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本县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由批判“三家村”开始，逐渐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下旬，本县第一中学首先成立红卫兵组织。至冬季，全县红卫兵组织达六百多个，狂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使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接着，许多“长征队”赴各地串连，全县仅此一项开支，卽达八万多元。
1967年2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县委“机关干部造反指挥部”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相继，各羣众组织夺了所有部门的权。各学校、工厂“停课闹革命”, “停产闹革命”。不少干部被揪斗、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关押禁闭等，人身受到摧残。大字报、大标语到处可见，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展开爭论、武斗，全县一片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各部门陷于瘫瘓状态。
1967年3月1日，县人民武装部同各羣众组织协商，建立“陵县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又结合少数领导干部，组建了“陵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7月，在“反逆流”冲击下垮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二一〇部队一部奉命来本县“三支两军”，不久，全县25个公社和890个大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284个大队仍然处于瘫瘓状态。
1968年6月24日，经省革委批准，重新成立“陵县革命委员会”。7月2日，县革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办公室、政治部、政法部和生产指挥部。7至11月，全县各中学、工厂、企业等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10月25日，县“工代会”、“贫代会”成立。从8月起，全县开展“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早请示、晚汇报、一天三祝愿，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日益庸俗化。1968年12月21日，中共陵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1969年2月，“反复旧”波及本县。县、社、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又遭受冲击，造成县直机关“三指挥部”与滋镇公社一派组织发生抢枪事件。滋镇公社一方拒绝向县武装部缴械，死伤三人。5月4日，省革委派新泰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本县，引起抬头寺、郑家寨公社武斗事件。1970年1月1日，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作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羣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学习毛泽东思想更流于形式。2月，全县开展了“一打两反”（卽打击反革命破坏、反投机倒把、反贪汚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一些地方出现逼、供、信现象，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羣众。
1971年4月，中共陵县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恢复县委。6月6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动员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抽调人员，清查一些被怀疑的干部，又伤害了部分干部和羣众。“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县委在全县举办学习班，开展“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及其罪行。10月26日，县委给在清查“五·一六”中被错受审查的干部、职工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幷按政策安排了一部分人的工作。
1974年3月，本县开始“批林批孔”，县、社、队及各机关，成立了“理论小组”，组织理论队伍，举办政治夜校和阶级教育展览馆，大批判专栏等。个别羣众组织的头头，又乘机拉起山头，停工停产，又一度造成混乱和经济损失。1975年2月，本县举办理论学习班，姚文元、张春桥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关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搅乱了人们的思想。1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整顿各方面工作，形势明显好转。但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本县又陷入混乱局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尽管“四人帮”不许举行悼念活动，本县人民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县人民无比悲痛。18日，全县人民冒雨分别在24个会场，参加追悼大会。10月15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和19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的文件。23日，县城举行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幷向全县转播，收听羣众达三十五万多人。至此，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本县开展了“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各个基层单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使“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家喻戶晓。接着，开展清查工作，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幷对那些在“文革”中热衷于搞派性、拉山头、打派仗、以派划线的派头头，进行帮助、教育。让他们深挖派性的根源，认清派性的危害，明确无论“造反派”、“老保派”都是错误的。开展了“说清楚”活动。最后处理了一批帮派骨干中的首恶分子。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全县展开了“一批两打”运动（批判“四人帮”的谬论，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行业都结合自己的实际，系统地批谬论、肃流毒，拨乱反正。这一时期，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二百三十余期，召开批判会三千余次，揭批“四人帮”，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本县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由批判“三家村”开始，逐渐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下旬，本县第一中学首先成立红卫兵组织。至冬季，全县红卫兵组织达六百多个，狂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使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接着，许多“长征队”赴各地串连，全县仅此一项开支，卽达八万多元。
1967年2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县委“机关干部造反指挥部”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相继，各羣众组织夺了所有部门的权。各学校、工厂“停课闹革命”, “停产闹革命”。不少干部被揪斗、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关押禁闭等，人身受到摧残。大字报、大标语到处可见，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展开爭论、武斗，全县一片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各部门陷于瘫瘓状态。
1967年3月1日，县人民武装部同各羣众组织协商，建立“陵县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又结合少数领导干部，组建了“陵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生产指挥部。7月，在“反逆流”冲击下垮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二一〇部队一部奉命来本县“三支两军”，不久，全县25个公社和890个大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余284个大队仍然处于瘫瘓状态。
1968年6月24日，经省革委批准，重新成立“陵县革命委员会”。7月2日，县革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办公室、政治部、政法部和生产指挥部。7至11月，全县各中学、工厂、企业等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10月25日，县“工代会”、“贫代会”成立。从8月起，全县开展“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早请示、晚汇报、一天三祝愿，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日益庸俗化。1968年12月21日，中共陵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1969年2月，“反复旧”波及本县。县、社、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又遭受冲击，造成县直机关“三指挥部”与滋镇公社一派组织发生抢枪事件。滋镇公社一方拒绝向县武装部缴械，死伤三人。5月4日，省革委派新泰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本县，引起抬头寺、郑家寨公社武斗事件。1970年1月1日，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作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羣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学习毛泽东思想更流于形式。2月，全县开展了“一打两反”（卽打击反革命破坏、反投机倒把、反贪汚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一些地方出现逼、供、信现象，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羣众。
1971年4月，中共陵县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恢复县委。6月6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动员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抽调人员，清查一些被怀疑的干部，又伤害了部分干部和羣众。“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县委在全县举办学习班，开展“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及其罪行。10月26日，县委给在清查“五·一六”中被错受审查的干部、职工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幷按政策安排了一部分人的工作。
1974年3月，本县开始“批林批孔”，县、社、队及各机关，成立了“理论小组”，组织理论队伍，举办政治夜校和阶级教育展览馆，大批判专栏等。个别羣众组织的头头，又乘机拉起山头，停工停产，又一度造成混乱和经济损失。1975年2月，本县举办理论学习班，姚文元、张春桥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关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搅乱了人们的思想。1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整顿各方面工作，形势明显好转。但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本县又陷入混乱局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尽管“四人帮”不许举行悼念活动，本县人民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县人民无比悲痛。18日，全县人民冒雨分别在24个会场，参加追悼大会。10月15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和19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的文件。23日，县城举行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幷向全县转播，收听羣众达三十五万多人。至此，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本县开展了“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各个基层单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使“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家喻戶晓。接着，开展清查工作，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幷对那些在“文革”中热衷于搞派性、拉山头、打派仗、以派划线的派头头，进行帮助、教育。让他们深挖派性的根源，认清派性的危害，明确无论“造反派”、“老保派”都是错误的。开展了“说清楚”活动。最后处理了一批帮派骨干中的首恶分子。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全县展开了“一批两打”运动（批判“四人帮”的谬论，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行业都结合自己的实际，系统地批谬论、肃流毒，拨乱反正。这一时期，县委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二百三十余期，召开批判会三千余次，揭批“四人帮”，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