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陵小枣的发展，与每个时期的政策有着直接关系。明洪武年间曾下诏书：“栽种枣、果，不论多少，均无赋税”。清初沿用明制，清末虽赋税繁杂，但对枣亦无加赋税之记载。这是两代小枣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之一。1930年（民国19年）县政府利用包税商征收“红税”（即红枣税），规定按售枣数量，每斤征收2至3分“红税”，引起广大枣农的义愤。在当时“县农民协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派代表去省政府申诉，省政府不理，代表返乐后，在几个重要集镇开展了抗“红税”斗争，直到砸了“税桌子”，赶走“税狗子”，取得了抗“红税”斗争的胜利。这个期间，枣的购销是由县内外枣商在集市“坐庄”收购，运销泊镇、天津、济南，转运上海、宁波和东北各省、市，并远销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收购价格按1斤干枣与2斤小麦比价，1斤无核小枣与1斤上等糕点比价。抗日战争暴发后，枣价下跌，每市担小枣10元左右。
第一节 解放前的“红税”和购、销
乐陵小枣的发展，与每个时期的政策有着直接关系。明洪武年间曾下诏书：“栽种枣、果，不论多少，均无赋税”。清初沿用明制，清末虽赋税繁杂，但对枣亦无加赋税之记载。这是两代小枣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之一。1930年（民国19年）县政府利用包税商征收“红税”（即红枣税），规定按售枣数量，每斤征收2至3分“红税”，引起广大枣农的义愤。在当时“县农民协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派代表去省政府申诉，省政府不理，代表返乐后，在几个重要集镇开展了抗“红税”斗争，直到砸了“税桌子”，赶走“税狗子”，取得了抗“红税”斗争的胜利。这个期间，枣的购销是由县内外枣商在集市“坐庄”收购，运销泊镇、天津、济南，转运上海、宁波和东北各省、市，并远销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收购价格按1斤干枣与2斤小麦比价，1斤无核小枣与1斤上等糕点比价。抗日战争暴发后，枣价下跌，每市担小枣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