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枣树生产的领导，对枣的产、供、销政策做了具体规定，促进了枣树生产的发展。土地改革时，树随地走，“确权发证”。农业合作化时，枣树合理折价，分期兑现。因有少数村（队），折价偏低，不能按期兑现，致使1956年至1957年曾出现偷伐和折枝现象。自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国家把枣列为统一收购的二类物资，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实行生产、收购一齐管。对有困难的村，予付定金，扶持生产。收购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优质优价，并实行奖售政策。在1961年至1963年工业品紧张时期，按售枣总金额30%奖售给工业品。至1966年为鼓励农民多栽枣树，经省、地批准，对繁育枣苗土地，免征农业税，由用苗单位，按一、二、三级树苗付款。每培育1株枣树苗由县奖售粮食2、3、4两，还优先供应适量煤炭。这些政策，对枣粮间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文革”中把上述政策作为物质刺激批判，致使枣树生产停滞不前。1977年上述政策得以恢复，又实行了每交售100斤干枣，奖售给小麦30斤或尿素40斤，调动了枣农向国家交售好枣的积极性。同时，总结推广了“五定一奖”（即：定人员、定任务、定投资、定质量、定报酬和超产奖）的政策，在枣价方面，鉴于收购价格偏低，枣农惜售，国家将一级枣的价格由原来每斤3角5分，上调为每斤5角。并在继续实行奖售的同时，对外加工枣实行加价（即每斤枣增加2角左右的分级挑选费），维护了枣农的利益，从而调动了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普遍实行了“地随树走”，树上树下一齐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中共乐陵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4月下达了《关于加速发展枣树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原来的承包期延长到30年以上。规定了一些具体政策，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形成种植枣树热潮。同时国家将枣列为三类物资，不再实行奖售，而提高了枣的价格，将一级枣的议购价格，提到8角至1元以上。使小枣生产、加工出现了新局面。
第二节 解放后的产、供、销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枣树生产的领导，对枣的产、供、销政策做了具体规定，促进了枣树生产的发展。土地改革时，树随地走，“确权发证”。农业合作化时，枣树合理折价，分期兑现。因有少数村（队），折价偏低，不能按期兑现，致使1956年至1957年曾出现偷伐和折枝现象。自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国家把枣列为统一收购的二类物资，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实行生产、收购一齐管。对有困难的村，予付定金，扶持生产。收购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优质优价，并实行奖售政策。在1961年至1963年工业品紧张时期，按售枣总金额30%奖售给工业品。至1966年为鼓励农民多栽枣树，经省、地批准，对繁育枣苗土地，免征农业税，由用苗单位，按一、二、三级树苗付款。每培育1株枣树苗由县奖售粮食2、3、4两，还优先供应适量煤炭。这些政策，对枣粮间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文革”中把上述政策作为物质刺激批判，致使枣树生产停滞不前。1977年上述政策得以恢复，又实行了每交售100斤干枣，奖售给小麦30斤或尿素40斤，调动了枣农向国家交售好枣的积极性。同时，总结推广了“五定一奖”（即：定人员、定任务、定投资、定质量、定报酬和超产奖）的政策，在枣价方面，鉴于收购价格偏低，枣农惜售，国家将一级枣的价格由原来每斤3角5分，上调为每斤5角。并在继续实行奖售的同时，对外加工枣实行加价（即每斤枣增加2角左右的分级挑选费），维护了枣农的利益，从而调动了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普遍实行了“地随树走”，树上树下一齐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中共乐陵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4月下达了《关于加速发展枣树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原来的承包期延长到30年以上。规定了一些具体政策，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形成种植枣树热潮。同时国家将枣列为三类物资，不再实行奖售，而提高了枣的价格，将一级枣的议购价格，提到8角至1元以上。使小枣生产、加工出现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