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平原县的集市由地方绅士和商会管理。宣统三年（1911年），张宝芳、崔锡棋、郭子明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平原县商会，下设22个同业工会，负责市场管理工作。1938年，日军侵占平原后，商会不解而散，伪县政府重新组织新商会管理市场。1945年平原解放，人民政府建立新商会管理市场贸易。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由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商业科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1949年，在城关、腰站、张官店、王凤楼4个集镇建立市场管理所，协调管理市场
解放初，市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全县有私营工商业3315户（其中工业、手工业765户、商业2550户），为充分发挥其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扶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业，通过行业组合，实行联购分销；对困难户采取发放贷款、收购商品、加工订货、调整税收等措施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对主要物资，如棉花、食盐、木材、烟叶、土布等，通过协商评价，把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并实行集中交易，批准采购；反对盲目竞购竞销，禁止场外交易、买空卖空、抬价压价。
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和计划收购，市场管理工作着重维护国家统派购政策的实施。在各行各业中，开展爱国守法教育，整顿经营作风。在市场上，禁止粮、棉等物资的自由买卖和贩运。1955年11月，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精神，落实“统筹兼顾”政策，并对农民经商适当放宽，自产自销予以维护。
1956年，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形成后，市场管理工作转变到以维护统一市场、管理集市贸易、活跃物资交流、保护合法经营、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任务，引导农民积极参加集市活动，建立了一些市场交易所。集市贸易开始活跃，促进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期间，为了控制劳力搞“大兵团作战”，对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采取严格限制措施。在流通体制上搞国营独家经营，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收购包销，集市渠道被堵塞，市场冷落。
1960年纠正“五风”错误后，集市贸易重新恢复。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管理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并允许农民将完成国家任务后的农副产品参加集市贸易，市场活跃，商品价格回落。到1962年，全县先后恢复集市31个，保证了城乡人民的正当交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再次严加限制。对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只准在就地集市交易，不准长途贩运；对农民的家庭副业、带徒学艺、小买小卖等也进行限制；并推行“哈尔套经验”，全县集日统一（农历一、六）造成集市萧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市场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为提供政策咨询，开展信息服务，发展横向交流，同全国10省9市51个县建立信息联系。工商行政部门还于1986年在县城内兴办了建筑面积为1.27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5个专业市场（鸽子、木材、皮毛、沙石料、蔬菜）。从引进帮销、提供信息、场地、服务设施等多方面为上市交易的县内外群众服务，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同时，对迷信品、文物、废旧有色金属、荒诞淫秽的书刊和录像带、腐烂变质和有毒食物等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货物，进行查处，维护了市场秩序。
第一节 集市贸易管理
清末，平原县的集市由地方绅士和商会管理。宣统三年（1911年），张宝芳、崔锡棋、郭子明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平原县商会，下设22个同业工会，负责市场管理工作。1938年，日军侵占平原后，商会不解而散，伪县政府重新组织新商会管理市场。1945年平原解放，人民政府建立新商会管理市场贸易。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由县人民政府工商科、商业科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1949年，在城关、腰站、张官店、王凤楼4个集镇建立市场管理所，协调管理市场
解放初，市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全县有私营工商业3315户（其中工业、手工业765户、商业2550户），为充分发挥其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扶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业，通过行业组合，实行联购分销；对困难户采取发放贷款、收购商品、加工订货、调整税收等措施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对主要物资，如棉花、食盐、木材、烟叶、土布等，通过协商评价，把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并实行集中交易，批准采购；反对盲目竞购竞销，禁止场外交易、买空卖空、抬价压价。
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和计划收购，市场管理工作着重维护国家统派购政策的实施。在各行各业中，开展爱国守法教育，整顿经营作风。在市场上，禁止粮、棉等物资的自由买卖和贩运。1955年11月，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精神，落实“统筹兼顾”政策，并对农民经商适当放宽，自产自销予以维护。
1956年，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形成后，市场管理工作转变到以维护统一市场、管理集市贸易、活跃物资交流、保护合法经营、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任务，引导农民积极参加集市活动，建立了一些市场交易所。集市贸易开始活跃，促进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期间，为了控制劳力搞“大兵团作战”，对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采取严格限制措施。在流通体制上搞国营独家经营，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收购包销，集市渠道被堵塞，市场冷落。
1960年纠正“五风”错误后，集市贸易重新恢复。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管理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并允许农民将完成国家任务后的农副产品参加集市贸易，市场活跃，商品价格回落。到1962年，全县先后恢复集市31个，保证了城乡人民的正当交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再次严加限制。对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只准在就地集市交易，不准长途贩运；对农民的家庭副业、带徒学艺、小买小卖等也进行限制；并推行“哈尔套经验”，全县集日统一（农历一、六）造成集市萧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市场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为提供政策咨询，开展信息服务，发展横向交流，同全国10省9市51个县建立信息联系。工商行政部门还于1986年在县城内兴办了建筑面积为1.27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5个专业市场（鸽子、木材、皮毛、沙石料、蔬菜）。从引进帮销、提供信息、场地、服务设施等多方面为上市交易的县内外群众服务，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同时，对迷信品、文物、废旧有色金属、荒诞淫秽的书刊和录像带、腐烂变质和有毒食物等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货物，进行查处，维护了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