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 清末到解放前夕，本县官吏、富绅、巨商、旧军人和土匪吸鸦片（俗称“大烟”）者较多。由于鸦片价格昂贵，富有者吸之成瘾则倾家荡产，贫者吸之成瘾则诈、抢、偷、赌，无恶不为。特别是日军侵华后，大量输入“海洛因”（俗称“白面”），其毒比鸦片更烈，价格更贵，危害更大。光绪三十四年（1903年），原恩县成立“戒烟局”，然而官府戒，官吏吸，禁而不止。特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翻译张某的胞弟张振江在恩县十字街开设“德丰土膏店”，日本商人在平原县城火车站下开设烟馆，公开兜售大烟、白面，毒害国人，牟取暴利。民国30年（1941年）前后，有些土豪劣绅、杂团头子公开种植罂粟，使吸毒者增多。解放后，人民政府坚决禁毒，吸毒者很快绝迹。
赌博 解放前，赌博之风在县内盛行。其形式主要有押黑红宝、摸纸牌、打麻将、推牌九、顶牛、掷骰子（色子）等。流行最广，输赢最快的是押宝、推牌九、掷色子。城镇和大村有赌局，庙会、集市上有赌场、赌棚。设局、场的人除了向赢钱的人“抽头”（讨钱）外，有的内外勾结，欺骗、敲诈前来赌博的人（赌博人很少有不输的）。赌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沦为盗贼的不乏其人。解放后，经政府教育、查办，直至八十年代初，很少有发生。
缠足 封建社会，女子以小脚为美。当女孩七、八岁时，父母便给女孩缠足（俗称“裹脚”）。缠足，是用两根四、五尺长的白布条将双脚紧紧缠起，使脚骨变形，前尖后圆，以三寸长最标致，称“三寸金莲”。缠足使妇女丧失劳动能力，完全依附于男子，从而也丧失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提倡放足，解放妇女。民国24年（1935年）三月，原恩县进步女青年李春兰、刘淑新等6人和平原县女知识青年赵荣香（后改名白涛）、孟宪梅等，同时倡导成立放足委员会，宣传和动员广大妇女放足，自己解放自己，使妇女觉悟不断提高。三十年代末，缠足陋习已基本改变。
娼妓 娼妓是男尊女卑的社会产物。沦为娼妓的女子多为生活所迫，受人欺骗。日伪统治时期，原恩县城里由济南迁来两家妓院。一处叫“桂室”，有妓女11人，老鸨、杂役等5人；一处叫“双琴”，有妓女8人，老鸨、杂役5人。民国29年（1940年），又增加“双凤”、“爱红”、“丽艳”三家，共有妓女20人。平原县城内有妓院两家，共有妓女20多人；腰站镇有妓院三家，妓女共18人。解放后，妓院均被取缔，妓女经教育另谋职业，重新做人。
纳妾 旧社会官宦、豪绅、巨商等有钱有势的人家，纳妾者较普遍。他们中有的以传宗接代为借口，更多者是喜新厌旧寻欢作乐，有的纳妾三、四人。为妾者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少女，至夫家，多受凌辱、妒忌和虐待。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严禁纳妾，重婚犯法。解放前已成夫妻者，人民政府不干涉，但不准虐待与歧视，有愿解除不合理婚姻者，准予离婚。因而，建国后，纳妾者绝迹。
童养媳 流行于旧社会。当童养媳者多是父母贫困无力抚养之幼女，或是卖于或送于比自己稍富裕的人家先养着，待十五、六岁时，再“上头”成婚。此类婚姻多不般配，男方或因年龄大不好成亲，或因生理有缺陷无人提亲，因而美满者很少。解放后，此类婚姻不复发生。
早婚 解放前，由于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认为“早结婚，早得利；早生孩子，早得济”。所以男孩十三、四岁结婚者比较普遍，而且越富有者结婚越早，有的七、八岁就结婚，更有甚者定“娃娃亲”、“指腹为婚”。民国时期，曾颁布过《婚姻法》，规定男17岁，女16岁方能结婚，但由于没有贯彻实施的具体细则，因而，早婚者依然盛行。解放后，提倡婚姻自主，早婚者明显减少。建国后，颁布《婚姻法》，禁止了早婚。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将男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2周岁，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0周岁，农村一度出现先结婚后登记的现象，后经清查，才基本杜绝。
