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修志记略
本县修志，始于明万历年间。后清顺治、乾隆年间各续修一次。光绪末年修了《乡土志》。民国时期，修过一次，但志稿散失，至今查无章迹。建国后，也修过一次，未成。
明万历志
1591年（万历十九年），知县王登庸乘“督学李公檄予为之”，于是“奉币敦礼学博”：朱宜纯、范、王惟一和潘可久四人任其事，月余完稿，计八卷，七十二目，“事该洪纤，理通皦昧……为一代之实录矣。”惜志已不存。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载有王登庸、潘可久二序。
清顺治志
1660年（顺治十七年），知县郝献明“案牍之隙，搜渔旧编，考核先乘，见日远年湮”，因主修续志。献明，上谷人，进士出身，同主胡岳立，慈水人。聘邑博学参修20人，于是“咨诹耆硕，捃摭秘笈，广采厘定，……乃五阅月，杀青以就”，约13万字，凡五册八卷。乞北平人右布政使袁一相为序，杨陛、郝献明、张鹏南，皆有序载卷首。图有《疆域图》、《城池图》等。
本志境内已无存书，1982年，县志办请准，由北京图书馆复印50部。
清乾隆志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知县王谦益见旧志“章次丛杂，日久漫漶，不可卒读”，唯恐“父老湮没，故乘残阙”，遂拟再续邑志。幸发现邑人张镠有私拟手抄志稿，便委请其弟子史尚确等“大加搜采，阅四月乃竣事”。兹对该志纂修、体例、内容等分述如下：
（一）组选得当，人力雄厚。共聘用和邀请36人，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由省督粮道裴宗锡、驿传道宫兆麟任鉴定；由武定府知府江筠、同知宁泰、贾凝吉、嵩年、葛德溥、张至学任总裁；王自任总修；县教谕赵元飙、训导刘彤任监修；请外地举人郑成中和黄士锦任纂修；分别由邑人举、贡、廪、增、监生张镠、史尚确等人任编辑，潘同善等九人任分辑，史尚朴等八人任缮写，杜百揆、王梦葱任校对，石 绘图、吴大文督梓。
（二）体例齐备，目次分明。目前有凡例11条，将设立之纲目、按语、考证、立传、正误等原则述之于前。目录分：
卷一（舆地上）：星野、沿革、疆域、川泽、城池、公署、乡都、铺递；
卷二（舆地下）：坦庙、物产、封国、古迹、坊墓；（经制志上）：户口、田赋、课税；
卷三：（经制志下）：学校、祀典、兵制、礼仪、风俗、祥异；
卷四（秩官制）：文职、武职、宦绩；卷五（选举志）：荐辟、进士、举人、贡生、武科、武秩、援例、 封、恩荫、掾辟、附寿官等；
卷六（人物志）：名贤、治行、忠节、孝友、儒林、文苑、武功、义行、隐逸、艺术、寓贤、耆寿、仙释、烈女；
卷七（艺文志上）：记、序、对、疏、揭、论；
卷八（艺文志下）：传、赞、碑、铭、考、辩、赋、诗、著作、杂记。
目后列《星野图》、《疆域图》、《郭外图》、《城池图》、《公署图》，每图后分别以篆、隶书赞。
（三）资料性强，有益考证。如《舆地志上》：列沿革表甚详；〈形胜〉引纪效《新书》“左环渤海，右控平原”，言简意赅，形势明确。《舆地志下》:<封国〉载：“厌次侯荣旗……厌次即乐陵”（汉前）; “厌次侯爰类（引）<史记年表〉……厌次即乐陵”（汉）; “富平侯张安世（引）<前汉书>……富平即乐陵”。凡此，能使后人对本境所属地理位置、疆域沿革、从属关系等，有明确概念，知道乐陵在汉代包括今阳信、惠民，晋代包括庆云、盐山高湾等部分地域。
（四）艺文丰富，文体咸备。艺文分上下两卷，列录记、传、序、诗，并特重考、辩。如张镠《鬲津考》、史尚确《杜预桥辩》等篇，能较好地纠正了记述中的谬误，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通过河道改变所历村镇，也能助后人辨认古城旧址。此外，如八景、吊古等诗，也起到了明认古迹和了解古人活动的作用。
（五）此志脱稿适逢“浙西庄胥园修郡志，甫就计偕北行，乃复遥寄京师，参释疑义，还付剞劂。”遂刻版印行。前有王谦益的《序》，后有赵元飙的《后序》，计8册，30万字。
（六）这部志书也有不少明显的缺点，如在诸多文献确认乐陵汉时置县的同时，又在《舆地下·冢墓·五里冢》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五里冢……为汉后主安乐陵。《舆郡要览》谓为汉桓帝由河间王入继大统，遵祖父墓为乐成陵。”
这段话，既不合体，又自相矛盾，且为后来对乐陵县名来历的误传制造了根据。
本志原为木版，北京、山东等图书馆有藏书；1936年宋哲元将军改铜印版；台湾携出者，改铅印版，精装为3册8卷。
清《乡土志》
1909年（清宣统元年），乐陵知县徐寿彭，东安人。时逢“振兴学校，命各州县设立学堂。学务处奏定章程，即令各州县编辑《乡土志》，为教授蒙学课本。”遂令邑举人李敏珂等7人参修，“询诸耆老，征诸载籍，按目考查，依例编撰……实者录之，伪者删之……凡两阅月，始蒇事。”计两册6卷，约6万4千余字，呈学部审定后印发。彭为序中说：“虽用意与县志不同，而考文征献则一也。……俾生斯乡者，扩其识，瀹其智，爱乡土，即以爱国家。”时当甲午战后，日本割台湾，德国租胶州，欲想图强御侮，必自进行爱国教育，此志之产生，与此背景有密切关系。
民国志
1936年，宋哲元将军出资1,600元现洋，聘请秀才张殿骝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与学者30余人，撰修新续《乐陵县志》，历时一年脱稿。未及交付印刷，“芦沟桥事变”发生。将军愤师抗战，辗转南北，志稿散失。今惜当时参修者亦皆辞世，故无从闻见此志状貌。
乐、商并县期间志稿
1960年，乐、商并县时期，县委、县人委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编修县志委员会，有20余人参加，历时半年，曾写出初稿10余万字，但未定稿成书。
以上明、清、民国至建国后，共6次修志。兹附各时代志稿、杂记部分存书于下：
明嘉靖《武定府志》
清顺治《乐陵县志》八卷（郝献明主修）
清乾隆《乐陵县志》八卷（王谦益主修）
清乾隆《山东省沿革表》（张昭潜）清宣统《乐陵县乡土志》六卷（徐寿彭主修）
《乐陵诗汇》二卷（清张镠、史尚确同辑）
《乐陵县志》草稿（1960年乐陵县编修县志委员会编写）
二、考 辨
（一）乐陵县名考略
关于乐陵县名的来历，旧志载有四说，却有三说很不确切，兹分别考辨如下：
因“阿斗墓”得名说
传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封为“安乐公”于此地，死后葬于今县治南5里（五里冢）一大高丘上。而县因此得名“乐陵县”
此说在境内盛传，历时已久。甚至清乾隆本《乐陵县志》也照录不察。
查《历代陵寝备考》载：“后主讳禅……魏军入阴山降，时景元四年癸未也。明年（264）降封安乐公，至晋武帝泰始七年（271）辛卯，薨于洛阳。”《三国志·蜀志卷一·后主刘禅》载：“景元五年……命刘禅为安乐县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安乐县……三国魏置，后封蜀后主禅为公国。……故城在今京兆顺义县西南。”《洛阳古今谈》（李建人著，民国二十五年版）载：“考：今（洛阳）城东北35里，翟家村东北，约当故洛阳城东北角，有地俗称‘阿斗城’（按：指金墉城，东汉时冷宫）者，想系后主刘禅之墓地也。”
乐陵为公元前202年（西汉高帝五年）置县，至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刘禅薨，相距477年，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域上，刘禅墓葬都与乐陵县名无关。
因“乐成陵”得名说
清顺治《乐陵县志》载：“《舆郡要览》：汉桓帝由河间（按：指今献县）入继大统，尊崇祖父（墓）为乐成陵。乐陵之得名由此始。”
此说又是因坟找县名。按：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载：“邑志引汉桓帝追尊祖父，名乐成县为乐陵者误。”《历代陵寝备考》载：“乐成陵在献县治西南，《水经注》：汉桓帝追祖父孝王开，以乐成邑奉山陵，故加陵曰乐陵。”此“乐陵”是指汉桓帝祖父之墓，本是河北省乐成县（今献县）的事，历代沿革与山东乐陵从无瓜葛。公元前202年（西汉高帝五年）置乐陵县，至147年（东汉桓帝元年），相隔350年，根本拉不到一起。
筑重合城，乐陵得名说
《元和志》载：重合“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汉置，属平原郡，今名魏王城。”重合“县北至沧州一百三十五里，本乐毅攻齐所筑。”《乐陵乡土志》载：“重合城，在大顾家庄东北隅……山东通志（载），汉置重合县，属渤海郡。”吕式斌著《今县释名》载：“乐陵，汉置，元合志（载）本燕将攻齐所筑，汉以为县。”
按：以上所载，多处失实，自相矛盾，且引起乐陵故城方位上的很多混乱。
其一，从建县时间和隶属关系来看：据《汉书，地理志上》载：乐陵、重合同为西汉高帝置县。乐陵属青州刺史部平原郡，重合属幽州刺史部渤海郡。
其二，从乐陵故城和重合故城地理位置来看：据清《山东通志》、《武定府志》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载：乐陵故城在今县东南25里大顾家东北，今名“魏王城”，而重合“故城在今县西北二十余里（漳卫新河南岸三里许）。”乐毅攻齐筑的是重合城处，而非“魏王城。”
由上所述，乐毅攻齐筑城与乐陵县名来历无任何关系，故此说不能成立。
大阜曰陵说
据清《山东通志》载：“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也。”
查乐陵境内，确大阜甚多。古代大水漫漫，“离之沼泽，迁之乔木”，择高而居，较平稳安乐。至秦汉之际，先有秦皇两世苛虐黎民，继之楚汉相争，战事连绵，民众衣食不保，流离不安。人民向往安定富足。汉刘邦南北转战而得天下，他体察下情，为保其统治地位，很需要太平。据范文斓著《中国通史简编》载：“战国时期，到处是万户大邑，经秦朝残酷的剥削与八年战争的破坏，再加大饥荒，人相食，汉初万户大邑存留不过二、三千户。”刘邦称帝后，“规定了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并采取了许多安国富民的措施，使人民得到宁静、安乐。
本邑，适在高帝律令生效之年建县，“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而命县名。这不但反映了当时的施政效果，也是反映了当时民意的好县名。
（二）《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董养性条皆有误
清纪昀所编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七·易类存目一》八页，对乐陵经学家董养性的生平和著作记述有误。其文曰：“考元末有董养性，字迈公，乐陵人。至正中尝官昭化令，摄剑州事。入明不仕，终于家。所著有《高闲云集》或即其人欤？是书前有自序，谓用力三十余年乃成。其说皆以朱子为宗，不容一字之出入，盖亦胡一桂、陈栎之末派也。”
臧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对董养性也有相同记述。其文曰：“董养性（元）乐陵人，字迈公。至正中尝官昭化令，摄剑州事，入明不仕。有《周易订疑》、《高闲云集》。”
经查阅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宣统《乐陵乡土志》、《董氏族谱》和实地采访，以上两书对其出生时代、官职及其著作，皆有误：董养性，不是生于元、摄剑州事、入明不仕，而是生于明而仕于清，为宁国府通判；著述虽多，独无《高闲云集》一目。其生平如下：
董养性，字迈公，乐陵县城东南三里董家村人，生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拔贡，1667年（清康熙六年）任宁国府通判。生平谮心理学，著述甚富（详见乾隆《乐陵县志》）。1671年（康熙十年）卒，享年五十有八。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宣统《乐陵乡土志》和其后人今存《董氏族谱》皆有传。其村南二百余米处有墓，近出土有《宁国府通判董公墓志铭》一石。历历甚详。
三、乐陵潘氏存石《来禽馆真迹》
