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占有状况 平原县解放前，土地为封建所有制，即封建地主所有制。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人口众多的贫下中农却占有土地很少。县城以北土地较宽裕的三唐乡，共有耕地78550亩，地主、富农291户、1495人，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 %，而占有土地300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8.3%；贫下中农2472户、9364人，人口占总人口的62%，而占有土地26386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3.6%。土地较少的马颊河西河滩高地区，土地同样被地主大量占有。王村店乡沙杨村的恶霸地主柴正义（绰号柴三猴），全家8口人，拥有土地1200亩，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恩城镇东刘庄豪绅地主范宝玉，全家30人，占有土地800亩，人均26.7亩。王杲铺乡董路口村的地主兼营商业的郑宝玉，全家23人，占有土地1200亩，成为平原县有名的地主、“增祥”号世家。
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不是出自分封，而是来自富豪之家的土地兼并。其兼并形式都带有“掠夺”性质。坊子乡庞庄地主郑长祥，1942年春借给小张农民张廷兰8斗谷子，麦收后还小麦12斗，因旱无麦不能偿还，就将麦折成钱叠利行息，不到二年，就把11亩地滚给地主郑长祥。王凤楼镇张辛村地主张光新，民国4年（1915年）还靠教书为生，期间他先以放赌谋利，后成高利贷者，到民国26年（1937年）已拥有土地520亩，果园45亩。尤其是灾荒年，往往成为地主大量吞并农民土地的“良机”。1942年大旱，王庙乡165户地主、富农兼并305户农民的土地1150亩。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再一种手段是赤裸裸的攫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杂团乘机蜂拥而起，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后大都成为汉奸），独霸一方，横征暴敛，很快形成了一批具有武装的、明火执仗的、做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三唐乡焦庄杂团头子刘凤祥，本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赌徒，民国26年（1937年）伙同地痞流氓拉起200多人的武装，置地570亩，成为威镇城北的大恶霸地主。
土改前，全县共有地主2136户、9963人，人口占总人口的4.07%，占有土地20.0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9.5%，平均每人20.1亩；富农有1322户、6735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75%，占有土地85534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33%，平均每人12.7亩；小土地出租者104户、479人，人口占总人口的0.2%，占有土地215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21 %，平均每人4.5亩；自耕农（中农） 34525户、140501人，人口占总人口的57.36 %，占有土地56.4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4.98 %，平均每人4亩；贫雇农26075户、87162人，人口占总人口的35.6 %，占有土地17.4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6.9%，平均每人1.98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为贫雇农的10.1倍，为中农的5.03倍。
剥削形式 地租剥削 本县地主出租土地，从纳组形式上分，主要有“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定租制，即业佃双方将租额议定下来后，不管丰年还是欠年，都要按议定的租额纳租，此种租佃形式又称“包租”或“硬租”。定额租的租额，一般为每亩纳麦1斗、谷3斗（每斗约25～26市斤），上等地的租额还要高。分租制，即以业佃双方垫支生产费用的多与少，确定收获分成比例的租佃形式，此种租佃又称“分种”或“种分子地”。分租制，如地主只出土地，一切生产费用由佃方承担的，一般分成比例为“业四佃六”或“对五”；地主即出土地又垫支种子、肥料的，一般分成比例为“业六佃四”或“业七佃三”。除此之外，常见的租佃形式还有“帮工佃种”，即俗称“二八分租”; “议租分花”，即俗称“看租”或“勘租”;“卖租粮地”，即俗称“座佃座租”或“卖马不离糟”。
雇工剥削 雇工剥削是民国年间地主、富农普遍采用的一种剥削方式，尤其是中小地主，多由出租土地转为廉价雇佣劳动力，这样既有利于培肥地力，又可在自己的监督下榨取雇工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据民国35年（1946年）统计，全县2136户地主、1322户富农，共雇佣长工10527人，佣人642人，平均每户3.23人。较大的地主，一户雇佣长工10多人至几十人。恩城镇东刘庄恶霸地主范宝玉，在日伪时期，每年雇佣长工23人，雇佣人7～8人。长工的工价一年500～800市斤粮食钱，大活最多一年不超过1200斤粮食钱。每个长工一年要为地主、富农种好15～20亩地，年工价只有3亩地的收入，其余剩余劳动全部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活大忙季节，地主还要雇佣一定数量的短工，短工的劳动时间一天不少于10个小时，而日工资只有5～7斤粮食钱。
