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1945），本县共有93,217戶，357,197人。土地1,272,560亩。其中地主2,423戶，12,980人，占有土地331,240亩，人均25.4亩；富农1,707戶，11,777人，占有土地76,600亩，人均6.4亩；中农46,810戶，182,540人，占有土地624,720亩，人均3.亩；贫、雇农42,277戶，149,900人，占有土地240,000亩，人均1.6亩。仅占全县总人口7%的地主、富农占去了总耕地的33%；而占总人口42%的贫雇农只占耕地的19%；占总人口51%的中农也只占耕地的48%。幷且地主、富农多是良田，贫雇农多是沙碱涝洼等瘠薄土地。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由于沒有足夠的土地，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到地主家扛活或打短工）和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遭受残酷的剝削。地主富农剝削农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雇工剝削。这种方式是地主、富农以廉价雇佣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其种地做工。地主一般雇工2—5人，多者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农民常年为地主劳动的称扛长活，廉价出卖劳动力；不定期的称为打短工，工价极低。被雇用者拚死拚活干一年，也不能养家糊口。地主靠剝夺雇农的剩余劳动发家致富。
二是地租剝制。地主把土地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则将每年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解放前本县地主出租土地的形式一般有四种：（一）常年租。就是固定地块、年限、地租，不论荒年歉月，一律按时交足地租；（二）当年租。只种一年，年限短，租额高，将收入的大部分交给地主；（三）卖“包粮地”。就是地主乘农民遭遇天灾人祸之机，低价收买贫苦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租给穷人耕种，按时交纳地租，至年终原戶主需要将地赎回时，则按原卖价交给地主赎金；（四）分种。就是由地主出本（土地、牲畜、肥料、种子），由佃戶负责种、管、收。收获后地主分90%，佃戶留10%；或是地主抽取70%，佃戶留30%。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戶除交正租以外，还要受到其它额外的剝削。如“押租”（租地先交押金）、“虚田实租”（地主在丈量出租土地时以少充多）、“无偿劳役”（无代价的为地主做零活）、“献新”（收入的新鲜瓜果先送给地主享用），还有“大丰收租”、“年节送礼”等。许多租地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往往积下交不完的欠租。
三是高利贷剝削。贫苦农民遇到“青黃不接”，为了活命，向地主和有钱人家借钱，到期还本归息。本县解放前地主高利贷剝制的形式主要有：（一）印子钱，也叫“搭钱”。解放前曾流传“印子钱，天天还，利加利，年年翻，借一时，还十年，几辈子，还不完”的说法。（二）“月排”。借钱先付当月的利息，以后每月如此，到时再付本。如借10元钱，只给借主9元，以后每月付1元利钱。（三）叠利行息，也叫“驴打滾”。当年还不上，第二年本利加起来，另換借契，年年滾，年年翻。（四）三分利。如借10元钱，三年连本带利共20元，卽三年本利平。（五）借粗还细（借一斗高粱或谷子等，当年还一斗小麦）。（六）“对银号”，也叫“明吃亏”。其中的花样有“水子钱”（交一吊1,000算八百）,“加小钱”（提钱时內加小钱，小钱在市场上两个顶一个花）、付利息等。
解放前，由于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阶级的剝削，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据民国二十四年《陵县续志》载，原陵县人口共148,66 4人，每年人均占有粮食468斤；棉花每人每年十斤左右。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贫苦农民经常处于缺吃少穿的苦难中。他们五谷杂粮不夠用，就补以红薯菜蔬等。所着粗布破衣，常年不能更新換旧，唯缝缝补补，将就穿戴了事。由于衣食问题解决不了，住房和其它生活问题就更困难。一般农戶住的都是土屋平房，夏不避暑，冬不御寒，少数贫雇农则根本沒有房子住，有的只能住在寺庙。全县上千个村落，除可以星星点点地看到少数富戶的瓦房外，绝大多数是旧屋破房。多数农戶除少量简单的锅碗瓢盆外，几乎无其它用具。如遇天灾人祸，贫苦农民的生活更为悲惨。据《陵县续志》记载：“民间经济时有竭蹶之叹，此民生问题所以严重也”。1943年闹蝗虫、旱灾，黃集王寨村的428戶人家，有115戶常年扛活，98戶被迫卖儿鬻女，63戶倾家荡产逃荒到外地，37戶无房住，62戶破衣无被，26人被日军抓去当苦工，37人冻饿而死。