“来禽馆”是明书法家临邑邢侗的书斋名。此“来禽馆真迹”是刻其晚笔书札和集《千文》。是明兵部临邑王洽所刻，原存其“瑞露馆”中。崇祯二年，王洽被诬下狱，三年（公元1630年）瘐死，家境遂败落，其后人置石于临邑东关当铺中。后邢侗女婿乐陵史高先，赎出此石携归乐陵，遂为史氏所有。未久，又归潘氏，后又归张鹏南，嵌于其“并蒂园”壁上，因兵患，石辱于泥土，复由潘氏收藏。故临邑《邢氏家乘》、《乐陵县志》，都载此石后归“乐陵潘氏。”1973年，乐陵城关公社潘家村把石献于县，由文化馆保存，今存石32页。
四、革命回忆录
（一）乐陵县建党前后的片断回忆
贾震
一
我是荣庄（原属乐陵县）人，1929年，在内忧外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经张勋烈、孙宝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任乐陵县干部会（支部）秘书。后到农民训练班受训。该训练班的负责人有王冠英①、李鉴堂、张勋烈等。训练班的内容主要是反蒋抗日。在农训班同我最接近的几个同学中，有个叫边鸿文的，和我交谈最多。他政治上表现积极沉着，思想进步（以后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见到一份各地秘密党员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在我到农训班前后，我的高小同学王玉岭②曾和我促膝谈心，谈话涉及面广而深。当谈及内忧外患，中国走向何处去等问题时，要我多思考，并介绍了一些书籍让我学。的确，我这时接触的社会面广了，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农训班结业，到区、县农协（会）工作以后，感到茫然。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由依附蒋系的王泽钧临时负责，此人很坏，对农协（会）处处刁难。就农协（会）本身来说，现在回忆起来，尚无反共言行，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人事关系上，派系好坏明显，斗争激烈。当时，县的改组派主力在农协（会），其中以张华文、孙宝智、宋鸿勋、贾某为主；积极支持农协（会）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有高和轩（城西高家人，改组派鲁北负责人）、李海山（城东张贺郎村人，乐陵民团创建人）等人，他们周围有许多小知识分子，对一些邪门歪道，起着一定的镇慑作用。另外，以周珠甫、付刚锋、朱××为主（此派依靠国民党县党部），压制进步力量。后因高和轩被捕③，又因县法院受贿，致使一农协会员败诉。农协（会）发动全县会员，召开万人大会请愿，散发传单、标语，进行驱逐法院院长运动，结果胜利。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北平联席会议后，宣告解散改组派。自此，改组派在乐陵也就无声无息了。
我在农协（会）工作的几个月期间，在王玉岭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一些共产党的主张，逐渐有了革命的觉悟和入党要求，但还不知道他已经是个共产党员。因此，我几次和他商量，去找共产党的组织，约定分头去找，一人找到，二人一同入党，互守信约，绝对保密。
1932年2月（正月初十前后），王玉岭代表党组织到我家宣布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我：“怕不怕死？被捕后怎么办？”我回答的三句话是“不怕死、守秘密、永不叛党。”最后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达到目的了吧！要知道，我奉命观察你几年了。”的确，他在这几年中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二
乐陵县地处冀鲁边，人民群众当时深受军阀混战、外寇侵略、横征暴敛之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上这里先后经历过“义和团”、“红灯照”、“小红门”等农民革命，同时又受到平津革命④、红军节节胜利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斗争情绪如干柴引烈火，可一触即发。
1928年，北伐战争后，乐陵县在一些印刷工人、社会进步青年和学生的带动下，曾进行过砸盐店、抗捐税、反贪污等振奋人心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侵略，全国人民愤慨，乐陵的学生上街游行，进行宣传，抵制日货，连同一些民团局子的民警，也戴上“义勇军”臂章游行，反对不抵抗，反对日寇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通过宣传教育，积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建立党组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32年春夏之交，荣庄、孙七家、张兴宇家，先后建立起党支部。荣庄支部开始由我任支书，不久，高保铭任支书；张兴宇家支部张荣德任支书。王玉岭参加了荣庄支部的建立，并讲了话。同年秋，王玉岭提出，有几个支部以上就可建立县委领导机关，决定由我和孙宝智、韩国珍参加，成立中共乐陵县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
1933年春，王玉岭传达盐山中心县委的决定：乐陵县成立县委，由我任书记，孙宝智任组织委员，韩国珍任宣传委员。不久，杜步舟、邢春奎参加县委为委员，并在城关、史家坟、卢店及城东、城西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同年夏秋，盐山中心县委通知我专职向南开辟工作，由杜步舟、孙宝智负责组成新县委，杜步舟任书记。
杜步舟是小学教师，在当时所了解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表现积极勇敢，思想进步。孙宝智熟悉他，我们商议后，吸收他入了党，不久参加了县委领导。他在乐陵建党工作中，在抗日战争中，都经受住考验，作出了贡献。
这个期间，我先后去过惠民、陵县、沾化、利津等地工作。同时，中心县委通知我负责在荣庄建一所中心小学，做为党的联络点，由马贤俊、邢春奎二同志，以当教员为掩护，做党的工作。该校白天是小学，夜间办夜校。在夜校里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红军与苏维埃的消息。荣庄支部的高风山、高保铭、李振海、荣如杰等同志都是夜校的骨干分子。后该校引起县教育局的注意，两名教师被捕而停办。该校办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发展了3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三
为了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的影响，乐陵党组织于1932年至1934年，还建立起一个“津南流动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的主要书目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河上肇著《共产主义ABC》、《为三条鱼而斗争》、伊里奇著《民主自由八小时》、《苏俄视察记》、《唯物史观》。还有鲁迅、高尔基、小林多喜二、蒋光慈、郁达夫、张资平等作家的著名小说和《世界知识》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刊物，共约六、七十册。书刊多数由共产党员、西段村小学教员范长发保存，有一部分在小学教员和青年中流传借阅。这个流动图书馆对乐陵党组织的宣传工作，起了较大作用。
以上事实，由于时间已久，其中有的时间、地点、人物可能记不很准，谨此回忆。
1988年冬于北京
注：
①王冠英，卢店人，曾留学日本。
②王玉岭，字俊峰，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夏，受中共津南特别委员会派遣，来乐陵开辟党的工作。
③蒋系分子王泽钧将高逮捕送省。
④李大钊在北平、天津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二）黄夹镇竖红旗
杜步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党领导冀鲁边人民竖起抗日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边区抗日武装——华北抗日救国军。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抗日武装大起义，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军第六团，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
我原籍是乐陵县大孙乡杜寺村。1929年我在省立惠民四中毕业后，先后在乐陵县双李家、王寨子、杨安镇、后周、许家等村当小学教员。由于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所以在任教期间，四村八乡谁家打官司都来找我出主意，我利用这种手段广交结友，并多次同反动官府进行了斗争。我曾代表全县700多名民办教师向教育局索讨小学补助费，被我告过的有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其中，有几场官司，反动官府慑于群众的愤怒，居然惩办了地主豪绅。这样，我在群众中逐渐小有名气，在县里光知己朋友就有七、八十人。
我的这些活动自然引起了党的注意。1932年10月的一天，我应邀到了荣庄我的朋友贾振声家。马振华、还有一名姓苏的也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贾振声是中共津南特委宣传委员兼中共乐陵工委书记，马振华是特委组织委员，老苏是中共河北省委驻津南特委党代表。他们对我的斗争精神进行了赞扬，同时指出“用打官司这种手段进行斗争，动摇不了反动统治基础，经济上也容易受损失，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但是朋友还是要交下去，越多越好。”马、贾二人表示愿意介绍我入党，并问我怕不怕死？是否离得开家，舍得老婆儿女？能不能单独完成任务。我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感到眼明心亮，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激动地表示，坚决投入党的怀抱，绝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入党后，乐陵工委改组为乐陵县委，不久，由我任县委书记。1934年，又改为乐陵中心县委，管辖乐陵、商河、惠民、阳信、无棣5个县，我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并继续向蒲台、宾县、青城等县发展。
