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禹城县位于鲁西北平原，距省会济南市50公里，东北连临邑县，西北部接平原县，西南靠高唐县，东部与齐河县毗邻，总面积990平方公里。分设14个乡、5个镇，1076个自然村。人口43万多，其中汉族占98.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37人。
禹城地处禹范、禹垦公路与津浦铁路交汇处，是鲁西北重要交通枢纽之一，由于交通条件优越，在经济、军事上位置重要，故有“京济咽喉”、“济西北门户”之称。
禹城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们的祖先即在此繁衍生息。西周属祝地，汉为祝阿，唐天宝元年定名禹城。县城二次迁徙，原在阿阳，唐乾元二年，史思明叛乱犯河南道侵县界，守城唐将李铣决河拒敌，致使城废，从阿阳城徙迁善村(今禹城旧城址)。1974年10月县直机关迁至禹城车站附近。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市容焕然一新，新兴工业崛起，新辟沥青路、商业街已成网络，电影院、文化宫、体育场、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娱乐场所设置新颖，住宅小区星罗棋布，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禹城属黄河泛滥冲积平原，地势平缓，微向东北倾斜。地居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生态适应范围较广。年平均降雨量616毫米，最多年降雨量1144.4毫米，最少年降雨239毫米，降雨多集中在六、七、八月份，呈春旱、夏涝、晚秋亦旱的规律。但由于黄河水和井水补给水源，加上境内2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水资源比较丰富，水浇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95%和82%。由于土地、水利资源优势，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等为本县传统农产品。1982年禹城县首批跨入全国47个农业翻番县的行列。此外，畜牧、家禽业都有较快发展。当地著名的禹城杂交牛，存栏近3.5万头；新杂猪和羊已达13.2万头(只)；星杂288鸡300多万只。清康熙《禹城县志》载入的鸭梨、乌枣、红麻、苜蓿至今闻名国内外，做菜调味用的辣椒干，1953年首届广州交易会上赢得外商“禹城椒”的美称，至今仍为“王牌”。野生药材能长年收购80多种，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左右。矿产储量可观，现探明县北部有石油，储藏量约170万吨，现有24眼油井，日产原油130吨左右。县南部有煤炭，储藏量相当可观，有待开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对于发展禹城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禹城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光绪七年大水复大饥，天灾兵劫，民不聊生。禹城东八乡居民李华金、赵亮、高殿池等10多人赶走知县李惟诚，免去全年征赋。光绪二十五年义和团在丁寺一带发起。首领杨绪考与朱红灯、王立言、于清水等联合一起，率领上千团众攻打教堂，驱逐洋人，迫使全县17处教堂的传教士连夜逃出县境。
“五四”运动以后，爱国知识分子李宗鲁首先向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动员放足、拉“神”、戒鸦片，反对苛捐杂税。1924年初，李宗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活动，在禹城播下革命的种子。1927年南店党支部以“老人社”的形式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反封建礼教、打盐巡、反苛捐杂税等活动轰动了全县。抗日战争时期，马毅之、尉景平、王克寇、于曼青、谭锡三、霍仙洲等共产党员成为抗日救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成立抗日救国会、县大队和群众团体，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他们扒铁路、截电线、多次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铲除匪特，进行大小战斗15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赢得了1947年全县解放。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13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先后出动3万多民工，大小车辆5100辆，担架3000多付，支援前线作战，荣获了支前模范县的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禹城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有1100多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
建国后，全县人民在中共禹城县委、县府的领导下，继承革命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土地改革中，依法没收地主土地13余万亩，房屋2.1万间，牲畜3000多头(匹)，农具2.9万多件，粮食200多万公斤，按照“填坑补缺”的原则，分给贫雇农和一部分中农。1950年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抗美援朝活动，捐献40多万元人民币，15多万公斤粮食，有386名青年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禹城县开展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活动，挖出了一批敌特分子、土匪恶霸首恶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并分别给予应有的惩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全县人民持续不懈地进行经济建设，特别在水利建设上开展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斗争，投工1亿多个，完成土石方3亿多立方米，全县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禹城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率领全县人民，一面改革生产关系，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显著成就。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931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不含村办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5倍；粮食总产量达2.1564亿公斤，是1949年的2.3倍，人均占有粮食498公斤；棉花总产达41.42万担，平均亩产皮棉78公斤，成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和出口基地县。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现有纺织、化工、机械、电力等20多个行业，170余种产品，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1985年工业总产值17861万元(不含村办)，比1949年增长96倍。乡镇工业产值2358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3.2%。工农业正朝着商品化生产的方向迅速发展。