高利贷剥削 解放前，本县较为流行的高利贷形式有七种：“三分利”，即月息百分之三，三年本利平；“叠利行息”，俗称“驴打滚”，此种借贷，月息高达4分～5分，期限一般规定为一个月，最多60天，到期不能归还，捐息为本，利上加利，群众称这种借贷为“阎王债”; “印子钱”，即整借分期还，多流行于经商者之间。放贷者将本息加在一起写在官制的折子上，每还一次，在折子上盖印为记，故称“印子钱”或“折子钱”; “借粗还细”“借一还二”，此种借贷多在青黄不接、贫苦农民缺粮断囤时，即春天借出一斗谷，麦收后收回一斗二或一斗三小麦。如遇灾荒年，要借一还二或借一还三。除此之外，本县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为“典青苗”，亦称“买青卖青”，即每年青黄不接时，地主、富农和城市的资本家，借农民急需用钱之机，杀价接收农民尚未成熟的庄稼，待作物成熟后据为己有。买青卖青对农民来说如同“剜却心头肉，医补眼前疮”，以后的生活会愈加艰难。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占有状况 平原县解放前，土地为封建所有制，即封建地主所有制。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人口众多的贫下中农却占有土地很少。县城以北土地较宽裕的三唐乡，共有耕地78550亩，地主、富农291户、1495人，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9.9 %，而占有土地300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8.3%；贫下中农2472户、9364人，人口占总人口的62%，而占有土地26386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3.6%。土地较少的马颊河西河滩高地区，土地同样被地主大量占有。王村店乡沙杨村的恶霸地主柴正义（绰号柴三猴），全家8口人，拥有土地1200亩，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恩城镇东刘庄豪绅地主范宝玉，全家30人，占有土地800亩，人均26.7亩。王杲铺乡董路口村的地主兼营商业的郑宝玉，全家23人，占有土地1200亩，成为平原县有名的地主、“增祥”号世家。
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不是出自分封，而是来自富豪之家的土地兼并。其兼并形式都带有“掠夺”性质。坊子乡庞庄地主郑长祥，1942年春借给小张农民张廷兰8斗谷子，麦收后还小麦12斗，因旱无麦不能偿还，就将麦折成钱叠利行息，不到二年，就把11亩地滚给地主郑长祥。王凤楼镇张辛村地主张光新，民国4年（1915年）还靠教书为生，期间他先以放赌谋利，后成高利贷者，到民国26年（1937年）已拥有土地520亩，果园45亩。尤其是灾荒年，往往成为地主大量吞并农民土地的“良机”。1942年大旱，王庙乡165户地主、富农兼并305户农民的土地1150亩。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再一种手段是赤裸裸的攫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杂团乘机蜂拥而起，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后大都成为汉奸），独霸一方，横征暴敛，很快形成了一批具有武装的、明火执仗的、做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三唐乡焦庄杂团头子刘凤祥，本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赌徒，民国26年（1937年）伙同地痞流氓拉起200多人的武装，置地570亩，成为威镇城北的大恶霸地主。
土改前，全县共有地主2136户、9963人，人口占总人口的4.07%，占有土地20.0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9.5%，平均每人20.1亩；富农有1322户、6735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75%，占有土地85534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33%，平均每人12.7亩；小土地出租者104户、479人，人口占总人口的0.2%，占有土地215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21 %，平均每人4.5亩；自耕农（中农） 34525户、140501人，人口占总人口的57.36 %，占有土地56.4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4.98 %，平均每人4亩；贫雇农26075户、87162人，人口占总人口的35.6 %，占有土地17.4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6.9%，平均每人1.98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为贫雇农的10.1倍，为中农的5.03倍。
剥削形式 地租剥削 本县地主出租土地，从纳组形式上分，主要有“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定租制，即业佃双方将租额议定下来后，不管丰年还是欠年，都要按议定的租额纳租，此种租佃形式又称“包租”或“硬租”。定额租的租额，一般为每亩纳麦1斗、谷3斗（每斗约25～26市斤），上等地的租额还要高。分租制，即以业佃双方垫支生产费用的多与少，确定收获分成比例的租佃形式，此种租佃又称“分种”或“种分子地”。分租制，如地主只出土地，一切生产费用由佃方承担的，一般分成比例为“业四佃六”或“对五”；地主即出土地又垫支种子、肥料的，一般分成比例为“业六佃四”或“业七佃三”。除此之外，常见的租佃形式还有“帮工佃种”，即俗称“二八分租”; “议租分花”，即俗称“看租”或“勘租”;“卖租粮地”，即俗称“座佃座租”或“卖马不离糟”。
雇工剥削 雇工剥削是民国年间地主、富农普遍采用的一种剥削方式，尤其是中小地主，多由出租土地转为廉价雇佣劳动力，这样既有利于培肥地力，又可在自己的监督下榨取雇工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据民国35年（1946年）统计，全县2136户地主、1322户富农，共雇佣长工10527人，佣人642人，平均每户3.23人。较大的地主，一户雇佣长工10多人至几十人。恩城镇东刘庄恶霸地主范宝玉，在日伪时期，每年雇佣长工23人，雇佣人7～8人。长工的工价一年500～800市斤粮食钱，大活最多一年不超过1200斤粮食钱。每个长工一年要为地主、富农种好15～20亩地，年工价只有3亩地的收入，其余剩余劳动全部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活大忙季节，地主还要雇佣一定数量的短工，短工的劳动时间一天不少于10个小时，而日工资只有5～7斤粮食钱。
高利贷剥削 解放前，本县较为流行的高利贷形式有七种：“三分利”，即月息百分之三，三年本利平；“叠利行息”，俗称“驴打滚”，此种借贷，月息高达4分～5分，期限一般规定为一个月，最多60天，到期不能归还，捐息为本，利上加利，群众称这种借贷为“阎王债”; “印子钱”，即整借分期还，多流行于经商者之间。放贷者将本息加在一起写在官制的折子上，每还一次，在折子上盖印为记，故称“印子钱”或“折子钱”; “借粗还细”“借一还二”，此种借贷多在青黄不接、贫苦农民缺粮断囤时，即春天借出一斗谷，麦收后收回一斗二或一斗三小麦。如遇灾荒年，要借一还二或借一还三。除此之外，本县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为“典青苗”，亦称“买青卖青”，即每年青黄不接时，地主、富农和城市的资本家，借农民急需用钱之机，杀价接收农民尚未成熟的庄稼，待作物成熟后据为己有。买青卖青对农民来说如同“剜却心头肉，医补眼前疮”，以后的生活会愈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