巫术 建国前，以巫术为职业者到处可见。他们利用封建迷信和人的“宿命论”思想，为人祈福、消灾，以取得钱财。算命的瞎子，依照人的生辰八字和用阴阳五行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相面先生依照人的面部结构、皱纹、痣疤和手上的褶皱等给人“算命运”；抽签、抽帖、测字者让算命人自己抽一签、帖和字来“预卜凶吉”；道嬷嬷和神汉装神弄鬼为人“驱鬼除邪”、“看病消灾”；风水先生为人选“福宅吉地”等。解放后，由于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事巫术的人逐年减少。
牙商 亦称“掮客”。他们依靠一张能说善辩的嘴，通过多方周旋，说合生意，从中渔利。常见的有牲畜市上的“经纪人”，他们凭手中一条鞭子，暗中拉手议价，瞒瞒昧昧，撮合买卖，讨得酬金。最可恶的是为拐卖人口、走私贩毒拉线说合坐地分脏消脏者，人通称“黑社会势力”。他们心黑手辣，常常使一些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解放后，黑社会势力受到严厉打击，完全消声匿迹。牙商人数大大减少，行骗行为也大大收敛。现在集市上的“经纪人”，均经工商部门的教育批准，索酬受到限制。八十年代初，人贩子曾猖獗一时，从四川、陕西等省拐卖来本县的少女达百余人，每人的卖价2000～5000元不等。有的被卖掉后，被人贩子偷走，到别处再卖。1984年起，公安部门对人贩子进行多次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才被制止。
路劫、绑票、偷窃 解放前，天灾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单人流匪或三、五成帮的匪伙，经常埋伏在村庄稀少、过往客商较多的大小路口、桥下、堤旁，劫掠过往行人的财物，俗称“劫道的”。清末至民国初，以四县交界地腰站一带最为严重。民国23年（1934年）至25年（1936年），县长曹梦九曾多次组织围剿。日伪统治时期，杂团蜂起，有些兵痞常常换上便衣劫道，使一些生意人白天也不敢单独行动。有首领、有组织的较大匪伙，更是明火执仗，夜晚闯进庄子将农户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活动在高、平、禹边界区的最大匪伙有“李胖子”、“高粱楂”、“门五”、“门六”、刘宝忠等。还有一种匪徒专门“绑票”，就是将富户人家的主要人口绑去作人质，限期索钱赎人，如限期不送钱，或将人致残，或将人致死。夜间爬墙窜院或挖洞钻屋偷窃财物者、在集市或其他人口拥挤处掏兜行窃者，称小偷。土匪和偷窃者的社会根源极其复杂，有的是行凶成性的惯匪，有的是吸毒、赌博的烟鬼、赌徒，也有的被封建统治者逼得走投无路而为之，还有的因生活所迫偶而为之，等等。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加之“镇反”、“肃反”等，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土匪绝迹。
行乞 解放前，本县有一部分专靠行乞为生者，他们形成团伙，自行划分固定行乞地盘，侵犯者会遭到非难。其行乞方式：有“打牛胯骨的”，以有节奏的说唱，取悦于人，讨得赏钱；有犁头的，手拿菜刀向店铺和摊贩乞讨钱物，如遇不给者便以刀犁破自己的头，以恫吓或使人怜悯，讨得钱物；还有打竹板说“数来宝”等等。这些人，不完全是靠取悦于人和使人怜悯而讨得钱物，而且也有一套强硬手段，如遇说唱、犁头也不给者，就用他们的黑话边说唱，边骂人，或用破头鲜血滴在商人的商品上，使其无法出售；如被人凌辱和欧打，便招来同伙纠缠报复，使你无法做生意。因此，人们又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行乞者做了安置，使他们都有了自己的职业，除个别无法控制的精神病患者外，很少有人流落街头。
