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上旬，县委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将全县划为11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设管理委员会，有社长一人及副社长若干人，下辖生产大队。大队有联村队，有一村一队的，也有一村数队的。大队设生产队若干。
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所有权”，全社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收益，统负盈亏，可以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加之“大跃进”高潮的兴起，“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生产违背了经济规律。1959年，县委在大办粮食的过程中，曾提出粮食亩产1万公斤的错误口号。土地普遍实行分片划方，统一种植、统一规格和统一措施，搞了许多“万亩生产方”。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将老年人编成“黄忠”队，未婚女青年组成“花木兰”队，已婚妇女成立“穆桂英”队。对表面上轰轰烈烈的队“插红旗”，对所谓不好的队“插白旗”。将社员的住房、生活用具无偿调用，全县用三四天时间建起公共食堂2231个，实行定量供给。
由于当时集体经济薄弱，违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集体食宿不久相继自行解散。“大跃进”和“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级性，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2年，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的指示》，全县实行了“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粮食分配：以工分为主加照顾，现金分配全部以工分计算。同年，恢复社员经营自留地。
1966年，中共禹城县委、县人委把学大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自1968年县委开始组织人员分批分期赴大寨参观学习之后，在全县掀起学大寨的群众运动。1973年，全县树立10个生产大队为农业学大寨的“10面红旗”，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1975年，根据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学大寨运动又形成新高潮。县委组织宣传队，工作组下农村帮助工作，抓落后，促先进，到1978年，全县有3处人民公社、11个生产大队、7个生产队和21名农村干部成为县级学大寨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四节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上旬，县委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将全县划为11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设管理委员会，有社长一人及副社长若干人，下辖生产大队。大队有联村队，有一村一队的，也有一村数队的。大队设生产队若干。
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所有权”，全社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收益，统负盈亏，可以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加之“大跃进”高潮的兴起，“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生产违背了经济规律。1959年，县委在大办粮食的过程中，曾提出粮食亩产1万公斤的错误口号。土地普遍实行分片划方，统一种植、统一规格和统一措施，搞了许多“万亩生产方”。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将老年人编成“黄忠”队，未婚女青年组成“花木兰”队，已婚妇女成立“穆桂英”队。对表面上轰轰烈烈的队“插红旗”，对所谓不好的队“插白旗”。将社员的住房、生活用具无偿调用，全县用三四天时间建起公共食堂2231个，实行定量供给。
由于当时集体经济薄弱，违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集体食宿不久相继自行解散。“大跃进”和“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级性，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62年，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的指示》，全县实行了“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粮食分配：以工分为主加照顾，现金分配全部以工分计算。同年，恢复社员经营自留地。
1966年，中共禹城县委、县人委把学大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自1968年县委开始组织人员分批分期赴大寨参观学习之后，在全县掀起学大寨的群众运动。1973年，全县树立10个生产大队为农业学大寨的“10面红旗”，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1975年，根据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学大寨运动又形成新高潮。县委组织宣传队，工作组下农村帮助工作，抓落后，促先进，到1978年，全县有3处人民公社、11个生产大队、7个生产队和21名农村干部成为县级学大寨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