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辑五（1900-1939）
王辑五，又名王元瑞，1900年生于九户乡杜家一个贫农家庭。少年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遂到钱庄当童工，倍受虐待，年余回家。1918年春，与同学林文崇离家去南京，欲投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报效国家，因人地生疏，囊空而归。1920年后，王辑五两次东渡日本，先在名古屋市打零工糊口，后经营中国服装，兼卖首饰玉玩。略有积蓄，便买书自学。除学习哲学、经济学、历史、医学、天文学，还坚持学习日文和英文，常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勉。他性格豪放，胸有大志，社交广泛，被推为名古屋市驻日华侨国民党常务委员。1929年，日本大肆鼓动侵华，王辑五在名古屋侨胞中积极宣传爱国思想，组织华侨委员会、共助会、共济食堂等，并任共助会会长。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多次与日方政府交涉，行动受到日警监视。他毫不退缩，激励华桥团结斗争，以求生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1932年春，他毅然回国。翌年，在九户南街开设“志成书社”，取“保国卫民，有志者事竟成”之意，出售进步书刊，促进国民教育，组织演出救国新剧，书写“抵御外侮”、“抵制日货”等标语，激励抗日精神。后根据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将“志成书社”改为“醒民文化社”。
1937年底，齐东县城沦陷，王辑五组织二、三十人，搜集步枪30余只，带队登上长白山。面对逃难的人群，心中悲愤交集，用石子摆成“誓死抗倭，还我河山”八个大字，以铭抗日之志。1938年9月，抗日队伍发展到200余人，在他的带领下，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直属第三营。后改为齐东独立营，任营长。他带兵严谨，不吸烟，不饮酒，经常深夜研读《孙子兵法》，坚持写日记。常以“醒民文化社”收入充做军饷，甚或变卖家产，向朋友借贷，以补军费不足。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在刘家井、车家庄、陶唐口、青城野鸡庄、端家庄、小郑家等地，与日伪进行多次殊死战斗。1939年，王辑五奉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命令，带独立营回九户，争取各界力量，扩大抗日影响。农历九月十一日，盘据齐东二区的国民党团长郭尚会派人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抗日，邀他到沙里庄协商联合，为团结抗日，他决意不避风险前往。事先虽经缜密安排，终遭郭尚会埋伏暗算，壮烈牺牲，年仅39岁。群众为其送挽联“耿廉节义，永为人范”。
王辑五，又名王元瑞，1900年生于九户乡杜家一个贫农家庭。少年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遂到钱庄当童工，倍受虐待，年余回家。1918年春，与同学林文崇离家去南京，欲投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军，报效国家，因人地生疏，囊空而归。1920年后，王辑五两次东渡日本，先在名古屋市打零工糊口，后经营中国服装，兼卖首饰玉玩。略有积蓄，便买书自学。除学习哲学、经济学、历史、医学、天文学，还坚持学习日文和英文，常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勉。他性格豪放，胸有大志，社交广泛，被推为名古屋市驻日华侨国民党常务委员。1929年，日本大肆鼓动侵华，王辑五在名古屋侨胞中积极宣传爱国思想，组织华侨委员会、共助会、共济食堂等，并任共助会会长。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多次与日方政府交涉，行动受到日警监视。他毫不退缩，激励华桥团结斗争，以求生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1932年春，他毅然回国。翌年，在九户南街开设“志成书社”，取“保国卫民，有志者事竟成”之意，出售进步书刊，促进国民教育，组织演出救国新剧，书写“抵御外侮”、“抵制日货”等标语，激励抗日精神。后根据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将“志成书社”改为“醒民文化社”。
1937年底，齐东县城沦陷，王辑五组织二、三十人，搜集步枪30余只，带队登上长白山。面对逃难的人群，心中悲愤交集，用石子摆成“誓死抗倭，还我河山”八个大字，以铭抗日之志。1938年9月，抗日队伍发展到200余人，在他的带领下，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直属第三营。后改为齐东独立营，任营长。他带兵严谨，不吸烟，不饮酒，经常深夜研读《孙子兵法》，坚持写日记。常以“醒民文化社”收入充做军饷，甚或变卖家产，向朋友借贷，以补军费不足。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在刘家井、车家庄、陶唐口、青城野鸡庄、端家庄、小郑家等地，与日伪进行多次殊死战斗。1939年，王辑五奉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命令，带独立营回九户，争取各界力量，扩大抗日影响。农历九月十一日，盘据齐东二区的国民党团长郭尚会派人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抗日，邀他到沙里庄协商联合，为团结抗日，他决意不避风险前往。事先虽经缜密安排，终遭郭尚会埋伏暗算，壮烈牺牲，年仅39岁。群众为其送挽联“耿廉节义，永为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