建国以来，全县经济发展的路子是不平坦的。建国初期，禹城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1956年结束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545.6万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是1949年的1.5倍。1958年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工作上急于求成的失误，在“公社化”、“大跃进”的过程中，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集体生产遭到破坏，工农业总产值仅为3742万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2年，粮食总产34055吨，比1949年减少63%。农业歉收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自1963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总产值开始回升，1965年达3164万元，比1962年的1597万元提高近一倍。但是，由于在基层实行“小四清”，后转为“大四清”，批判“走资派”，又一次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再度下降。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非常时期。由于动乱的中心在城市，比较而言，农村受到的冲击小一些，加上广大干部的抵制和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积极劳动，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仍保持了7.4%的发展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全县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兴盛，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经济成分转变，由计划经济渐向市场经济转变；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向贡献、效益挂钩按劳分配转变。使许多产品走向世界，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工农业总产值迅速增长，1985年比1976年增长4.5倍，结束了长期徘徊的局面。
禹城县历史上交通不便，建国前全县仅有一条过境津浦铁路和一条土公路，运输工具主要靠肩挑、车推、驴驮。建国后，禹城县采取了公办、民办和民办公助等形式大修公路，新建沥青路257.2公里，与周围临县和县境内各乡镇之间，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成为鲁西北重要物资集散中心。由于交通条件优越，带动了运输、邮电等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日益繁荣。1985年，客运量130余万人次，货运量65多万吨；全县有邮电局、支局(所)20处，邮路总长2247公里，县内电话用户713户，县城电话在德州地区率先实现了自动拨号电话。全县商业网点分布合理，贸易流通体系基本形成。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3544万元，比1980年的6697万元增长1倍多。对外出口商品294个，销往美、英、日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总值5千万元左右。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均取得显著成绩。清光绪二十九年，禹城开始废书院办学堂，先举办一处高等小学堂。民国18年增至5处完小和8处小学。民国20年建师范讲习所一处。“七.七事变”后教育沿旧制，日、伪政府推行奴化教育，县南部抗日根据地创建抗日初小和高小。建国时，全县有小学发展到186处，学生8615人，占学龄儿童的23%。60年代初，普及小学教育。“文化大革命”学校长期停课闹革命，学校干部、教师被批斗，教室、教具遭破坏。后教师下放回原籍，学制缩短、教学秩序混乱。复课后，学生学习松懈，教学质量下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县教育事业再显生机。近几年来，全县集资2424万元用于中小学校舍改造，有5.9万名学生告别了黑屋子、土台子。1985年全县各类学校学生达7.8万人，教职员工3866人(含民办教师)，学龄儿童入学率占97.1%，自建国以来为大中专院校输送4814人。
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禹城县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和普及。50年代出现过农业技术组。60年代科技工作引进各行各业，农业科技成果尤为显著。1966年中科院、农科院、省科委等单位和县科研部门密切配合，建立禹城改碱实验区，经过近20年的实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1983年粮食亩产573公斤，皮棉亩产80.5公斤，分别比1976年增长2.38倍、11.9倍，人均收入由100元增加到537元。1981年和1985年两次通过国家级鉴定，一致认为这一试验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为黄淮海同类地区开发治理提供了经验和示范，先后有20多个省、地和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来这里参观考察。
禹城县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日益繁荣，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创作和演出多次荣获国家、省、地三级奖。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发行发展迅速。体育运动在全县广泛开展，篮球、乒乓球、象棋、广播操等群众性体育活动普及全县。县里举办的“禹王杯”篮球赛吸引了上万观众。禹城男、女篮球队七次获地区赛前三名，农民篮球队获省篮球运动第三名。全县医疗卫生已形成多层次的医疗服务新格局，1985年，全县医疗机构43处，医疗卫生队伍千余人，床位600余张，治愈率占80%以上。
解放前，反动政府横征暴敛，地主恶霸敲诈勒索，居民终年穷困，农民过着“糠菜拌盐水”的苦日子。建国36年来，全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1978年以前，由于体制和分配制度不合理，加上“以粮为纲”，高征购等原因，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发展比较缓慢。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城乡居民收入连年提高，1985年，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01元，职工年人均收入833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7600余万元。39万农民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水平过渡。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沙发床等高档家具进入城乡居民的生活领域。人们的寿命由1949年的35岁，1985年增长到70岁以上。
(四)
禹城县振兴经济有着巨大潜力。全县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禹城经济已形成新模式。农业改碱实验已扩大到23万亩，10多万亩零星荒地可开辟“绿色银行”，3万亩水面也大有文章可作，越来越多的优质产品将推向国际市场。禹城人期待着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共展宏图，开发大业。禹城人民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设繁荣昌盛的新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