第五节 恶习流弊
吸毒 清末到解放前夕，本县官吏、富绅、巨商、旧军人和土匪吸鸦片（俗称“大烟”）者较多。由于鸦片价格昂贵，富有者吸之成瘾则倾家荡产，贫者吸之成瘾则诈、抢、偷、赌，无恶不为。特别是日军侵华后，大量输入“海洛因”（俗称“白面”），其毒比鸦片更烈，价格更贵，危害更大。光绪三十四年（1903年），原恩县成立“戒烟局”，然而官府戒，官吏吸，禁而不止。特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翻译张某的胞弟张振江在恩县十字街开设“德丰土膏店”，日本商人在平原县城火车站下开设烟馆，公开兜售大烟、白面，毒害国人，牟取暴利。民国30年（1941年）前后，有些土豪劣绅、杂团头子公开种植罂粟，使吸毒者增多。解放后，人民政府坚决禁毒，吸毒者很快绝迹。
赌博 解放前，赌博之风在县内盛行。其形式主要有押黑红宝、摸纸牌、打麻将、推牌九、顶牛、掷骰子（色子）等。流行最广，输赢最快的是押宝、推牌九、掷色子。城镇和大村有赌局，庙会、集市上有赌场、赌棚。设局、场的人除了向赢钱的人“抽头”（讨钱）外，有的内外勾结，欺骗、敲诈前来赌博的人（赌博人很少有不输的）。赌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沦为盗贼的不乏其人。解放后，经政府教育、查办，直至八十年代初，很少有发生。
缠足 封建社会，女子以小脚为美。当女孩七、八岁时，父母便给女孩缠足（俗称“裹脚”）。缠足，是用两根四、五尺长的白布条将双脚紧紧缠起，使脚骨变形，前尖后圆，以三寸长最标致，称“三寸金莲”。缠足使妇女丧失劳动能力，完全依附于男子，从而也丧失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提倡放足，解放妇女。民国24年（1935年）三月，原恩县进步女青年李春兰、刘淑新等6人和平原县女知识青年赵荣香（后改名白涛）、孟宪梅等，同时倡导成立放足委员会，宣传和动员广大妇女放足，自己解放自己，使妇女觉悟不断提高。三十年代末，缠足陋习已基本改变。
娼妓 娼妓是男尊女卑的社会产物。沦为娼妓的女子多为生活所迫，受人欺骗。日伪统治时期，原恩县城里由济南迁来两家妓院。一处叫“桂室”，有妓女11人，老鸨、杂役等5人；一处叫“双琴”，有妓女8人，老鸨、杂役5人。民国29年（1940年），又增加“双凤”、“爱红”、“丽艳”三家，共有妓女20人。平原县城内有妓院两家，共有妓女20多人；腰站镇有妓院三家，妓女共18人。解放后，妓院均被取缔，妓女经教育另谋职业，重新做人。
纳妾 旧社会官宦、豪绅、巨商等有钱有势的人家，纳妾者较普遍。他们中有的以传宗接代为借口，更多者是喜新厌旧寻欢作乐，有的纳妾三、四人。为妾者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少女，至夫家，多受凌辱、妒忌和虐待。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严禁纳妾，重婚犯法。解放前已成夫妻者，人民政府不干涉，但不准虐待与歧视，有愿解除不合理婚姻者，准予离婚。因而，建国后，纳妾者绝迹。
童养媳 流行于旧社会。当童养媳者多是父母贫困无力抚养之幼女，或是卖于或送于比自己稍富裕的人家先养着，待十五、六岁时，再“上头”成婚。此类婚姻多不般配，男方或因年龄大不好成亲，或因生理有缺陷无人提亲，因而美满者很少。解放后，此类婚姻不复发生。
早婚 解放前，由于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认为“早结婚，早得利；早生孩子，早得济”。所以男孩十三、四岁结婚者比较普遍，而且越富有者结婚越早，有的七、八岁就结婚，更有甚者定“娃娃亲”、“指腹为婚”。民国时期，曾颁布过《婚姻法》，规定男17岁，女16岁方能结婚，但由于没有贯彻实施的具体细则，因而，早婚者依然盛行。解放后，提倡婚姻自主，早婚者明显减少。建国后，颁布《婚姻法》，禁止了早婚。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将男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2周岁，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0周岁，农村一度出现先结婚后登记的现象，后经清查，才基本杜绝。
