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人民生活较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变化，尤其1979年以后，羣众生活得到迅速提高。
1950年至1957年，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提高。1954年农业合作化后，社员全年口粮一般在360斤以上，人均年收入一般在30—50元；农民住房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平房，部分农民翻修和增修了新房，在衣着上主要以粗棉布为主；农民有自行车者很少。从1951到1957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540辆，缝纫机86台，细棉布922万米。
1958年至1961年，由于“五风”的危害，破坏了生产力和羣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农业收入寥寥无几。农民吃粮靠供应的几两粮食，花钱靠贷款，因生活所迫，有些羣众到东北三省谋生，更甚者，有的贫病交加而死亡。
1962年，由于贯彻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村经济才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社员分得了自留地、自留园、自留树（有果园的队）。全年集体分配口粮一般为300—400斤，年人均分配値在四十元左右；部分农民盖起了土木结构的挂瓦房。
1967年至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很慢，许多社队减产、倒退。社员口粮一般年均在三百斤左右，甚至有些社队还不足二百斤，且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平均分配値一般是三十元左右，有些社队日工値几分钱或不足两角钱。197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开始有所改善。这年全县社员人均分配値43元，部分社员将平房翻修成土木结构的挂瓦房，服装也逐步由细棉布代替了粗棉布。
三中全会以后，社员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详见《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一节）
附：一、王元梅大队的变化
二、张士奎一年收入“四个万”
三、万元戶孙丰文
一、王元梅大队的变化
滋镇公社王元梅大队，有三个生产队，130戶，560口人，820亩耕地。该大队在三中全会前是有名的“三靠”（靠救济、靠贷款、靠吃统销粮）队。从1959到1977年连续吃国家统销粮110万斤；花国家救济款三万多元，欠贷款36,000元；其它借款6,000元，共欠债42,000元。由于生活困难，有14戶全家迁走；58名20—35岁的青壮年找不上对象。周围村称其“光棍村”。因长期生产落后，干部有三愁：一愁集体家底薄；二愁债务还不了；三愁劳力往外跑。
1979年，王元梅大队实行了粮棉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515,000斤，比1978年增产277,000斤；棉花（皮棉） 14,146斤，比1978年增产7,696斤；总收入达74,855元，比1978年增长一倍多。1980年，他们又调整了粮棉种植面积，总收入大幅度上升。粮食总产39万斤，棉花总产52,666斤，总收入198,000元。人均分配値214元。现金分配在2,500元以上的三戶，2,000元以上的五戶， 1,500元以上的九戶，1,000元以上的23戶，500元以上的38戶。1980年该村有42戶，盖新房174间。全村家家有存款，戶戶有余粮，有自行车和收音机。三分之一的戶还买了挂钟和缝纫机。58名光棍汉中有54人娶上了媳妇，建立了美好家庭。社员富，集体也富了，全大队共买了三台拖拉机，六台柴油机，还添置了不少其它农机具。此外，集体仅储备粮就有三万多斤。1981年，粮食总产50万斤，棉花15万斤，总收入427,000元，人均分配値达560元。
二、张士奎一年收入“四个万”
滋镇公社高家大队社员张士奎，全家13口人，老少三代同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张士奎全家除包粮、棉责任田外，还积极搞家庭副业。1981年，收入“四个万”。一是籽棉超万斤。全家承包了14.8亩棉田，总收入籽棉10,863斤。二是粮食收入超万斤。1981年夏季小麦超产加分配共7,410斤，大豆780斤，全年共收入粮食13,590斤。全家每人平均1,045斤。三是现金超万元。全家分配现金7,901元，得棉花超产奖4,051元；出售肥猪8头，收入1680元；养鸡35只，收入525元；养鹅、鸭12只，收入124元；四弟干临时工，收入600元。全家全年收入总共14,311元，人均1,100元。四是柴草收入超万斤。1981年全家收麦楷、玉米楷和棉柴共18,000斤。