第一节 土地制度与封建剥削
解放前（1945），本县共有93,217戶，357,197人。土地1,272,560亩。其中地主2,423戶，12,980人，占有土地331,240亩，人均25.4亩；富农1,707戶，11,777人，占有土地76,600亩，人均6.4亩；中农46,810戶，182,540人，占有土地624,720亩，人均3.亩；贫、雇农42,277戶，149,900人，占有土地240,000亩，人均1.6亩。仅占全县总人口7%的地主、富农占去了总耕地的33%；而占总人口42%的贫雇农只占耕地的19%；占总人口51%的中农也只占耕地的48%。幷且地主、富农多是良田，贫雇农多是沙碱涝洼等瘠薄土地。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由于沒有足夠的土地，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到地主家扛活或打短工）和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遭受残酷的剝削。地主富农剝削农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雇工剝削。这种方式是地主、富农以廉价雇佣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其种地做工。地主一般雇工2—5人，多者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农民常年为地主劳动的称扛长活，廉价出卖劳动力；不定期的称为打短工，工价极低。被雇用者拚死拚活干一年，也不能养家糊口。地主靠剝夺雇农的剩余劳动发家致富。
二是地租剝制。地主把土地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则将每年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解放前本县地主出租土地的形式一般有四种：（一）常年租。就是固定地块、年限、地租，不论荒年歉月，一律按时交足地租；（二）当年租。只种一年，年限短，租额高，将收入的大部分交给地主；（三）卖“包粮地”。就是地主乘农民遭遇天灾人祸之机，低价收买贫苦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租给穷人耕种，按时交纳地租，至年终原戶主需要将地赎回时，则按原卖价交给地主赎金；（四）分种。就是由地主出本（土地、牲畜、肥料、种子），由佃戶负责种、管、收。收获后地主分90%，佃戶留10%；或是地主抽取70%，佃戶留30%。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戶除交正租以外，还要受到其它额外的剝削。如“押租”（租地先交押金）、“虚田实租”（地主在丈量出租土地时以少充多）、“无偿劳役”（无代价的为地主做零活）、“献新”（收入的新鲜瓜果先送给地主享用），还有“大丰收租”、“年节送礼”等。许多租地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往往积下交不完的欠租。
三是高利贷剝削。贫苦农民遇到“青黃不接”，为了活命，向地主和有钱人家借钱，到期还本归息。本县解放前地主高利贷剝制的形式主要有：（一）印子钱，也叫“搭钱”。解放前曾流传“印子钱，天天还，利加利，年年翻，借一时，还十年，几辈子，还不完”的说法。（二）“月排”。借钱先付当月的利息，以后每月如此，到时再付本。如借10元钱，只给借主9元，以后每月付1元利钱。（三）叠利行息，也叫“驴打滾”。当年还不上，第二年本利加起来，另換借契，年年滾，年年翻。（四）三分利。如借10元钱，三年连本带利共20元，卽三年本利平。（五）借粗还细（借一斗高粱或谷子等，当年还一斗小麦）。（六）“对银号”，也叫“明吃亏”。其中的花样有“水子钱”（交一吊1,000算八百）,“加小钱”（提钱时內加小钱，小钱在市场上两个顶一个花）、付利息等。
解放前，由于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阶级的剝削，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据民国二十四年《陵县续志》载，原陵县人口共148,66 4人，每年人均占有粮食468斤；棉花每人每年十斤左右。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贫苦农民经常处于缺吃少穿的苦难中。他们五谷杂粮不夠用，就补以红薯菜蔬等。所着粗布破衣，常年不能更新換旧，唯缝缝补补，将就穿戴了事。由于衣食问题解决不了，住房和其它生活问题就更困难。一般农戶住的都是土屋平房，夏不避暑，冬不御寒，少数贫雇农则根本沒有房子住，有的只能住在寺庙。全县上千个村落，除可以星星点点地看到少数富戶的瓦房外，绝大多数是旧屋破房。多数农戶除少量简单的锅碗瓢盆外，几乎无其它用具。如遇天灾人祸，贫苦农民的生活更为悲惨。据《陵县续志》记载：“民间经济时有竭蹶之叹，此民生问题所以严重也”。1943年闹蝗虫、旱灾，黃集王寨村的428戶人家，有115戶常年扛活，98戶被迫卖儿鬻女，63戶倾家荡产逃荒到外地，37戶无房住，62戶破衣无被，26人被日军抓去当苦工，37人冻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