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机构和经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决议》，编修新地方志的条件成熟了。
本县于1979年进行了社、队、局、厂、校的建档和编写单位史志的工作。1980年6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8月组成了编志办公室，人员几经变动，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员。办公室地点初在县委党校，1981年5月搬入县委办公楼內，属县委的临时工作机构。经费由县财政局拨付。
二、从学习入门
新选调到县志办公室的人员对编写新县志，旣无理论，又无实践，更无样本可循。在这种情况下，编志人员首先学习上级有关编篡新地方志的文件和讲话；二是到已开始编篡新方志的外地等单位参观、学习；三是同外省市编写地方志的单位取得联系，索取材料；四是翻阅旧县志。通过参观学习，逐步认识了地方志的特点，解决了畏难情绪，增強了编好新志的信心。
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新县志的內容和要求，讨论拟订了篇目，作为征集材料的提纲。
三、征集资料
资料是编纂地方志的基础，宣传是征集资料的方法。我们进行宣传、征集资料的方式主要是：（一）开会动员，请领导人讲话；（二）印发文件、编写广播稿件；（三）请革命老同志当顾问，提供资料、线索、介绍情况；（四）不断向领导和老同志汇报编志工作情况，幷在县委办的《工作情况》上印发；（五）在重大节假日向老同志发《慰问信》; （六）制定调查提纲，依靠公社、局开展社会普查幷写史志资料；（七）查阅档案、图书和旧志资料；（八）走出去，请进来。或发信函调，或利用其他部门开会、知情人探家、出发路过本县之际，进行座谈，幷请他们撰写回忆录，形成了人人关心编写县志的局面。不少人主动到县志办公室提供线索、介绍情况。特别是那些曾在陵县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回忆整理成材料。原二地委书记何郝炬，百忙之中把他原在本县活动情况写成回忆录，幷填写了感情奔放的诗词，在老同志中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原县委书记万钧和叶尙志、张克光等在春节期间欢聚一起话当年，把在本县的革命活动情况也写成回忆录。最突出的是陈玉奇共写了十多份回忆录，幷打印寄来。原县委书记李一民，根据保存的在德县（今陵县）工作期间的全部日记，提供了许多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济南军区顾问刘贤权，德州军分区离休干部高风林，几次来县介绍情况，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如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宗家的战斗情况众说纷纭，刘贤权给我们介绍了当时参战的营长温先星（现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然温先星因病，其爱人赵勇斌又给当年营部文书，现在天津工作的孙立元去信，让其回忆整理成材料。经温先星修改后又寄给我们。一份材料，从济南经陵县至成都，又从成都至天津，再翻转传到递我们手中，途经大半个中国，终于搞清。还有牟建华、边清等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大多是在医院里、在病床上，克服疾病的折磨，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以上这些老同志提供的材料，句句体现了老同志的高度责任感和对老解放区的深厚感情。
我们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材料征集工作，共整理了八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函调征集到的。外出登门采访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编修和定稿
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于1981年底进入编写阶段。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是“一关三字”。一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二大精神，把好政治关。三字就是“全、准、明”。“全”，就是在內容上力求全面，应收入志的重要內容不漏掉；“准”，就是记述的事情准确，不粉饰不贬低，防止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明”，就是记述清楚，使人看后一目了然。
采用的方法是：一、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根据內容和编辑人员情况，分为几个编写组，每个组又将章节分工到人；二、先易后难，先写材料比较全和容易写的，不考虑顺序，能写一节写一节，能写一章写一章，在写中练兵；三、先粗后细，尽快搭成架子，避免大的反复；四、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编纂修改打印相结合，一环扣一环，环环促进。最后，由省、地、县组成的审稿小组修改定稿。
五、来访和接待
在县志的编纂过程中，有不少同志来县提供材料，亦有各地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的同志光临指导。接待来访是编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负责同志強调要接待好来县的同志。除热情介绍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外，还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用车方面也尽力提供方便。有时县委负责同志亲自出面。县委招待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积极配合，使来访的同志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近三年来，我们先后接待了上百名来提供材料的老同志和百余个兄弟县市的编志工作人员。其中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北京、杭州、上海、黑龙江、辽宁、陕西、河南等省市的。尽管生活习惯不同，来访的同志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县修志工作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內，征集了丰富的资料，避免了一些弯路，这与来访的人员多、接待工作搞得好是分不开的。
六、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在调查材料和编纂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策问题。主要有：烈士待遇问题。有的在战爭年代为保护我党政军人员壮烈牺牲，而沒有被政府承认按烈士对待；有些早期参加党组织的同志，后沒被组织承认，失去了党的关系；有些革命老志同志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还有在敌人內部做革命工作不被承认的问题和表现较好的敌伪人员的证明问题，以及烈士的遗骨安葬等问题。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了建议和证明，我们在编志工作结束前，向党政领导做了汇报，使不少多年不得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第三节 新志编写