1981年张士奎全家有新院四座，瓦房18间，自行车六辆，缝纫机一台，14英吋彩色电视机一台，上海牌手表五只，进口怀表一只，挂钟四只，大立柜四个，在银行定期存款7,500元，活期存款400元。
三、万元户孙丰文
丁庄公社孙家洼大队孙丰文，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1954年复员回乡，现在全家共有九口人。
他所在的大队处于县城西碱场洼，过去是个十年九灾的穷地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越折腾越穷。孙丰文身残、人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很艰难，全家生活依赖国家和集体照顾，1980年，孙家洼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对2,500亩碱荒地实行了大包干，谁种就包给谁，一定几年不变。当年，他和孙维东合伙，包了120亩碱荒地，全部种了向日葵。秋后，共收入葵花籽12,500斤，得款6,500元，扣除成本费和交队三千元外，纯收入3,300元。到年终又分配现金180元。喂猪、养羊、养鸡、拔草等家庭副业收入1,120元。全家全年总收入4,600元。另外，还承包了8亩粮田，得超产粮和分口粮2,800斤。
1981年春，孙丰文除了耕种8亩口粮田和自留地外，又承包了碱荒地12 0亩，种了47亩棉花，35亩向日葵，育了40亩刺槐苗。是年秋又获得了大丰收。向国家交售籽棉10,500斤，折款8,452元。收葵花籽3,000斤，收入1,700元；八亩粮田，超产4,500斤，折款782元；得政策兌现粮7,000斤，全部卖给国家，得差价款500元；饲养骡子一匹，增値600元；卖肥猪三头，收入450元；繁殖绵羊五只，收入150元；喂鸡20只，收入100元；卖干草4,200斤，收入210元；总计全年收入12,545元。扣除交队款和成本费，纯收入10,756元，全家人均1,195元。1981年秋，他盖了三间新瓦房，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添置了迎门橱、大立橱、手表以及其它衣料被褥等。成了勤劳致富的典型，山东电视台记者专程来拍片报道了他的事迹。
第七节 人民生活
建国以来，人民生活较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变化，尤其1979年以后，羣众生活得到迅速提高。
1950年至1957年，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提高。1954年农业合作化后，社员全年口粮一般在360斤以上，人均年收入一般在30—50元；农民住房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平房，部分农民翻修和增修了新房，在衣着上主要以粗棉布为主；农民有自行车者很少。从1951到1957年，全县共销售自行车540辆，缝纫机86台，细棉布922万米。
1958年至1961年，由于“五风”的危害，破坏了生产力和羣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农业收入寥寥无几。农民吃粮靠供应的几两粮食，花钱靠贷款，因生活所迫，有些羣众到东北三省谋生，更甚者，有的贫病交加而死亡。
1962年，由于贯彻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村经济才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社员分得了自留地、自留园、自留树（有果园的队）。全年集体分配口粮一般为300—400斤，年人均分配値在四十元左右；部分农民盖起了土木结构的挂瓦房。
1967年至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很慢，许多社队减产、倒退。社员口粮一般年均在三百斤左右，甚至有些社队还不足二百斤，且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平均分配値一般是三十元左右，有些社队日工値几分钱或不足两角钱。197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开始有所改善。这年全县社员人均分配値43元，部分社员将平房翻修成土木结构的挂瓦房，服装也逐步由细棉布代替了粗棉布。
三中全会以后，社员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详见《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一节）
