分，年终结算时，按所在生产队的每一工分值和全年工分总额，分得劳动报酬。
人民公社初期，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实行军队编制和分线作战。劳动不记工分，办集体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使粮食造成很大浪费。特别是1958年秋、冬，在大搞水利化建设和深翻土地时，采取黑白“连轴转”的疲劳战术，使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之第二年受灾严重，造成劳力外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劳动力由生产队管理。生产队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推行了小组作业、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段评比验收的“四小管理”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劳动管理办法，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文革”期间，推广“大寨记工法”，废除了“四小管理”和劳动考评制度，实行按性别、年龄、体力强弱、技术技能分等定级和自报公议、死分死记、多劳不多得的记工法，重新出现了“干活—窝蜂”的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和管理集体经济的实体组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被撤销，除水利工程、公共建设、工业企业等由乡（镇）、村行政统一组织外，农业生产均由户独立经营，独立安排劳动。
第三节 劳动管理
农业生产互助组时期，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实行换工或以粮、款找补。劳动力安排，由组员共同议定。常年互助组，除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外，农闲时还实行副业互相结合。
农业合作化以后，劳动管理普遍实行“四固定”和“三包一奖”责任制，即社以下划分若干生产队和副业队（组），社委会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和管理，再按照积极而又留有余地的原则，将土地所实现的产量及所需的劳动工分和生产费用包给所属生产队，年终结算，超产的受奖，因管理不善减产的酌量赔偿，节余的劳动工分和费用归生产队所有，超支的则由生产队负担。生产队内又划分若干作业组，根据农事季节、用工计划，将生产任务包给各作业组，小段计划完成后，经检查验收，符合质量要求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按定额拨给工分；质量达不到要求或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令其翻工或酌情扣发工分。作业组集体出工，承包的劳动任务完成后，组员之间再按思想表现、劳动态度、技术技能、劳动贡献评定每个人的应得工分，年终结算时，按所在生产队的每一工分值和全年工分总额，分得劳动报酬。
人民公社初期，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实行军队编制和分线作战。劳动不记工分，办集体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使粮食造成很大浪费。特别是1958年秋、冬，在大搞水利化建设和深翻土地时，采取黑白“连轴转”的疲劳战术，使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之第二年受灾严重，造成劳力外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劳动力由生产队管理。生产队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推行了小组作业、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段评比验收的“四小管理”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劳动管理办法，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文革”期间，推广“大寨记工法”，废除了“四小管理”和劳动考评制度，实行按性别、年龄、体力强弱、技术技能分等定级和自报公议、死分死记、多劳不多得的记工法，重新出现了“干活—窝蜂”的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和管理集体经济的实体组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被撤销，除水利工程、公共建设、工业企业等由乡（镇）、村行政统一组织外，农业生产均由户独立经营，独立安排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