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品价格由同行公议，商会核定。
解放战争时期，政府开设的商店控制物价，既为人民部队提供军需，又要向群众出售生活必需品。政府严厉打击投机走私活动，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1949年10月，上海、天津物价大涨风很快波及禹城。集市粮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360元(北海币)涨到500-600元。禹城县人民政府通过商店出售生活日用必需品和大量麦种，平抑了物价，支援了秋种。1950年3月，国营商店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大量抛销能左右市场的各类商品，与不法奸商作斗争，稳定市场物价，掌握市场领导权。
1953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商品供不应求局面，县政府及时采取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办法，同时，国营商业运用价格政策，对工业品和手工产品实行订货、统购、包销、核定加工费和出厂价来限制工业产品利润。通过以上措施，国营商业掌握了大量工业品，供销社在农村收购，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从而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国营经济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私营批发商已不能远地经营，大零售私商不能获得过多的利润，稳定了物价。同年禹城大水成灾，国家从东北、陕甘宁的调拨大宗粮食，小米原0.15元(折算价)1公斤，运费0.04元，运到禹城仍售原价，安定了人民生活。1956年为避免提高职工工资和定息存款引起物价上涨，8月份采取了暂时冻结物价的措施稳定物价。1957年9月，县市场物价管委会实行物价“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主管部门设商政科(股)或物价科(股)，单位配物价检查员，加强物价监督。1959-1961年，市场物价失控，商品的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格，差距拉大，黑市交易日趋严重。
1962年10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占城镇居民生活支出60％左右的18类主要商品价格；增加部分日用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对少数供不应求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票证限量供应；加强农副产品收购，实行奖售政策，增加市场货源，实行高价政策，增加货币回笼；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扩大国营商业对农村市场的购销；对少数农副产品实行议销；同时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物价秩序，严肃物价纪律，引导集市价格向计划价格靠拢，从而制止了物价上涨。1963年，集市价格回落，大部分高价商品先后恢复平价供应。1965年以后，物价上调，本县也按省、地规定，发给职工粮油、副食、洗理等补贴费。
1977年，根据上级指示，禹城县采取条块结合，上下结合。点面结合的办法。开展了市场物价检查、整顿，初步纠正了长期以来某些商品价格的混乱现象。
1980年，人民政府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有些不按物价管理权限，随意提价和扩大调价范围，转嫁亏损损失，减质减量，掺杂使假等现象进行清理，为严明物价纪律，执行以下原则：
1、把议购议销商品范围限于三类农副产品，也限于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中的小商品，上述产品或商品不准超过上级规定的议价幅度。
2、一类工业品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执行；二类工业品可按国家牌价上、上浮动10-20%；三类工业品如针、线、纽扣等小商品，可由工商企业协商订价。
3、对品种繁多，市场供求变化快，消费者选择性强的商品(特别是新产品)，其牌价可以上、下浮动，现行价格偏高而又供过于求的商品，为扩大销售，其牌价可以由最高限价向下浮动，对于那些现行价格偏低，又供应紧张的商品(如烟台挂钟)，为鼓励企业积极组织市场短缺商品，其牌价可以由最低限价向上浮动。
4、自组货源的一、二类工业品，如当地无牌价，可按同类商品比值计价。
5、糕点加工和饮食业的价格，按国家规定的报料标准计价，毛利率，城镇控制在25％，乡村控制在20-25％以内。
6、旅馆、理发业的均分三级和四级两个标准收费。
7、各主管部门的物价管理，有权调整在规定的幅度内进行浮动价、制定国家不定价的一次性生产商品价，议定和调整三类农副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掌握鲜活商品的品质差价和季节差价，制定残损商品的处理价。经营单位对当地收购或本身加工的零星产品及生产用具的价格的制度，自行掌握。
8、各经营单位的价格服从主管单位的价格，零售价格保持一致。其中三类小商品的零售价，应尽量同当地市场的价格相衔接。
1981年，物价局根据中央(80)30号文件精神，利用各种形式或宣传物价政策，发动群众监督市场。组织力量对1977年以来调价的商品价格进行全面审查，对不合格的商品价格坚决降下来，对弄虚作假的则进行严肃处理。从而控制了随意提价和变相提价的歪风。同年，对物价管理坚持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相结合的管理形式。1983年11月县物价局下设了物价检查所，加强了市场物价的监督检查。1984-1985年，共查处违犯物价政策者36起，没收不正当收入101719元，其中，国营8起，19690元，集体28起，82029元。
第三节 物价政策
