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6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县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对过去的许多疑问开始重新思考。县委及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召开了公社书记和县科局长会议，做了具体部署。还在县委党校举办学习班，轮训了干部，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涉及“禁区”。人们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围绕“两个凡是”的观点，畅所欲言，各舒己见，逐步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是明确了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破除了“句句是真理”的迷信思想。
三是明确了我国现段阶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日益增长的人民羣众物质、文化需要这个问题，否定了“阶级斗爭永远是纲”的论点。
四是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不能违背发展规律，搞“瞎指挥”、“一刀切”。
五是明确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认识了“大锅饭”、“穷平均”、“穷过渡”的弊病。
六是明确了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在讨论中，县委结合具体事例，于1978年11月份在郑家寨公社召开有关局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讨论生产责任制的问题。郑家寨公社是全区有名的后进社。1978年春，这个社部份大队适当调整作物布局，增加了花生种植面积，试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收到了显著效果。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讨论激烈，大家充分肯定郑家寨公社的做法，坚定了信心，从而为在全县范围內落实生产责任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县广大干部羣众的思想更加解放。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及有关文件，县委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整的同志进行了重新审议、彻底平反工作。
二是清查、处理了一批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
三是围绕“如何把农业搞上去”这一中心议题，全面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大胆地进行了改革试验。首先，大力推广了郑家寨公社把经济作物包到戶的做法和滋镇公社高家大队实行棉花“五定一奖”的经验，扩大了生产责任制范围和生产队的自主权。1979年在郑家寨全公社实行了花生包产到戶和口粮地由社员自己种植。还搞了粮食、棉花、农机具等方面的责任制。至1980年，全县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由于把劳动者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农业总产値大幅度增长（增长情况见本志经济编）。
四是放权撤卡，搞活经济，活跃市场。鼓励工厂、企业、社队企业针对市场需要，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同时鼓励、扶持个体戶经工、经商、发展多种经营。
至此，陵县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中找到了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由于全县上下一致，勇于拨乱反正，大胆改革，广大干部羣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好形势，很快丢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为全国工农业总产値首批翻番县份之一。中央和省地各级领导、以及常驻北京的外国专家、新闻记者纷纷来本县考察。他们说，陵县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本县干部羣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发展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陵县是孙悟空上西天，打着跟头往上翻。
第八节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78年5、6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县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对过去的许多疑问开始重新思考。县委及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召开了公社书记和县科局长会议，做了具体部署。还在县委党校举办学习班，轮训了干部，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涉及“禁区”。人们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围绕“两个凡是”的观点，畅所欲言，各舒己见，逐步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是明确了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破除了“句句是真理”的迷信思想。
三是明确了我国现段阶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日益增长的人民羣众物质、文化需要这个问题，否定了“阶级斗爭永远是纲”的论点。
四是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不能违背发展规律，搞“瞎指挥”、“一刀切”。
五是明确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认识了“大锅饭”、“穷平均”、“穷过渡”的弊病。
六是明确了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在讨论中，县委结合具体事例，于1978年11月份在郑家寨公社召开有关局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讨论生产责任制的问题。郑家寨公社是全区有名的后进社。1978年春，这个社部份大队适当调整作物布局，增加了花生种植面积，试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收到了显著效果。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讨论激烈，大家充分肯定郑家寨公社的做法，坚定了信心，从而为在全县范围內落实生产责任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县广大干部羣众的思想更加解放。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及有关文件，县委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是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整的同志进行了重新审议、彻底平反工作。
二是清查、处理了一批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
三是围绕“如何把农业搞上去”这一中心议题，全面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大胆地进行了改革试验。首先，大力推广了郑家寨公社把经济作物包到戶的做法和滋镇公社高家大队实行棉花“五定一奖”的经验，扩大了生产责任制范围和生产队的自主权。1979年在郑家寨全公社实行了花生包产到戶和口粮地由社员自己种植。还搞了粮食、棉花、农机具等方面的责任制。至1980年，全县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由于把劳动者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农业总产値大幅度增长（增长情况见本志经济编）。
四是放权撤卡，搞活经济，活跃市场。鼓励工厂、企业、社队企业针对市场需要，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同时鼓励、扶持个体戶经工、经商、发展多种经营。
至此，陵县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中找到了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由于全县上下一致，勇于拨乱反正，大胆改革，广大干部羣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好形势，很快丢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为全国工农业总产値首批翻番县份之一。中央和省地各级领导、以及常驻北京的外国专家、新闻记者纷纷来本县考察。他们说，陵县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本县干部羣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发展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陵县是孙悟空上西天，打着跟头往上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