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县历史上形成的水灾，一是黄河、卫运河和内河决溢造成洪涝；二是降水集中、排泄不及造成沥涝。
洪涝 三河为患，以古黄河、卫运河为患历史最长，造成灾害最重。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081年，古黄河有3次大徙、6次改道流经县境历时长达1535年。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大徙故道在今相家河，流经时间长达470年。期间，有屯氏二渎、鸣犊河两次改道流经县境西部、北部、东部和西南部，有3次重大决溢发生在境内，其中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一次水溢被载入《中外历史大事年表》。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第二次大徙，故道在今东沙河，流经时间为944年。期间，河水任意泛滥，清河以东及平原、济南、千乘诸郡均被洪水淹没。东汉建武三年（27年），清河水溢平原，民大饥，人相食。隋大业七年（617年）河决，漂没平原等郡。北宋嘉佑五年（1060年），商胡以下决口形成二股河，水行县境马颊河，统称黄河第三次大徙故道，流经时间为21年。期间，河水多次溢决为患，溺居民，坏庐舍。
卫运河决泛始见于西汉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文献记载：自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民国33年（1944年），泛平原、恩县决溢达36次，其中民国6年（1917年）至32年（1943年）间，决溢达10次，平均2.5年1次。
内河决泛，自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始有记载，至1949年止，共11次。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水利，避水害，大搞河道治理，基本杜绝了洪涝灾害，除1954年、1955年、1963年三次有组织的滞洪外，未发生过一次河水决溢。
沥涝 据《五百年旱涝史料》等文献记载：自1470年至1985年的516年间，境内共发生沥涝灾害183次。其中，特大涝灾13次，连涝2年以上44次，连涝时间最长的为7年（1878年至1884年）。按沥涝资料分析，其基本规律是：平均3年出现一次涝灾，39年有一次特涝（每14次涝有一次特涝），每隔4次涝出现一次连涝。
建国以来，年降水量≥700毫米＜800毫米出现11次，≥870毫米出现5次（重涝），夏涝出现14次，连涝4年出现1次（1961年至1964年），连涝2年出现2次（1973～1974年、1976～1977年）。1961年为建国后特大涝灾年，全年降水量1008毫米，7、8两月降水量达696.4毫米，积水面积达791030亩，绝产面积30万亩，粮食总产仅有992万公斤，平均亩产10.5公斤，民大饥，外逃者众。七十年代之后，虽降水量700毫米以上曾有6年，由于对排水体系进行了有效地治理，涝灾程度大大减轻。1974年全年降水量897.7毫米，7、8两月降水量672毫米，较1961年7、8月降水量仅差24.4毫米，而受灾面积只有15.9万亩，粮食总产6839万公斤，是1961年的7倍。1984年6、7、8三个月降水量580毫米，受灾面积只有2.8万亩，粮食总产22625.6万公斤，棉花总产皮棉4097.5万公斤。
第二节 水灾
平原县历史上形成的水灾，一是黄河、卫运河和内河决溢造成洪涝；二是降水集中、排泄不及造成沥涝。
洪涝 三河为患，以古黄河、卫运河为患历史最长，造成灾害最重。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081年，古黄河有3次大徙、6次改道流经县境历时长达1535年。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大徙故道在今相家河，流经时间长达470年。期间，有屯氏二渎、鸣犊河两次改道流经县境西部、北部、东部和西南部，有3次重大决溢发生在境内，其中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一次水溢被载入《中外历史大事年表》。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第二次大徙，故道在今东沙河，流经时间为944年。期间，河水任意泛滥，清河以东及平原、济南、千乘诸郡均被洪水淹没。东汉建武三年（27年），清河水溢平原，民大饥，人相食。隋大业七年（617年）河决，漂没平原等郡。北宋嘉佑五年（1060年），商胡以下决口形成二股河，水行县境马颊河，统称黄河第三次大徙故道，流经时间为21年。期间，河水多次溢决为患，溺居民，坏庐舍。
卫运河决泛始见于西汉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文献记载：自明洪武八年（1375年）至民国33年（1944年），泛平原、恩县决溢达36次，其中民国6年（1917年）至32年（1943年）间，决溢达10次，平均2.5年1次。
内河决泛，自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始有记载，至1949年止，共11次。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水利，避水害，大搞河道治理，基本杜绝了洪涝灾害，除1954年、1955年、1963年三次有组织的滞洪外，未发生过一次河水决溢。
沥涝 据《五百年旱涝史料》等文献记载：自1470年至1985年的516年间，境内共发生沥涝灾害183次。其中，特大涝灾13次，连涝2年以上44次，连涝时间最长的为7年（1878年至1884年）。按沥涝资料分析，其基本规律是：平均3年出现一次涝灾，39年有一次特涝（每14次涝有一次特涝），每隔4次涝出现一次连涝。
建国以来，年降水量≥700毫米＜800毫米出现11次，≥870毫米出现5次（重涝），夏涝出现14次，连涝4年出现1次（1961年至1964年），连涝2年出现2次（1973～1974年、1976～1977年）。1961年为建国后特大涝灾年，全年降水量1008毫米，7、8两月降水量达696.4毫米，积水面积达791030亩，绝产面积30万亩，粮食总产仅有992万公斤，平均亩产10.5公斤，民大饥，外逃者众。七十年代之后，虽降水量700毫米以上曾有6年，由于对排水体系进行了有效地治理，涝灾程度大大减轻。1974年全年降水量897.7毫米，7、8两月降水量672毫米，较1961年7、8月降水量仅差24.4毫米，而受灾面积只有15.9万亩，粮食总产6839万公斤，是1961年的7倍。1984年6、7、8三个月降水量580毫米，受灾面积只有2.8万亩，粮食总产22625.6万公斤，棉花总产皮棉4097.5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