自1932年至1937年，我任教的许家小学成了津南特委和盐山、宁津等县委的联络点。中心县委经过艰苦努力，党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我们领导群众进行了向地主抢粮、抢青、反红枣税、打盐警狗子、截白面（毒品）汽车等各种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为建立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37年3月某日，津南特委书记王奎章向我交待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乐陵县张清宇村小学教员。他说：“当前形势动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汉奸殷汝耕搞了个‘鲁东防共自治区’，日寇有进攻平津的趋势，宋哲元动摇不定，韩复渠不可能抗日。”他最后指示我“秘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进行武装斗争，可能的话，就组织一个师或旅，至少也要拉起一个营来。”于是，我便召开了中心县委会，并吸收卢店和黄夹区委书记参加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大家讨论了局势和特委的指示，决定在黄夹镇拉起一个大队（营），并在卢店、东辛店等地组织革命武装。我把这个打算向王奎章汇报后，他认为可以执行。
这个期间，上级党组织曾决定我去延安学习，后来考虑到我是本地人，人熟地理熟，在群众中有威信，经过这个时期的努力，我也已掌握了一些人和枪，如果我突然离去，对组织革命武装不利。因此，又决定王奎章去延安学习。起初，我见多年的愿望落了空，心里很着急，可转念又想，党员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便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可是我一想到王奎章要走，自己搞武装是外行，怕完不成任务。王奎章热情地鼓励我，并告诉我，特委非常关心乐陵地区建立革命武装，他走后由马振华领导这里的工作，不久上级还派干部来。
不几天，中共山东省委通知我派人到惠民四中接来军事干部周凯东。接着，省委又派赵明新送来了于文彬。周凯东是陕西丐县人，为了避免口音不对，暴露身份，我假说他是从东北来的难民，把他藏在许家村小杂货铺里，铺主刘文同是黄夹镇区委书记。于文彬是河南息县人，他是山东省委派来作领导工作的。为了安全，我将他安排在许家村的小药铺里当学徒，铺主刘秉文是党员，自任中医大夫。
三“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抓住时机迅速发动群众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以成立乡村自卫队的名义，号召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我们的口号是：“好男儿上前线，武装保家乡！”我们主要依靠后周、许家两个村的党支部，以贫穷农民为主，尤其是依靠贫雇农作为骨干力量，也吸收小学教员和一部分民团以及靠拢我们的人参加。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动员了近50名农民子弟和30多名教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当时黄夹镇有个段局子，有19支大枪、1支短枪，但争取这股势力难度较大。我们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这个段局子的段长刘洪升带领40多人起义投靠了我们。许家村有个唱戏的，叫栾义发，是我发展的党员，他坚决要求送独子栾日红加入队伍。我起初不肯答应，栾义发一定要我收下，我说：“当共产党的兵一生是二士，活着是战士，死了是烈士，可要有决心啊！”栾日红说：“老师放心吧，红旗指到哪，我就打到哪。”几天后，栾义发又把他的两个外甥大林、二林也送到我们队伍里来。由于我们深入发动群众，党员带头，周围很多村庄的青年纷纷前来报名。这样，自卫队就成立起来了，当时我任自卫队指导员，周凯东任军事教员兼队长。他耐心地教队员们射击、刺杀、队列，夜行军等军事科目。
队伍拉起来后，最重要的是武器不足，当时100多人的队伍，仅有20多条枪，经过和于文彬等领导研究，决定发动群众造一部分土枪和大刀。当时许家村有个张铁匠，后周有个周铁匠，我去找他们商量，他二人满口答应。打制土武器，还需买铁，计划土枪、大刀各打50件，至少需要300元，于是我便发动党员讨论，大家齐声表示，没钱买铁，大家来凑。那时党员交党费每人每月一个大子（铜板）。于是每人交1元，共凑了100多元，但钱还不够，我便利用民间“请会”的习俗，又筹集了300多元。有了钱买来了铁，周师傅和张师傅分别带领三、四个徒弟，各安一盘红炉，昼夜苦战近两个月，胜利完成了任务。土枪打成后，我们又请了个姓陈的炉匠，用火药和铅制造了一批“电光子儿”（土枪子弹）。
人有了、刀有了，枪和子弹也有了。我们向上级党委和救国军领导汇报后，决定正式举行武装起义。1937年古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我们在黄夹镇竖起了华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的大旗，旗上书有“好男儿上前线，誓死不当亡国奴”13个大字。我任团长，周凯东任副团长，乐陵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张墨仙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队伍共150多人，有步枪60多支，土枪50多支，大刀50把。
四
我救国军第六团建立后，决定打出乐陵县到新区扩大武装力量。1937年11月，我们收缴了庆云县的伪警备队22支枪，在阳信县姚千家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又得到了10多支枪。短时间内，我们又先后成立了二营、三营，并建立了团政治部，我六团已发展为360余人、拥有300多支钢枪的一支抗日武装。之后，又转移到盐山县孟家店一带，配合马振华所率部队与敌周旋。日寇从沧州调来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师长刘佩忱），号称3,000人，进驻盐山县城东南五堡一带，妄图扑灭我边区燃烧起来的抗日烽火。我救国军以六团和特务团为主力，趁其立脚未稳，采用“小刀子”战术，对其进行了突然袭击。此次战斗活捉日军参谋和顾问4人、毙伤日伪军200余人，我军死伤7人。
1937年12月，边区党委为加强对救国军的领导，将各部队编为三路，同时决定接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三十一抗日游击支队的编制番号，并以这个番号对付地方实力派。我六团被编为第三路军，我任指挥，周凯东任副指挥，张墨仙任政治处主任。
1937年12月底，我救国军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争取地方实力派一道抗日，决定攻打盐山县城。当时盐山城内有日军100余人，伪满州汉奸队500多人。我攻城部队300多人，从东、西、南三面秘密包围县城，并挑选了优秀射手20多人，组成手枪队，化装成老百姓混入城内，乘机打开城门，我率军从东门进城，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措手不及，弃城溃逃。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0多名，全歼伪军5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卡车2辆。我军占领县城后，正值1938年元旦，我们开仓放粮，分给贫苦居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并给我们送来大批慰问品，各个地方的实力派，也主动请求收编。
1938年春，我军又乘胜打败了伪刘芳庭部1,000余人的进攻。之后，救国军遵照上级指示，各路部队分别到各地开辟新区。在短短两三个月内，连克庆云、无棣、乐陵、宁津、新海（黄骅）等县城，并在东光、南皮、沧县、阳信等县伺机杀敌。我三路军已壮大到600多人，武器装备也焕然一新。我军声威大振，伪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五
1938年5月，中央派一一五师一部组成的第五支队及一二九师一部组成的津浦支队增援冀鲁边区。同年7月，曾国华来到乐陵，9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又根据中央指示抵达乐陵，经上级批准，成立了冀鲁边抗日军政委员会，并将这部八路军同边区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建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委，统一了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明确提出了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方针。我边区起义部队被编为第六支队，辖三个团，第三路军被编为六支队八团三营，我任营长，关星甫任政治教导员。
由于我部党员较多，文化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肖华先后从我部抽调党政、军事干部各50名，学生兵40名，经过短期训练，分别充实到其他部队任基层领导，并有很多同志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或县长。另外，上级还责成我给泰山支队、乐陵县支队各配备了30多名干部。我三营为边区党、政、军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9年深冬，肖华率大部队离开乐陵，决定我六支队在周冠武领导下，坚持边区斗争，当时我三营仍保留4个连的骨架，共400多人。1940年初，我们本着积极防御，“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开辟“商（河）、济（阳）、惠（民）”，并改称延安支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给日伪军和国民党刘景良部以沉重的打击。我部又发展到了1,000多人。这支部队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在边区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0年过去了，今天我军已发展成拥有几百万人的现代化的军队。抚今思昔，不禁感概万端，让我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业而英勇奋斗。
1988年冬于济南
（三）敌后过新年
肖华
革命生活，风风雨雨，波澜壮阔，在沧桑经历中总有一些印象深刻、激动心怀的往事。会象闪光的珍珠一样，永留在记忆的长河里。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一一五师一部奉命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于1938年秋，从山西经鲁西北，于9月到达冀鲁边区的中心乐陵县城。经过一年多的浴血苦战，我们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隐隐不断的炮火中，为迎接新年新岁，我们举行了“同乐会”——苦中有乐。这是同志们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从炮火硝烟中奋斗得来的快乐。
同乐会上，来自各个战场的战友欢聚一堂，大伙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总结了挺进纵队到冀鲁边以来的成绩和战果。
在我当时保留下来的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仓促中记录下来的数字如今仍历历在目。计：击毙日寇1,923名；击毙伪军3,845名；俘获伪军1,368名（内有军官95名）；破敌铁道18次；抬回铁轨61条；伏击火车头及列车12辆；扒电杆598根；剪收电线366里；缴获步枪、马枪2,193支、驳壳枪173支、手枪133支、轻机枪21挺……。其他武器，军用品，包括汽车、电台、洋马、大衣、毯子等逐条逐项，均有详尽记载。