民国时期，商品价格由同行公议，商会核定。
解放战争时期，政府开设的商店控制物价，既为人民部队提供军需，又要向群众出售生活必需品。政府严厉打击投机走私活动，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1949年10月，上海、天津物价大涨风很快波及禹城。集市粮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360元(北海币)涨到500-600元。禹城县人民政府通过商店出售生活日用必需品和大量麦种，平抑了物价，支援了秋种。1950年3月，国营商店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大量抛销能左右市场的各类商品，与不法奸商作斗争，稳定市场物价，掌握市场领导权。
1953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商品供不应求局面，县政府及时采取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办法，同时，国营商业运用价格政策，对工业品和手工产品实行订货、统购、包销、核定加工费和出厂价来限制工业产品利润。通过以上措施，国营商业掌握了大量工业品，供销社在农村收购，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从而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国营经济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私营批发商已不能远地经营，大零售私商不能获得过多的利润，稳定了物价。同年禹城大水成灾，国家从东北、陕甘宁的调拨大宗粮食，小米原0.15元(折算价)1公斤，运费0.04元，运到禹城仍售原价，安定了人民生活。1956年为避免提高职工工资和定息存款引起物价上涨，8月份采取了暂时冻结物价的措施稳定物价。1957年9月，县市场物价管委会实行物价“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主管部门设商政科(股)或物价科(股)，单位配物价检查员，加强物价监督。1959-1961年，市场物价失控，商品的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格，差距拉大，黑市交易日趋严重。
1962年10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占城镇居民生活支出60％左右的18类主要商品价格；增加部分日用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对少数供不应求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票证限量供应；加强农副产品收购，实行奖售政策，增加市场货源，实行高价政策，增加货币回笼；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扩大国营商业对农村市场的购销；对少数农副产品实行议销；同时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物价秩序，严肃物价纪律，引导集市价格向计划价格靠拢，从而制止了物价上涨。1963年，集市价格回落，大部分高价商品先后恢复平价供应。1965年以后，物价上调，本县也按省、地规定，发给职工粮油、副食、洗理等补贴费。
1977年，根据上级指示，禹城县采取条块结合，上下结合。点面结合的办法。开展了市场物价检查、整顿，初步纠正了长期以来某些商品价格的混乱现象。
1980年，人民政府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有些不按物价管理权限，随意提价和扩大调价范围，转嫁亏损损失，减质减量，掺杂使假等现象进行清理，为严明物价纪律，执行以下原则：
1、把议购议销商品范围限于三类农副产品，也限于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中的小商品，上述产品或商品不准超过上级规定的议价幅度。
2、一类工业品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执行；二类工业品可按国家牌价上、上浮动10-20%；三类工业品如针、线、纽扣等小商品，可由工商企业协商订价。
3、对品种繁多，市场供求变化快，消费者选择性强的商品(特别是新产品)，其牌价可以上、下浮动，现行价格偏高而又供过于求的商品，为扩大销售，其牌价可以由最高限价向下浮动，对于那些现行价格偏低，又供应紧张的商品(如烟台挂钟)，为鼓励企业积极组织市场短缺商品，其牌价可以由最低限价向上浮动。
4、自组货源的一、二类工业品，如当地无牌价，可按同类商品比值计价。
5、糕点加工和饮食业的价格，按国家规定的报料标准计价，毛利率，城镇控制在25％，乡村控制在20-25％以内。
6、旅馆、理发业的均分三级和四级两个标准收费。
7、各主管部门的物价管理，有权调整在规定的幅度内进行浮动价、制定国家不定价的一次性生产商品价，议定和调整三类农副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掌握鲜活商品的品质差价和季节差价，制定残损商品的处理价。经营单位对当地收购或本身加工的零星产品及生产用具的价格的制度，自行掌握。
8、各经营单位的价格服从主管单位的价格，零售价格保持一致。其中三类小商品的零售价，应尽量同当地市场的价格相衔接。
1981年，物价局根据中央(80)30号文件精神，利用各种形式或宣传物价政策，发动群众监督市场。组织力量对1977年以来调价的商品价格进行全面审查，对不合格的商品价格坚决降下来，对弄虚作假的则进行严肃处理。从而控制了随意提价和变相提价的歪风。同年，对物价管理坚持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相结合的管理形式。1983年11月县物价局下设了物价检查所，加强了市场物价的监督检查。1984-1985年，共查处违犯物价政策者36起，没收不正当收入101719元，其中，国营8起，19690元，集体28起，820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