一、缘起、机构和经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决议》，编修新地方志的条件成熟了。
本县于1979年进行了社、队、局、厂、校的建档和编写单位史志的工作。1980年6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8月组成了编志办公室，人员几经变动，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员。办公室地点初在县委党校，1981年5月搬入县委办公楼內，属县委的临时工作机构。经费由县财政局拨付。
二、从学习入门
新选调到县志办公室的人员对编写新县志，旣无理论，又无实践，更无样本可循。在这种情况下，编志人员首先学习上级有关编篡新地方志的文件和讲话；二是到已开始编篡新方志的外地等单位参观、学习；三是同外省市编写地方志的单位取得联系，索取材料；四是翻阅旧县志。通过参观学习，逐步认识了地方志的特点，解决了畏难情绪，增強了编好新志的信心。
在学习的基础上，根据新县志的內容和要求，讨论拟订了篇目，作为征集材料的提纲。
三、征集资料
资料是编纂地方志的基础，宣传是征集资料的方法。我们进行宣传、征集资料的方式主要是：（一）开会动员，请领导人讲话；（二）印发文件、编写广播稿件；（三）请革命老同志当顾问，提供资料、线索、介绍情况；（四）不断向领导和老同志汇报编志工作情况，幷在县委办的《工作情况》上印发；（五）在重大节假日向老同志发《慰问信》; （六）制定调查提纲，依靠公社、局开展社会普查幷写史志资料；（七）查阅档案、图书和旧志资料；（八）走出去，请进来。或发信函调，或利用其他部门开会、知情人探家、出发路过本县之际，进行座谈，幷请他们撰写回忆录，形成了人人关心编写县志的局面。不少人主动到县志办公室提供线索、介绍情况。特别是那些曾在陵县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回忆整理成材料。原二地委书记何郝炬，百忙之中把他原在本县活动情况写成回忆录，幷填写了感情奔放的诗词，在老同志中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原县委书记万钧和叶尙志、张克光等在春节期间欢聚一起话当年，把在本县的革命活动情况也写成回忆录。最突出的是陈玉奇共写了十多份回忆录，幷打印寄来。原县委书记李一民，根据保存的在德县（今陵县）工作期间的全部日记，提供了许多准确的第一手资料。济南军区顾问刘贤权，德州军分区离休干部高风林，几次来县介绍情况，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如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宗家的战斗情况众说纷纭，刘贤权给我们介绍了当时参战的营长温先星（现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然温先星因病，其爱人赵勇斌又给当年营部文书，现在天津工作的孙立元去信，让其回忆整理成材料。经温先星修改后又寄给我们。一份材料，从济南经陵县至成都，又从成都至天津，再翻转传到递我们手中，途经大半个中国，终于搞清。还有牟建华、边清等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大多是在医院里、在病床上，克服疾病的折磨，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以上这些老同志提供的材料，句句体现了老同志的高度责任感和对老解放区的深厚感情。
我们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材料征集工作，共整理了八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函调征集到的。外出登门采访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编修和定稿
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于1981年底进入编写阶段。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是“一关三字”。一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二大精神，把好政治关。三字就是“全、准、明”。“全”，就是在內容上力求全面，应收入志的重要內容不漏掉；“准”，就是记述的事情准确，不粉饰不贬低，防止似是而非、以讹传讹；“明”，就是记述清楚，使人看后一目了然。
采用的方法是：一、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根据內容和编辑人员情况，分为几个编写组，每个组又将章节分工到人；二、先易后难，先写材料比较全和容易写的，不考虑顺序，能写一节写一节，能写一章写一章，在写中练兵；三、先粗后细，尽快搭成架子，避免大的反复；四、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编纂修改打印相结合，一环扣一环，环环促进。最后，由省、地、县组成的审稿小组修改定稿。
五、来访和接待
在县志的编纂过程中，有不少同志来县提供材料，亦有各地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的同志光临指导。接待来访是编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负责同志強调要接待好来县的同志。除热情介绍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外，还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用车方面也尽力提供方便。有时县委负责同志亲自出面。县委招待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积极配合，使来访的同志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近三年来，我们先后接待了上百名来提供材料的老同志和百余个兄弟县市的编志工作人员。其中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北京、杭州、上海、黑龙江、辽宁、陕西、河南等省市的。尽管生活习惯不同，来访的同志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县修志工作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內，征集了丰富的资料，避免了一些弯路，这与来访的人员多、接待工作搞得好是分不开的。
六、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在调查材料和编纂过程中，我们碰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策问题。主要有：烈士待遇问题。有的在战爭年代为保护我党政军人员壮烈牺牲，而沒有被政府承认按烈士对待；有些早期参加党组织的同志，后沒被组织承认，失去了党的关系；有些革命老志同志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还有在敌人內部做革命工作不被承认的问题和表现较好的敌伪人员的证明问题，以及烈士的遗骨安葬等问题。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了建议和证明，我们在编志工作结束前，向党政领导做了汇报，使不少多年不得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