丰硕的胜利果实，是战友们的鲜血和意志的结晶。英勇的战士们为了祖国的生存和民族的解放，为了收复失地，一来冀鲁边这块土地上，就象汹涌澎湃的渤海浪潮似地怒吼着、咆哮着冲击敌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冀鲁边是一块具有光荣传统的土地。在我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军队自津浦线节节南退，这地方曾一度沦陷，土匪汉奸蜂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当地的共产党员崔月楠、李之英、杜步舟及其他由天津等地流亡回来的一些同志，便抱定了誓与家乡共存亡的决心，挺身而起，奔走号呼，组织了抗日救国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使乌云笼罩的冀鲁边流露出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们挺进纵队来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全面抗战的局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战士与当地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
在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广大劳动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火花尤其照人。40多年过去了，发生在乐陵的几件感人的事例，至今仍在我保留下来的小册子里闪闪发光。
1939年8月，日寇进攻乐陵某地时，要老百姓供出昨天在该地住过的八路军的动向，老百姓众口一词，“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竟对100多个农民施用毒刑，拷打威胁，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低头招供的。众志难摧，日本强盗被吓破了胆。
另有一次，敌人扫荡张牌家村，企图分兵三路来偷袭我们司令部的驻地。他们在途中抓到一个青年农民，强迫他带路，那位青年农民的心底是明亮的，他脑瓜一转，很快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怎么办呢？八路军是我们穷苦人的队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纵是牺牲，也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他环顾左右，兽性勃然的鬼子正用刺刀胁迫着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口水井，他灵机一动，乘鬼子不备，猛地飞跑过去，呼地跳进了井中，鬼子哇哩哇啦蜂拥而上，对着井里泛动的涟漪，呼呼叭叭打了十几枪。幸运的是井底宽于井口，而井水又不很深，那位青年农民身贴冰凉的井壁，躲开血腥的子弹，浸在水中隐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鬼子撤走后，回家的乡亲挑水时，才挽救出这位机智勇敢的青年人。
乐陵城区抗日动员委员会有位姓范的宣传干事，在工作时不幸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对他百般利诱，严刑威逼，他决不屈服，临牺牲的前夕，他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昂首阔步走上了断头台。
这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使得以武士道精神自诩的“皇军”司令也不得不摇晃着脑袋，伸出血腥的大拇指称赞“大大的中国人！”
司马迁说过，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悲壮激烈的主旋律，显示着中华儿女忠贞坚毅的浩然正气。
没有英雄的人民群众，八路军就没有用武之地。参加同乐会的同志们在这次难得的聚会里，深深体会到敌后群众所给予子弟兵的关怀和支持。在群众斗争中的风雨里回顾往事，大伙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根据肖华同志1984年9月回忆录摘录）
（四）人民战争的坚强后盾
——对在乐陵工作的片断回忆
石磊光
1947年，我在乐陵任县长。当时正是全国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乐陵县是冀鲁边区老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中心任务有三个：一是参军支前；二是土地改革；三是工农业生产。回忆起在乐陵工作的日日夜夜，其景其情，历历在目，心潮激荡，永生难忘。
1946年冬，国民党向山东大举进犯，并妄图攻过黄河。次年春，胶东荣军总校和一些其他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惠民（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又由惠民转移到乐陵。记得当时住在乐陵的有华东局一部分领导机关；鲁西、鲁中区党委领导机关；渤海第一军分区机关后勤；胶东荣军总校所辖14个荣军分校和荣军疗养院、荣军干校等20多个单位；莱芜战役撤下来的伤病员、新四军北撤的残废荣军。还有十几个设在乐陵的接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等。当时村村户户都住的满满的，甚至连牛棚、磨房也挤满了人。那时乐陵县人口约33万，管辖10个区。县、区级的党、政、军领导成员都比较坚强，具有战斗作风。对住在乐陵的人员，除了安排住房、供应吃穿、军马草料以外，更重要的是做好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组织好区、乡、村的自卫队，进行防空袭、防敌特、传送情报、送递文件、信件，提供交通工具（当时就是分派毛驴、木轮推车）等。还有请医生治病、供药、洗衣、做饭一些具体工作。当时护理伤病员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要配合后方医院，将绝大部分的伤病员分配到老百姓家里住。组织妇救会员及识字班学员，经过短期训练，负责看护伤病员。医生定期巡视检查，起居、饮食、护理全部有护理员负责。缺少消毒的药品，就用盐水代替，以农村织的土布用锅蒸了代替纱布。她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使一批批康复的军人重返前线，受到上级多次表扬。
著名爱国人士刘民生、范明枢，也转移来到乐陵。范明枢先生，已是85岁高龄，他住在城北五里岔村，县府经常派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1947年春，他患病后，我们经常去看望，并请名医诊断。同年5月，因医治无效病故。县委、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致了悼词。
对住在乐陵的部分荣军和残废军人，还有一个安家落户的任务。当时的荣军很多是上、下肢残废，多是南方人，无家可归。县委、县府除给他们安排房子和土地外，还发动妇救会，动员教育政治思想好，体格健壮，品貌端庄的女青年和荣军结婚。当时共安排了100多户，她们对荣军都很好，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有的用小车推着荣军，有的特意给荣军做可口的南方菜，使荣军们很满意。这对鼓励参军和巩固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7年2月，渤海行署一专署召开参军支前会议，会上提的口号是“全民动员，支援前线，翻山顶”。
根据专署的部署，县委、县府向全县人民发出了“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军支前”的口号，同时做了深入地宣传、组织动员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得到了全县人民的积极响应，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勇跃参军参战的高潮，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一门二英雄、一门三英雄的许多动人事迹。全县参军青年7,000多人，编成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县委、县府从全县选拔了得力干部，把这两个团里的班、排、连、营、团等所有军事干部都配备齐全。渤海军区王政委来乐陵接受新兵。4月5日，县委、县府各机关及各界群众上万人集会欢送青年参军，他们戴着大红花，有的骑上大马，满街的秧歌、高跷、狮猫、歌声、口号声、鞭炮声，为英雄们送行。街道两旁还摆满了花生、红枣、熟鸡蛋，热闹场面惊天动地。在欢送大会上县委书记晨光、军区王政委和我都出面讲了话。
7月3日，我们又开了欢送担架队上前线的大会。全县出支前担架队5,000人，挑夫15,000人、大车3,000辆。
支前工作还有大量的军粮物资、军马草料需要送到部队。米面要加工，军鞋、军袜、被褥都要做，还要站岗放哨，盘查敌特。当时男青年大量参军支前，广大妇女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县各区、乡、村党政领导机构中都有大批妇女参政。10个区就有5名妇女担任区委书记或区长。各乡、村级政权中除了妇救会，姊妹连以外，还有女乡长、女村长、女自卫队长、女民兵等。在加工军粮、军鞋、农业生产等工作中，妇女都成了主力。各村把男女老少编成组，把各项任务分配到组。牲口去拉车支前，人推磨、推碾给前方加工军粮。每天人们忙的团团转，白天忙不过来，晚上加班干。一到晚上，村村户户，屋里屋外，万家灯火。院子里铺着席，老头小孩搓麻绳，老太太纳鞋底，青年妇女做军装、被褥。有的妇女在袜底上用彩线纳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字样。人们把一批批加工好的军粮、被服，按上级要求准时送到指定的集中地点。青年妇女、老头、小孩，有的挑着，有的背着，有的用木轮小车推着，车来人往，忙忙碌碌，人们是那样高兴，那样自信，充分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
在支前工作中，乐陵每次都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记得1947年4月份的一天，全县组织了300多辆牛车，满载米、面、军衣、弹药等支前物品，运往前线，大车队刚走到小郑家村东南，两架国民党的飞机忽然飞来，冲向大车队，一阵机枪扫射，打死民工3人、牛5头。飞机飞走后，死伤人畜由地方安排处理，大车队星夜不停地赶路。国民党飞机经常到解放区轰炸，这一年中，我们的支前大车队就有3次遭到袭击，但仍按时把物品送到了前线。
除了参军支前，还有土地改革、拥军优属、镇压敌特破坏、搞好统战等工作。
当时，县委书记是晨光，副书记王欣，副县长钟正斋。
县委7名委员分工负责抓各条战线的工作，晨光抓全面，其他委员除分工的工作，并兼管各区，我分管三区、四区。每天的工作一日一联系，三日一碰头，七日开县委会，充分发挥了县委的集体领导作用。我们这些县里的负责人，整天忙的站不住脚，每晚都是熬到深夜。我把我八个月的孩子寄养在小王村一个大嫂家，两三个月去看一次，孩子有时都不认识妈妈了。当时，我们都年轻，从来不叫苦和累。
每逢回想起当时乐陵人民在各项工作中出现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心就又回到乐陵的大地，乐陵人民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太大了，可以说，乐陵人民是革命战争的坚强后盾。