附：一、王元梅大队的变化
二、张士奎一年收入“四个万”
三、万元戶孙丰文
一、王元梅大队的变化
滋镇公社王元梅大队，有三个生产队，130戶，560口人，820亩耕地。该大队在三中全会前是有名的“三靠”（靠救济、靠贷款、靠吃统销粮）队。从1959到1977年连续吃国家统销粮110万斤；花国家救济款三万多元，欠贷款36,000元；其它借款6,000元，共欠债42,000元。由于生活困难，有14戶全家迁走；58名20—35岁的青壮年找不上对象。周围村称其“光棍村”。因长期生产落后，干部有三愁：一愁集体家底薄；二愁债务还不了；三愁劳力往外跑。
1979年，王元梅大队实行了粮棉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515,000斤，比1978年增产277,000斤；棉花（皮棉） 14,146斤，比1978年增产7,696斤；总收入达74,855元，比1978年增长一倍多。1980年，他们又调整了粮棉种植面积，总收入大幅度上升。粮食总产39万斤，棉花总产52,666斤，总收入198,000元。人均分配値214元。现金分配在2,500元以上的三戶，2,000元以上的五戶， 1,500元以上的九戶，1,000元以上的23戶，500元以上的38戶。1980年该村有42戶，盖新房174间。全村家家有存款，戶戶有余粮，有自行车和收音机。三分之一的戶还买了挂钟和缝纫机。58名光棍汉中有54人娶上了媳妇，建立了美好家庭。社员富，集体也富了，全大队共买了三台拖拉机，六台柴油机，还添置了不少其它农机具。此外，集体仅储备粮就有三万多斤。1981年，粮食总产50万斤，棉花15万斤，总收入427,000元，人均分配値达560元。
二、张士奎一年收入“四个万”
滋镇公社高家大队社员张士奎，全家13口人，老少三代同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张士奎全家除包粮、棉责任田外，还积极搞家庭副业。1981年，收入“四个万”。一是籽棉超万斤。全家承包了14.8亩棉田，总收入籽棉10,863斤。二是粮食收入超万斤。1981年夏季小麦超产加分配共7,410斤，大豆780斤，全年共收入粮食13,590斤。全家每人平均1,045斤。三是现金超万元。全家分配现金7,901元，得棉花超产奖4,051元；出售肥猪8头，收入1680元；养鸡35只，收入525元；养鹅、鸭12只，收入124元；四弟干临时工，收入600元。全家全年收入总共14,311元，人均1,100元。四是柴草收入超万斤。1981年全家收麦楷、玉米楷和棉柴共18,000斤。
1981年张士奎全家有新院四座，瓦房18间，自行车六辆，缝纫机一台，14英吋彩色电视机一台，上海牌手表五只，进口怀表一只，挂钟四只，大立柜四个，在银行定期存款7,500元，活期存款400元。
三、万元户孙丰文
丁庄公社孙家洼大队孙丰文，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1954年复员回乡，现在全家共有九口人。
他所在的大队处于县城西碱场洼，过去是个十年九灾的穷地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越折腾越穷。孙丰文身残、人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很艰难，全家生活依赖国家和集体照顾，1980年，孙家洼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对2,500亩碱荒地实行了大包干，谁种就包给谁，一定几年不变。当年，他和孙维东合伙，包了120亩碱荒地，全部种了向日葵。秋后，共收入葵花籽12,500斤，得款6,500元，扣除成本费和交队三千元外，纯收入3,300元。到年终又分配现金180元。喂猪、养羊、养鸡、拔草等家庭副业收入1,120元。全家全年总收入4,600元。另外，还承包了8亩粮田，得超产粮和分口粮2,800斤。
1981年春，孙丰文除了耕种8亩口粮田和自留地外，又承包了碱荒地12 0亩，种了47亩棉花，35亩向日葵，育了40亩刺槐苗。是年秋又获得了大丰收。向国家交售籽棉10,500斤，折款8,452元。收葵花籽3,000斤，收入1,700元；八亩粮田，超产4,500斤，折款782元；得政策兌现粮7,000斤，全部卖给国家，得差价款500元；饲养骡子一匹，增値600元；卖肥猪三头，收入450元；繁殖绵羊五只，收入150元；喂鸡20只，收入100元；卖干草4,200斤，收入210元；总计全年收入12,545元。扣除交队款和成本费，纯收入10,756元，全家人均1,195元。1981年秋，他盖了三间新瓦房，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添置了迎门橱、大立橱、手表以及其它衣料被褥等。成了勤劳致富的典型，山东电视台记者专程来拍片报道了他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