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贡赋银米，赋税收支、上解、留用由清廷决定。
民国初，沿清制。1919年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自行平衡，分级管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实行自筹自给，统收统支的战时管理体制，财政收入以实物为主(粮食、柴草等)，货币为辅。
建国初期，县级仍是报帐单位，收入全部上解，支出据实报销，继续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财政收支由实物为主改为货币为主。1953年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始按一级财政，划分收支范围，按比例上交，支出包干，有一定机动财力。每年安排1－3万元的预备费，年终结余不上交。
1954年，固定比例分成，县级留用农业税的35％，工商营业税的5％，所得税的50％，其它商品流通税、货物税作调剂收入；支出按预算拨款，严禁超支或挪用。1958年，财政管理权放到公社，使国家财政与公社财务混为一体，致使国家财力分散，公社的财政管理混乱。1959年，清理了县与公社混合的财政，收回了财权，重新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结余资金上交的集中型财政管理体制。1964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超收和节支由县管理使用，县级财政有了主动权。1968年改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收支不再挂钩)。1969年又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1971年改变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1972年规定省对县实行分成，不搞包干。由于财政体制变化频繁，权责不清，造成管理混乱，仅“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串连”费，县财政就借出现金6万元。1974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留成比例，支出由上级分配预算指标，包干使用，留成比例一年一定。本县财政虽有一定机动财力，但经济基础薄弱，超收甚微。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管理体制，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安排本县支出，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自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弊端。
第三节 体制
清代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贡赋银米，赋税收支、上解、留用由清廷决定。
民国初，沿清制。1919年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自行平衡，分级管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实行自筹自给，统收统支的战时管理体制，财政收入以实物为主(粮食、柴草等)，货币为辅。
建国初期，县级仍是报帐单位，收入全部上解，支出据实报销，继续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财政收支由实物为主改为货币为主。1953年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始按一级财政，划分收支范围，按比例上交，支出包干，有一定机动财力。每年安排1－3万元的预备费，年终结余不上交。
1954年，固定比例分成，县级留用农业税的35％，工商营业税的5％，所得税的50％，其它商品流通税、货物税作调剂收入；支出按预算拨款，严禁超支或挪用。1958年，财政管理权放到公社，使国家财政与公社财务混为一体，致使国家财力分散，公社的财政管理混乱。1959年，清理了县与公社混合的财政，收回了财权，重新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结余资金上交的集中型财政管理体制。1964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超收和节支由县管理使用，县级财政有了主动权。1968年改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收支不再挂钩)。1969年又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1971年改变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1972年规定省对县实行分成，不搞包干。由于财政体制变化频繁，权责不清，造成管理混乱，仅“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串连”费，县财政就借出现金6万元。1974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留成比例，支出由上级分配预算指标，包干使用，留成比例一年一定。本县财政虽有一定机动财力，但经济基础薄弱，超收甚微。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管理体制，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安排本县支出，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自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吃大锅饭”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