1988年冬于北京
附录
一、历代修志记略
本县修志，始于明万历年间。后清顺治、乾隆年间各续修一次。光绪末年修了《乡土志》。民国时期，修过一次，但志稿散失，至今查无章迹。建国后，也修过一次，未成。
明万历志
1591年（万历十九年），知县王登庸乘“督学李公檄予为之”，于是“奉币敦礼学博”：朱宜纯、范、王惟一和潘可久四人任其事，月余完稿，计八卷，七十二目，“事该洪纤，理通皦昧……为一代之实录矣。”惜志已不存。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载有王登庸、潘可久二序。
清顺治志
1660年（顺治十七年），知县郝献明“案牍之隙，搜渔旧编，考核先乘，见日远年湮”，因主修续志。献明，上谷人，进士出身，同主胡岳立，慈水人。聘邑博学参修20人，于是“咨诹耆硕，捃摭秘笈，广采厘定，……乃五阅月，杀青以就”，约13万字，凡五册八卷。乞北平人右布政使袁一相为序，杨陛、郝献明、张鹏南，皆有序载卷首。图有《疆域图》、《城池图》等。
本志境内已无存书，1982年，县志办请准，由北京图书馆复印50部。
清乾隆志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知县王谦益见旧志“章次丛杂，日久漫漶，不可卒读”，唯恐“父老湮没，故乘残阙”，遂拟再续邑志。幸发现邑人张镠有私拟手抄志稿，便委请其弟子史尚确等“大加搜采，阅四月乃竣事”。兹对该志纂修、体例、内容等分述如下：
（一）组选得当，人力雄厚。共聘用和邀请36人，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由省督粮道裴宗锡、驿传道宫兆麟任鉴定；由武定府知府江筠、同知宁泰、贾凝吉、嵩年、葛德溥、张至学任总裁；王自任总修；县教谕赵元飙、训导刘彤任监修；请外地举人郑成中和黄士锦任纂修；分别由邑人举、贡、廪、增、监生张镠、史尚确等人任编辑，潘同善等九人任分辑，史尚朴等八人任缮写，杜百揆、王梦葱任校对，石 绘图、吴大文督梓。
（二）体例齐备，目次分明。目前有凡例11条，将设立之纲目、按语、考证、立传、正误等原则述之于前。目录分：
卷一（舆地上）：星野、沿革、疆域、川泽、城池、公署、乡都、铺递；
卷二（舆地下）：坦庙、物产、封国、古迹、坊墓；（经制志上）：户口、田赋、课税；
卷三：（经制志下）：学校、祀典、兵制、礼仪、风俗、祥异；
卷四（秩官制）：文职、武职、宦绩；卷五（选举志）：荐辟、进士、举人、贡生、武科、武秩、援例、 封、恩荫、掾辟、附寿官等；
卷六（人物志）：名贤、治行、忠节、孝友、儒林、文苑、武功、义行、隐逸、艺术、寓贤、耆寿、仙释、烈女；
卷七（艺文志上）：记、序、对、疏、揭、论；
卷八（艺文志下）：传、赞、碑、铭、考、辩、赋、诗、著作、杂记。
目后列《星野图》、《疆域图》、《郭外图》、《城池图》、《公署图》，每图后分别以篆、隶书赞。
（三）资料性强，有益考证。如《舆地志上》：列沿革表甚详；〈形胜〉引纪效《新书》“左环渤海，右控平原”，言简意赅，形势明确。《舆地志下》:<封国〉载：“厌次侯荣旗……厌次即乐陵”（汉前）; “厌次侯爰类（引）<史记年表〉……厌次即乐陵”（汉）; “富平侯张安世（引）<前汉书>……富平即乐陵”。凡此，能使后人对本境所属地理位置、疆域沿革、从属关系等，有明确概念，知道乐陵在汉代包括今阳信、惠民，晋代包括庆云、盐山高湾等部分地域。
（四）艺文丰富，文体咸备。艺文分上下两卷，列录记、传、序、诗，并特重考、辩。如张镠《鬲津考》、史尚确《杜预桥辩》等篇，能较好地纠正了记述中的谬误，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通过河道改变所历村镇，也能助后人辨认古城旧址。此外，如八景、吊古等诗，也起到了明认古迹和了解古人活动的作用。
（五）此志脱稿适逢“浙西庄胥园修郡志，甫就计偕北行，乃复遥寄京师，参释疑义，还付剞劂。”遂刻版印行。前有王谦益的《序》，后有赵元飙的《后序》，计8册，30万字。
（六）这部志书也有不少明显的缺点，如在诸多文献确认乐陵汉时置县的同时，又在《舆地下·冢墓·五里冢》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五里冢……为汉后主安乐陵。《舆郡要览》谓为汉桓帝由河间王入继大统，遵祖父墓为乐成陵。”
这段话，既不合体，又自相矛盾，且为后来对乐陵县名来历的误传制造了根据。
本志原为木版，北京、山东等图书馆有藏书；1936年宋哲元将军改铜印版；台湾携出者，改铅印版，精装为3册8卷。
清《乡土志》
1909年（清宣统元年），乐陵知县徐寿彭，东安人。时逢“振兴学校，命各州县设立学堂。学务处奏定章程，即令各州县编辑《乡土志》，为教授蒙学课本。”遂令邑举人李敏珂等7人参修，“询诸耆老，征诸载籍，按目考查，依例编撰……实者录之，伪者删之……凡两阅月，始蒇事。”计两册6卷，约6万4千余字，呈学部审定后印发。彭为序中说：“虽用意与县志不同，而考文征献则一也。……俾生斯乡者，扩其识，瀹其智，爱乡土，即以爱国家。”时当甲午战后，日本割台湾，德国租胶州，欲想图强御侮，必自进行爱国教育，此志之产生，与此背景有密切关系。
民国志
1936年，宋哲元将军出资1,600元现洋，聘请秀才张殿骝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与学者30余人，撰修新续《乐陵县志》，历时一年脱稿。未及交付印刷，“芦沟桥事变”发生。将军愤师抗战，辗转南北，志稿散失。今惜当时参修者亦皆辞世，故无从闻见此志状貌。
乐、商并县期间志稿
1960年，乐、商并县时期，县委、县人委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编修县志委员会，有20余人参加，历时半年，曾写出初稿10余万字，但未定稿成书。
以上明、清、民国至建国后，共6次修志。兹附各时代志稿、杂记部分存书于下：
明嘉靖《武定府志》
清顺治《乐陵县志》八卷（郝献明主修）
清乾隆《乐陵县志》八卷（王谦益主修）
清乾隆《山东省沿革表》（张昭潜）清宣统《乐陵县乡土志》六卷（徐寿彭主修）
《乐陵诗汇》二卷（清张镠、史尚确同辑）
《乐陵县志》草稿（1960年乐陵县编修县志委员会编写）
二、考 辨
（一）乐陵县名考略
关于乐陵县名的来历，旧志载有四说，却有三说很不确切，兹分别考辨如下：
因“阿斗墓”得名说
传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封为“安乐公”于此地，死后葬于今县治南5里（五里冢）一大高丘上。而县因此得名“乐陵县”
此说在境内盛传，历时已久。甚至清乾隆本《乐陵县志》也照录不察。
查《历代陵寝备考》载：“后主讳禅……魏军入阴山降，时景元四年癸未也。明年（264）降封安乐公，至晋武帝泰始七年（271）辛卯，薨于洛阳。”《三国志·蜀志卷一·后主刘禅》载：“景元五年……命刘禅为安乐县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安乐县……三国魏置，后封蜀后主禅为公国。……故城在今京兆顺义县西南。”《洛阳古今谈》（李建人著，民国二十五年版）载：“考：今（洛阳）城东北35里，翟家村东北，约当故洛阳城东北角，有地俗称‘阿斗城’（按：指金墉城，东汉时冷宫）者，想系后主刘禅之墓地也。”
乐陵为公元前202年（西汉高帝五年）置县，至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刘禅薨，相距477年，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域上，刘禅墓葬都与乐陵县名无关。
因“乐成陵”得名说
清顺治《乐陵县志》载：“《舆郡要览》：汉桓帝由河间（按：指今献县）入继大统，尊崇祖父（墓）为乐成陵。乐陵之得名由此始。”
此说又是因坟找县名。按：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载：“邑志引汉桓帝追尊祖父，名乐成县为乐陵者误。”《历代陵寝备考》载：“乐成陵在献县治西南，《水经注》：汉桓帝追祖父孝王开，以乐成邑奉山陵，故加陵曰乐陵。”此“乐陵”是指汉桓帝祖父之墓，本是河北省乐成县（今献县）的事，历代沿革与山东乐陵从无瓜葛。公元前202年（西汉高帝五年）置乐陵县，至147年（东汉桓帝元年），相隔350年，根本拉不到一起。
筑重合城，乐陵得名说
《元和志》载：重合“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汉置，属平原郡，今名魏王城。”重合“县北至沧州一百三十五里，本乐毅攻齐所筑。”《乐陵乡土志》载：“重合城，在大顾家庄东北隅……山东通志（载），汉置重合县，属渤海郡。”吕式斌著《今县释名》载：“乐陵，汉置，元合志（载）本燕将攻齐所筑，汉以为县。”
按：以上所载，多处失实，自相矛盾，且引起乐陵故城方位上的很多混乱。
其一，从建县时间和隶属关系来看：据《汉书，地理志上》载：乐陵、重合同为西汉高帝置县。乐陵属青州刺史部平原郡，重合属幽州刺史部渤海郡。
其二，从乐陵故城和重合故城地理位置来看：据清《山东通志》、《武定府志》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载：乐陵故城在今县东南25里大顾家东北，今名“魏王城”，而重合“故城在今县西北二十余里（漳卫新河南岸三里许）。”乐毅攻齐筑的是重合城处，而非“魏王城。”
由上所述，乐毅攻齐筑城与乐陵县名来历无任何关系，故此说不能成立。
大阜曰陵说
据清《山东通志》载：“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也。”
查乐陵境内，确大阜甚多。古代大水漫漫，“离之沼泽，迁之乔木”，择高而居，较平稳安乐。至秦汉之际，先有秦皇两世苛虐黎民，继之楚汉相争，战事连绵，民众衣食不保，流离不安。人民向往安定富足。汉刘邦南北转战而得天下，他体察下情，为保其统治地位，很需要太平。据范文斓著《中国通史简编》载：“战国时期，到处是万户大邑，经秦朝残酷的剥削与八年战争的破坏，再加大饥荒，人相食，汉初万户大邑存留不过二、三千户。”刘邦称帝后，“规定了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并采取了许多安国富民的措施，使人民得到宁静、安乐。
本邑，适在高帝律令生效之年建县，“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而命县名。这不但反映了当时的施政效果，也是反映了当时民意的好县名。
（二）《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董养性条皆有误
清纪昀所编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卷七·易类存目一》八页，对乐陵经学家董养性的生平和著作记述有误。其文曰：“考元末有董养性，字迈公，乐陵人。至正中尝官昭化令，摄剑州事。入明不仕，终于家。所著有《高闲云集》或即其人欤？是书前有自序，谓用力三十余年乃成。其说皆以朱子为宗，不容一字之出入，盖亦胡一桂、陈栎之末派也。”
臧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对董养性也有相同记述。其文曰：“董养性（元）乐陵人，字迈公。至正中尝官昭化令，摄剑州事，入明不仕。有《周易订疑》、《高闲云集》。”
经查阅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宣统《乐陵乡土志》、《董氏族谱》和实地采访，以上两书对其出生时代、官职及其著作，皆有误：董养性，不是生于元、摄剑州事、入明不仕，而是生于明而仕于清，为宁国府通判；著述虽多，独无《高闲云集》一目。其生平如下：
董养性，字迈公，乐陵县城东南三里董家村人，生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拔贡，1667年（清康熙六年）任宁国府通判。生平谮心理学，著述甚富（详见乾隆《乐陵县志》）。1671年（康熙十年）卒，享年五十有八。清顺治、乾隆《乐陵县志》、宣统《乐陵乡土志》和其后人今存《董氏族谱》皆有传。其村南二百余米处有墓，近出土有《宁国府通判董公墓志铭》一石。历历甚详。
三、乐陵潘氏存石《来禽馆真迹》
