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12日，响应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邹平县建立第一个人民公社——黄山人民公社。至9月15日，全县1镇20个乡全部建立人民公社。起初，按乡顺序定名为红旗第××人民公社，旋即改为以驻地命名。11月调整为21处人民公社。1959年11月，又调整为18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原高级社基础上合并、联合组成，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公社的领导机构为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区，管理区下辖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村高级社规模)、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为直接生产单位。
由于在短时间内农村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管理体制出现很大混乱。特别是在“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左”的口号鼓动下，取消原来的高级社集体所有制，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引起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出现了“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师”、“大搞卫星田”“大搞技术革命”等也狂热地搞起来。号称“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一切人力、物力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一些生产建设工程打破了社界、县界，生产队完全丧失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一切由公社统一调配。大办民兵师打乱了生产队的建制，公社建团，大队建营，生产队建连，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立集体食堂，粮食实行“供应制”，吃饭不要钱。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造成“窝工”、“怠工”现象，打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从理论上纠正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1959年3月，中央郑州会议又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社方针，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规模恢复到原来高级社的状况，开始纠正“五风”的影响，稳定群众情绪。
1960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清理退赔无偿占用的社队及个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部分实行以自然村为主的生产大队核算，全县分为524个核算单位。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又提出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给生产队以更大的自主权，全县核算单位调整为4434个。.调整后的生产队规模小者20-30户，大者50-60户。9月，《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发表后，县内公社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又进行较大调整，除极少数办得较好的大队和较小自然村的“筒子队”仍实行大队核算外，其余全部实行生产小队核算。生产队实行“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制度，劳动上采取“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计酬”的“四小管理”办法，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1965年，全县大部分社队的生产和生活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水平。
人民公社采取夏、秋预分，年终决算的分配制度，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社员分配一般按“人七劳三”比例，个别按“人五劳五”比例。由于农村长期延续下来的平均主义影响，一些生产队按人分配实物过多，致使欠款户增多，集体经济入不敷出，劳力多劳不能多得，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县上下艰苦创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运动脱离实际，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自留地，取销定额管理，大批“唯生产力论”，照搬套用大寨的“评工记分法”，自报公议、评工记分和政治工分流行。大寨的一级核算模式也在大部分大队照搬套用，少数生产队搞并队合队，大搞“穷过渡”，一度给生产带来损失。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从实际出发，治山改土，兴修水利，农业生产仍有缓慢发展。
1975年，县府提出“奋战两年，实现大寨县”的奋斗目标，在“大批（判）促大干”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影响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出1978年实现“大寨县”，1980年实现“高标准大寨县”。到1978年，不但没有实现所定目标，反而使全县37.7%的社队没有现金分配，32.6%的社员欠款，有的社队人均3-4亩土地还靠国家供应口粮。
第四节 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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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8月12日，响应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邹平县建立第一个人民公社——黄山人民公社。至9月15日，全县1镇20个乡全部建立人民公社。起初，按乡顺序定名为红旗第××人民公社，旋即改为以驻地命名。11月调整为21处人民公社。1959年11月，又调整为18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原高级社基础上合并、联合组成，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公社的领导机构为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区，管理区下辖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村高级社规模)、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为直接生产单位。
由于在短时间内农村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管理体制出现很大混乱。特别是在“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左”的口号鼓动下，取消原来的高级社集体所有制，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引起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出现了“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师”、“大搞卫星田”“大搞技术革命”等也狂热地搞起来。号称“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一切人力、物力无偿地从生产队抽调，一些生产建设工程打破了社界、县界，生产队完全丧失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一切由公社统一调配。大办民兵师打乱了生产队的建制，公社建团，大队建营，生产队建连，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立集体食堂，粮食实行“供应制”，吃饭不要钱。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造成“窝工”、“怠工”现象，打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从理论上纠正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1959年3月，中央郑州会议又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社方针，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规模恢复到原来高级社的状况，开始纠正“五风”的影响，稳定群众情绪。
1960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清理退赔无偿占用的社队及个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部分实行以自然村为主的生产大队核算，全县分为524个核算单位。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又提出核算单位进一步下放，给生产队以更大的自主权，全县核算单位调整为4434个。.调整后的生产队规模小者20-30户，大者50-60户。9月，《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发表后，县内公社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又进行较大调整，除极少数办得较好的大队和较小自然村的“筒子队”仍实行大队核算外，其余全部实行生产小队核算。生产队实行“计划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制度，劳动上采取“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包工、小段计酬”的“四小管理”办法，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1965年，全县大部分社队的生产和生活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水平。
人民公社采取夏、秋预分，年终决算的分配制度，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社员分配一般按“人七劳三”比例，个别按“人五劳五”比例。由于农村长期延续下来的平均主义影响，一些生产队按人分配实物过多，致使欠款户增多，集体经济入不敷出，劳力多劳不能多得，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县上下艰苦创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运动脱离实际，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自留地，取销定额管理，大批“唯生产力论”，照搬套用大寨的“评工记分法”，自报公议、评工记分和政治工分流行。大寨的一级核算模式也在大部分大队照搬套用，少数生产队搞并队合队，大搞“穷过渡”，一度给生产带来损失。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从实际出发，治山改土，兴修水利，农业生产仍有缓慢发展。
1975年，县府提出“奋战两年，实现大寨县”的奋斗目标，在“大批（判）促大干”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影响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出1978年实现“大寨县”，1980年实现“高标准大寨县”。到1978年，不但没有实现所定目标，反而使全县37.7%的社队没有现金分配，32.6%的社员欠款，有的社队人均3-4亩土地还靠国家供应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