巫术 建国前，以巫术为职业者到处可见。他们利用封建迷信和人的“宿命论”思想，为人祈福、消灾，以取得钱财。算命的瞎子，依照人的生辰八字和用阴阳五行推算人的命运、断定人的吉凶祸福；相面先生依照人的面部结构、皱纹、痣疤和手上的褶皱等给人“算命运”；抽签、抽帖、测字者让算命人自己抽一签、帖和字来“预卜凶吉”；道嬷嬷和神汉装神弄鬼为人“驱鬼除邪”、“看病消灾”；风水先生为人选“福宅吉地”等。解放后，由于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事巫术的人逐年减少。
牙商 亦称“掮客”。他们依靠一张能说善辩的嘴，通过多方周旋，说合生意，从中渔利。常见的有牲畜市上的“经纪人”，他们凭手中一条鞭子，暗中拉手议价，瞒瞒昧昧，撮合买卖，讨得酬金。最可恶的是为拐卖人口、走私贩毒拉线说合坐地分脏消脏者，人通称“黑社会势力”。他们心黑手辣，常常使一些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解放后，黑社会势力受到严厉打击，完全消声匿迹。牙商人数大大减少，行骗行为也大大收敛。现在集市上的“经纪人”，均经工商部门的教育批准，索酬受到限制。八十年代初，人贩子曾猖獗一时，从四川、陕西等省拐卖来本县的少女达百余人，每人的卖价2000～5000元不等。有的被卖掉后，被人贩子偷走，到别处再卖。1984年起，公安部门对人贩子进行多次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才被制止。
路劫、绑票、偷窃 解放前，天灾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单人流匪或三、五成帮的匪伙，经常埋伏在村庄稀少、过往客商较多的大小路口、桥下、堤旁，劫掠过往行人的财物，俗称“劫道的”。清末至民国初，以四县交界地腰站一带最为严重。民国23年（1934年）至25年（1936年），县长曹梦九曾多次组织围剿。日伪统治时期，杂团蜂起，有些兵痞常常换上便衣劫道，使一些生意人白天也不敢单独行动。有首领、有组织的较大匪伙，更是明火执仗，夜晚闯进庄子将农户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活动在高、平、禹边界区的最大匪伙有“李胖子”、“高粱楂”、“门五”、“门六”、刘宝忠等。还有一种匪徒专门“绑票”，就是将富户人家的主要人口绑去作人质，限期索钱赎人，如限期不送钱，或将人致残，或将人致死。夜间爬墙窜院或挖洞钻屋偷窃财物者、在集市或其他人口拥挤处掏兜行窃者，称小偷。土匪和偷窃者的社会根源极其复杂，有的是行凶成性的惯匪，有的是吸毒、赌博的烟鬼、赌徒，也有的被封建统治者逼得走投无路而为之，还有的因生活所迫偶而为之，等等。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加之“镇反”、“肃反”等，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土匪绝迹。
行乞 解放前，本县有一部分专靠行乞为生者，他们形成团伙，自行划分固定行乞地盘，侵犯者会遭到非难。其行乞方式：有“打牛胯骨的”，以有节奏的说唱，取悦于人，讨得赏钱；有犁头的，手拿菜刀向店铺和摊贩乞讨钱物，如遇不给者便以刀犁破自己的头，以恫吓或使人怜悯，讨得钱物；还有打竹板说“数来宝”等等。这些人，不完全是靠取悦于人和使人怜悯而讨得钱物，而且也有一套强硬手段，如遇说唱、犁头也不给者，就用他们的黑话边说唱，边骂人，或用破头鲜血滴在商人的商品上，使其无法出售；如被人凌辱和欧打，便招来同伙纠缠报复，使你无法做生意。因此，人们又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行乞者做了安置，使他们都有了自己的职业，除个别无法控制的精神病患者外，很少有人流落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