“来禽馆”是明书法家临邑邢侗的书斋名。此“来禽馆真迹”是刻其晚笔书札和集《千文》。是明兵部临邑王洽所刻，原存其“瑞露馆”中。崇祯二年，王洽被诬下狱，三年（公元1630年）瘐死，家境遂败落，其后人置石于临邑东关当铺中。后邢侗女婿乐陵史高先，赎出此石携归乐陵，遂为史氏所有。未久，又归潘氏，后又归张鹏南，嵌于其“并蒂园”壁上，因兵患，石辱于泥土，复由潘氏收藏。故临邑《邢氏家乘》、《乐陵县志》，都载此石后归“乐陵潘氏。”1973年，乐陵城关公社潘家村把石献于县，由文化馆保存，今存石32页。
四、革命回忆录
（一）乐陵县建党前后的片断回忆
贾震
一
我是荣庄（原属乐陵县）人，1929年，在内忧外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经张勋烈、孙宝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任乐陵县干部会（支部）秘书。后到农民训练班受训。该训练班的负责人有王冠英①、李鉴堂、张勋烈等。训练班的内容主要是反蒋抗日。在农训班同我最接近的几个同学中，有个叫边鸿文的，和我交谈最多。他政治上表现积极沉着，思想进步（以后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见到一份各地秘密党员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在我到农训班前后，我的高小同学王玉岭②曾和我促膝谈心，谈话涉及面广而深。当谈及内忧外患，中国走向何处去等问题时，要我多思考，并介绍了一些书籍让我学。的确，我这时接触的社会面广了，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农训班结业，到区、县农协（会）工作以后，感到茫然。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由依附蒋系的王泽钧临时负责，此人很坏，对农协（会）处处刁难。就农协（会）本身来说，现在回忆起来，尚无反共言行，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人事关系上，派系好坏明显，斗争激烈。当时，县的改组派主力在农协（会），其中以张华文、孙宝智、宋鸿勋、贾某为主；积极支持农协（会）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有高和轩（城西高家人，改组派鲁北负责人）、李海山（城东张贺郎村人，乐陵民团创建人）等人，他们周围有许多小知识分子，对一些邪门歪道，起着一定的镇慑作用。另外，以周珠甫、付刚锋、朱××为主（此派依靠国民党县党部），压制进步力量。后因高和轩被捕③，又因县法院受贿，致使一农协会员败诉。农协（会）发动全县会员，召开万人大会请愿，散发传单、标语，进行驱逐法院院长运动，结果胜利。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北平联席会议后，宣告解散改组派。自此，改组派在乐陵也就无声无息了。
我在农协（会）工作的几个月期间，在王玉岭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一些共产党的主张，逐渐有了革命的觉悟和入党要求，但还不知道他已经是个共产党员。因此，我几次和他商量，去找共产党的组织，约定分头去找，一人找到，二人一同入党，互守信约，绝对保密。
1932年2月（正月初十前后），王玉岭代表党组织到我家宣布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我：“怕不怕死？被捕后怎么办？”我回答的三句话是“不怕死、守秘密、永不叛党。”最后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达到目的了吧！要知道，我奉命观察你几年了。”的确，他在这几年中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二
乐陵县地处冀鲁边，人民群众当时深受军阀混战、外寇侵略、横征暴敛之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上这里先后经历过“义和团”、“红灯照”、“小红门”等农民革命，同时又受到平津革命④、红军节节胜利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斗争情绪如干柴引烈火，可一触即发。
1928年，北伐战争后，乐陵县在一些印刷工人、社会进步青年和学生的带动下，曾进行过砸盐店、抗捐税、反贪污等振奋人心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侵略，全国人民愤慨，乐陵的学生上街游行，进行宣传，抵制日货，连同一些民团局子的民警，也戴上“义勇军”臂章游行，反对不抵抗，反对日寇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通过宣传教育，积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建立党组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32年春夏之交，荣庄、孙七家、张兴宇家，先后建立起党支部。荣庄支部开始由我任支书，不久，高保铭任支书；张兴宇家支部张荣德任支书。王玉岭参加了荣庄支部的建立，并讲了话。同年秋，王玉岭提出，有几个支部以上就可建立县委领导机关，决定由我和孙宝智、韩国珍参加，成立中共乐陵县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
1933年春，王玉岭传达盐山中心县委的决定：乐陵县成立县委，由我任书记，孙宝智任组织委员，韩国珍任宣传委员。不久，杜步舟、邢春奎参加县委为委员，并在城关、史家坟、卢店及城东、城西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同年夏秋，盐山中心县委通知我专职向南开辟工作，由杜步舟、孙宝智负责组成新县委，杜步舟任书记。
杜步舟是小学教师，在当时所了解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表现积极勇敢，思想进步。孙宝智熟悉他，我们商议后，吸收他入了党，不久参加了县委领导。他在乐陵建党工作中，在抗日战争中，都经受住考验，作出了贡献。
这个期间，我先后去过惠民、陵县、沾化、利津等地工作。同时，中心县委通知我负责在荣庄建一所中心小学，做为党的联络点，由马贤俊、邢春奎二同志，以当教员为掩护，做党的工作。该校白天是小学，夜间办夜校。在夜校里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红军与苏维埃的消息。荣庄支部的高风山、高保铭、李振海、荣如杰等同志都是夜校的骨干分子。后该校引起县教育局的注意，两名教师被捕而停办。该校办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发展了3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
三
为了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的影响，乐陵党组织于1932年至1934年，还建立起一个“津南流动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的主要书目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河上肇著《共产主义ABC》、《为三条鱼而斗争》、伊里奇著《民主自由八小时》、《苏俄视察记》、《唯物史观》。还有鲁迅、高尔基、小林多喜二、蒋光慈、郁达夫、张资平等作家的著名小说和《世界知识》以及以后陆续出版的刊物，共约六、七十册。书刊多数由共产党员、西段村小学教员范长发保存，有一部分在小学教员和青年中流传借阅。这个流动图书馆对乐陵党组织的宣传工作，起了较大作用。
以上事实，由于时间已久，其中有的时间、地点、人物可能记不很准，谨此回忆。
1988年冬于北京
注：
①王冠英，卢店人，曾留学日本。
②王玉岭，字俊峰，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夏，受中共津南特别委员会派遣，来乐陵开辟党的工作。
③蒋系分子王泽钧将高逮捕送省。
④李大钊在北平、天津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二）黄夹镇竖红旗
杜步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党领导冀鲁边人民竖起抗日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边区抗日武装——华北抗日救国军。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抗日武装大起义，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军第六团，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
我原籍是乐陵县大孙乡杜寺村。1929年我在省立惠民四中毕业后，先后在乐陵县双李家、王寨子、杨安镇、后周、许家等村当小学教员。由于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所以在任教期间，四村八乡谁家打官司都来找我出主意，我利用这种手段广交结友，并多次同反动官府进行了斗争。我曾代表全县700多名民办教师向教育局索讨小学补助费，被我告过的有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其中，有几场官司，反动官府慑于群众的愤怒，居然惩办了地主豪绅。这样，我在群众中逐渐小有名气，在县里光知己朋友就有七、八十人。
我的这些活动自然引起了党的注意。1932年10月的一天，我应邀到了荣庄我的朋友贾振声家。马振华、还有一名姓苏的也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贾振声是中共津南特委宣传委员兼中共乐陵工委书记，马振华是特委组织委员，老苏是中共河北省委驻津南特委党代表。他们对我的斗争精神进行了赞扬，同时指出“用打官司这种手段进行斗争，动摇不了反动统治基础，经济上也容易受损失，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但是朋友还是要交下去，越多越好。”马、贾二人表示愿意介绍我入党，并问我怕不怕死？是否离得开家，舍得老婆儿女？能不能单独完成任务。我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感到眼明心亮，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我激动地表示，坚决投入党的怀抱，绝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入党后，乐陵工委改组为乐陵县委，不久，由我任县委书记。1934年，又改为乐陵中心县委，管辖乐陵、商河、惠民、阳信、无棣5个县，我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并继续向蒲台、宾县、青城等县发展。
自1932年至1937年，我任教的许家小学成了津南特委和盐山、宁津等县委的联络点。中心县委经过艰苦努力，党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我们领导群众进行了向地主抢粮、抢青、反红枣税、打盐警狗子、截白面（毒品）汽车等各种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为建立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37年3月某日，津南特委书记王奎章向我交待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乐陵县张清宇村小学教员。他说：“当前形势动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汉奸殷汝耕搞了个‘鲁东防共自治区’，日寇有进攻平津的趋势，宋哲元动摇不定，韩复渠不可能抗日。”他最后指示我“秘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进行武装斗争，可能的话，就组织一个师或旅，至少也要拉起一个营来。”于是，我便召开了中心县委会，并吸收卢店和黄夹区委书记参加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大家讨论了局势和特委的指示，决定在黄夹镇拉起一个大队（营），并在卢店、东辛店等地组织革命武装。我把这个打算向王奎章汇报后，他认为可以执行。
这个期间，上级党组织曾决定我去延安学习，后来考虑到我是本地人，人熟地理熟，在群众中有威信，经过这个时期的努力，我也已掌握了一些人和枪，如果我突然离去，对组织革命武装不利。因此，又决定王奎章去延安学习。起初，我见多年的愿望落了空，心里很着急，可转念又想，党员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便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可是我一想到王奎章要走，自己搞武装是外行，怕完不成任务。王奎章热情地鼓励我，并告诉我，特委非常关心乐陵地区建立革命武装，他走后由马振华领导这里的工作，不久上级还派干部来。
不几天，中共山东省委通知我派人到惠民四中接来军事干部周凯东。接着，省委又派赵明新送来了于文彬。周凯东是陕西丐县人，为了避免口音不对，暴露身份，我假说他是从东北来的难民，把他藏在许家村小杂货铺里，铺主刘文同是黄夹镇区委书记。于文彬是河南息县人，他是山东省委派来作领导工作的。为了安全，我将他安排在许家村的小药铺里当学徒，铺主刘秉文是党员，自任中医大夫。
三“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抓住时机迅速发动群众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以成立乡村自卫队的名义，号召群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我们的口号是：“好男儿上前线，武装保家乡！”我们主要依靠后周、许家两个村的党支部，以贫穷农民为主，尤其是依靠贫雇农作为骨干力量，也吸收小学教员和一部分民团以及靠拢我们的人参加。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动员了近50名农民子弟和30多名教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当时黄夹镇有个段局子，有19支大枪、1支短枪，但争取这股势力难度较大。我们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这个段局子的段长刘洪升带领40多人起义投靠了我们。许家村有个唱戏的，叫栾义发，是我发展的党员，他坚决要求送独子栾日红加入队伍。我起初不肯答应，栾义发一定要我收下，我说：“当共产党的兵一生是二士，活着是战士，死了是烈士，可要有决心啊！”栾日红说：“老师放心吧，红旗指到哪，我就打到哪。”几天后，栾义发又把他的两个外甥大林、二林也送到我们队伍里来。由于我们深入发动群众，党员带头，周围很多村庄的青年纷纷前来报名。这样，自卫队就成立起来了，当时我任自卫队指导员，周凯东任军事教员兼队长。他耐心地教队员们射击、刺杀、队列，夜行军等军事科目。
队伍拉起来后，最重要的是武器不足，当时100多人的队伍，仅有20多条枪，经过和于文彬等领导研究，决定发动群众造一部分土枪和大刀。当时许家村有个张铁匠，后周有个周铁匠，我去找他们商量，他二人满口答应。打制土武器，还需买铁，计划土枪、大刀各打50件，至少需要300元，于是我便发动党员讨论，大家齐声表示，没钱买铁，大家来凑。那时党员交党费每人每月一个大子（铜板）。于是每人交1元，共凑了100多元，但钱还不够，我便利用民间“请会”的习俗，又筹集了300多元。有了钱买来了铁，周师傅和张师傅分别带领三、四个徒弟，各安一盘红炉，昼夜苦战近两个月，胜利完成了任务。土枪打成后，我们又请了个姓陈的炉匠，用火药和铅制造了一批“电光子儿”（土枪子弹）。
人有了、刀有了，枪和子弹也有了。我们向上级党委和救国军领导汇报后，决定正式举行武装起义。1937年古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我们在黄夹镇竖起了华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的大旗，旗上书有“好男儿上前线，誓死不当亡国奴”13个大字。我任团长，周凯东任副团长，乐陵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张墨仙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队伍共150多人，有步枪60多支，土枪50多支，大刀50把。
四
我救国军第六团建立后，决定打出乐陵县到新区扩大武装力量。1937年11月，我们收缴了庆云县的伪警备队22支枪，在阳信县姚千家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又得到了10多支枪。短时间内，我们又先后成立了二营、三营，并建立了团政治部，我六团已发展为360余人、拥有300多支钢枪的一支抗日武装。之后，又转移到盐山县孟家店一带，配合马振华所率部队与敌周旋。日寇从沧州调来伪满州自治联军挺进师（师长刘佩忱），号称3,000人，进驻盐山县城东南五堡一带，妄图扑灭我边区燃烧起来的抗日烽火。我救国军以六团和特务团为主力，趁其立脚未稳，采用“小刀子”战术，对其进行了突然袭击。此次战斗活捉日军参谋和顾问4人、毙伤日伪军200余人，我军死伤7人。
1937年12月，边区党委为加强对救国军的领导，将各部队编为三路，同时决定接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三十一抗日游击支队的编制番号，并以这个番号对付地方实力派。我六团被编为第三路军，我任指挥，周凯东任副指挥，张墨仙任政治处主任。
1937年12月底，我救国军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争取地方实力派一道抗日，决定攻打盐山县城。当时盐山城内有日军100余人，伪满州汉奸队500多人。我攻城部队300多人，从东、西、南三面秘密包围县城，并挑选了优秀射手20多人，组成手枪队，化装成老百姓混入城内，乘机打开城门，我率军从东门进城，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措手不及，弃城溃逃。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0多名，全歼伪军5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卡车2辆。我军占领县城后，正值1938年元旦，我们开仓放粮，分给贫苦居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并给我们送来大批慰问品，各个地方的实力派，也主动请求收编。
1938年春，我军又乘胜打败了伪刘芳庭部1,000余人的进攻。之后，救国军遵照上级指示，各路部队分别到各地开辟新区。在短短两三个月内，连克庆云、无棣、乐陵、宁津、新海（黄骅）等县城，并在东光、南皮、沧县、阳信等县伺机杀敌。我三路军已壮大到600多人，武器装备也焕然一新。我军声威大振，伪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五
1938年5月，中央派一一五师一部组成的第五支队及一二九师一部组成的津浦支队增援冀鲁边区。同年7月，曾国华来到乐陵，9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又根据中央指示抵达乐陵，经上级批准，成立了冀鲁边抗日军政委员会，并将这部八路军同边区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建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委，统一了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明确提出了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方针。我边区起义部队被编为第六支队，辖三个团，第三路军被编为六支队八团三营，我任营长，关星甫任政治教导员。
由于我部党员较多，文化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肖华先后从我部抽调党政、军事干部各50名，学生兵40名，经过短期训练，分别充实到其他部队任基层领导，并有很多同志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或县长。另外，上级还责成我给泰山支队、乐陵县支队各配备了30多名干部。我三营为边区党、政、军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9年深冬，肖华率大部队离开乐陵，决定我六支队在周冠武领导下，坚持边区斗争，当时我三营仍保留4个连的骨架，共400多人。1940年初，我们本着积极防御，“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开辟“商（河）、济（阳）、惠（民）”，并改称延安支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给日伪军和国民党刘景良部以沉重的打击。我部又发展到了1,000多人。这支部队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在边区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0年过去了，今天我军已发展成拥有几百万人的现代化的军队。抚今思昔，不禁感概万端，让我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为建设一支更加强大的人民军队，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业而英勇奋斗。
1988年冬于济南
（三）敌后过新年
肖华
革命生活，风风雨雨，波澜壮阔，在沧桑经历中总有一些印象深刻、激动心怀的往事。会象闪光的珍珠一样，永留在记忆的长河里。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一一五师一部奉命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于1938年秋，从山西经鲁西北，于9月到达冀鲁边区的中心乐陵县城。经过一年多的浴血苦战，我们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隐隐不断的炮火中，为迎接新年新岁，我们举行了“同乐会”——苦中有乐。这是同志们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从炮火硝烟中奋斗得来的快乐。
同乐会上，来自各个战场的战友欢聚一堂，大伙以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总结了挺进纵队到冀鲁边以来的成绩和战果。
在我当时保留下来的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仓促中记录下来的数字如今仍历历在目。计：击毙日寇1,923名；击毙伪军3,845名；俘获伪军1,368名（内有军官95名）；破敌铁道18次；抬回铁轨61条；伏击火车头及列车12辆；扒电杆598根；剪收电线366里；缴获步枪、马枪2,193支、驳壳枪173支、手枪133支、轻机枪21挺……。其他武器，军用品，包括汽车、电台、洋马、大衣、毯子等逐条逐项，均有详尽记载。
丰硕的胜利果实，是战友们的鲜血和意志的结晶。英勇的战士们为了祖国的生存和民族的解放，为了收复失地，一来冀鲁边这块土地上，就象汹涌澎湃的渤海浪潮似地怒吼着、咆哮着冲击敌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冀鲁边是一块具有光荣传统的土地。在我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军队自津浦线节节南退，这地方曾一度沦陷，土匪汉奸蜂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当地的共产党员崔月楠、李之英、杜步舟及其他由天津等地流亡回来的一些同志，便抱定了誓与家乡共存亡的决心，挺身而起，奔走号呼，组织了抗日救国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使乌云笼罩的冀鲁边流露出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们挺进纵队来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全面抗战的局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战士与当地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
在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广大劳动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火花尤其照人。40多年过去了，发生在乐陵的几件感人的事例，至今仍在我保留下来的小册子里闪闪发光。
1939年8月，日寇进攻乐陵某地时，要老百姓供出昨天在该地住过的八路军的动向，老百姓众口一词，“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竟对100多个农民施用毒刑，拷打威胁，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低头招供的。众志难摧，日本强盗被吓破了胆。
另有一次，敌人扫荡张牌家村，企图分兵三路来偷袭我们司令部的驻地。他们在途中抓到一个青年农民，强迫他带路，那位青年农民的心底是明亮的，他脑瓜一转，很快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怎么办呢？八路军是我们穷苦人的队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纵是牺牲，也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他环顾左右，兽性勃然的鬼子正用刺刀胁迫着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口水井，他灵机一动，乘鬼子不备，猛地飞跑过去，呼地跳进了井中，鬼子哇哩哇啦蜂拥而上，对着井里泛动的涟漪，呼呼叭叭打了十几枪。幸运的是井底宽于井口，而井水又不很深，那位青年农民身贴冰凉的井壁，躲开血腥的子弹，浸在水中隐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鬼子撤走后，回家的乡亲挑水时，才挽救出这位机智勇敢的青年人。
乐陵城区抗日动员委员会有位姓范的宣传干事，在工作时不幸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对他百般利诱，严刑威逼，他决不屈服，临牺牲的前夕，他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昂首阔步走上了断头台。
这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使得以武士道精神自诩的“皇军”司令也不得不摇晃着脑袋，伸出血腥的大拇指称赞“大大的中国人！”
司马迁说过，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悲壮激烈的主旋律，显示着中华儿女忠贞坚毅的浩然正气。
没有英雄的人民群众，八路军就没有用武之地。参加同乐会的同志们在这次难得的聚会里，深深体会到敌后群众所给予子弟兵的关怀和支持。在群众斗争中的风雨里回顾往事，大伙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根据肖华同志1984年9月回忆录摘录）
（四）人民战争的坚强后盾
——对在乐陵工作的片断回忆
石磊光
1947年，我在乐陵任县长。当时正是全国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乐陵县是冀鲁边区老根据地的中心，当时的中心任务有三个：一是参军支前；二是土地改革；三是工农业生产。回忆起在乐陵工作的日日夜夜，其景其情，历历在目，心潮激荡，永生难忘。
1946年冬，国民党向山东大举进犯，并妄图攻过黄河。次年春，胶东荣军总校和一些其他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惠民（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又由惠民转移到乐陵。记得当时住在乐陵的有华东局一部分领导机关；鲁西、鲁中区党委领导机关；渤海第一军分区机关后勤；胶东荣军总校所辖14个荣军分校和荣军疗养院、荣军干校等20多个单位；莱芜战役撤下来的伤病员、新四军北撤的残废荣军。还有十几个设在乐陵的接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等。当时村村户户都住的满满的，甚至连牛棚、磨房也挤满了人。那时乐陵县人口约33万，管辖10个区。县、区级的党、政、军领导成员都比较坚强，具有战斗作风。对住在乐陵的人员，除了安排住房、供应吃穿、军马草料以外，更重要的是做好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组织好区、乡、村的自卫队，进行防空袭、防敌特、传送情报、送递文件、信件，提供交通工具（当时就是分派毛驴、木轮推车）等。还有请医生治病、供药、洗衣、做饭一些具体工作。当时护理伤病员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要配合后方医院，将绝大部分的伤病员分配到老百姓家里住。组织妇救会员及识字班学员，经过短期训练，负责看护伤病员。医生定期巡视检查，起居、饮食、护理全部有护理员负责。缺少消毒的药品，就用盐水代替，以农村织的土布用锅蒸了代替纱布。她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使一批批康复的军人重返前线，受到上级多次表扬。
著名爱国人士刘民生、范明枢，也转移来到乐陵。范明枢先生，已是85岁高龄，他住在城北五里岔村，县府经常派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1947年春，他患病后，我们经常去看望，并请名医诊断。同年5月，因医治无效病故。县委、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致了悼词。
对住在乐陵的部分荣军和残废军人，还有一个安家落户的任务。当时的荣军很多是上、下肢残废，多是南方人，无家可归。县委、县府除给他们安排房子和土地外，还发动妇救会，动员教育政治思想好，体格健壮，品貌端庄的女青年和荣军结婚。当时共安排了100多户，她们对荣军都很好，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有的用小车推着荣军，有的特意给荣军做可口的南方菜，使荣军们很满意。这对鼓励参军和巩固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7年2月，渤海行署一专署召开参军支前会议，会上提的口号是“全民动员，支援前线，翻山顶”。
根据专署的部署，县委、县府向全县人民发出了“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军支前”的口号，同时做了深入地宣传、组织动员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得到了全县人民的积极响应，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勇跃参军参战的高潮，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一门二英雄、一门三英雄的许多动人事迹。全县参军青年7,000多人，编成了两个团的正规军，县委、县府从全县选拔了得力干部，把这两个团里的班、排、连、营、团等所有军事干部都配备齐全。渤海军区王政委来乐陵接受新兵。4月5日，县委、县府各机关及各界群众上万人集会欢送青年参军，他们戴着大红花，有的骑上大马，满街的秧歌、高跷、狮猫、歌声、口号声、鞭炮声，为英雄们送行。街道两旁还摆满了花生、红枣、熟鸡蛋，热闹场面惊天动地。在欢送大会上县委书记晨光、军区王政委和我都出面讲了话。
7月3日，我们又开了欢送担架队上前线的大会。全县出支前担架队5,000人，挑夫15,000人、大车3,000辆。
支前工作还有大量的军粮物资、军马草料需要送到部队。米面要加工，军鞋、军袜、被褥都要做，还要站岗放哨，盘查敌特。当时男青年大量参军支前，广大妇女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县各区、乡、村党政领导机构中都有大批妇女参政。10个区就有5名妇女担任区委书记或区长。各乡、村级政权中除了妇救会，姊妹连以外，还有女乡长、女村长、女自卫队长、女民兵等。在加工军粮、军鞋、农业生产等工作中，妇女都成了主力。各村把男女老少编成组，把各项任务分配到组。牲口去拉车支前，人推磨、推碾给前方加工军粮。每天人们忙的团团转，白天忙不过来，晚上加班干。一到晚上，村村户户，屋里屋外，万家灯火。院子里铺着席，老头小孩搓麻绳，老太太纳鞋底，青年妇女做军装、被褥。有的妇女在袜底上用彩线纳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字样。人们把一批批加工好的军粮、被服，按上级要求准时送到指定的集中地点。青年妇女、老头、小孩，有的挑着，有的背着，有的用木轮小车推着，车来人往，忙忙碌碌，人们是那样高兴，那样自信，充分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
在支前工作中，乐陵每次都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记得1947年4月份的一天，全县组织了300多辆牛车，满载米、面、军衣、弹药等支前物品，运往前线，大车队刚走到小郑家村东南，两架国民党的飞机忽然飞来，冲向大车队，一阵机枪扫射，打死民工3人、牛5头。飞机飞走后，死伤人畜由地方安排处理，大车队星夜不停地赶路。国民党飞机经常到解放区轰炸，这一年中，我们的支前大车队就有3次遭到袭击，但仍按时把物品送到了前线。
除了参军支前，还有土地改革、拥军优属、镇压敌特破坏、搞好统战等工作。
当时，县委书记是晨光，副书记王欣，副县长钟正斋。
县委7名委员分工负责抓各条战线的工作，晨光抓全面，其他委员除分工的工作，并兼管各区，我分管三区、四区。每天的工作一日一联系，三日一碰头，七日开县委会，充分发挥了县委的集体领导作用。我们这些县里的负责人，整天忙的站不住脚，每晚都是熬到深夜。我把我八个月的孩子寄养在小王村一个大嫂家，两三个月去看一次，孩子有时都不认识妈妈了。当时，我们都年轻，从来不叫苦和累。
每逢回想起当时乐陵人民在各项工作中出现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心就又回到乐陵的大地，乐陵人民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太大了，可以说，乐陵人民是革命战争的坚强后盾。
1988年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