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苇子河”会议后，邹、长地区的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自卫团，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至年底，杨家峪、大马略、孟王、爱贤、东西杜、朱刘二套、东西直一带村庄都先后建立了党组织。1939年初，首先在八路军控制的旧口、释家套、东言礼、西言礼、苏家庄、朱家套、孙段二庄等村组建第一个抗日自卫团——邹长边区自卫团。此后，相继以焦桥、三元、牛家庄为中心组建长山县五、六边区一团。以苑城、夏寨、姚孙庄一带为中心建立长山县五、六边区二团。又先后成立了长桓边区自卫团，邹、长、齐、桓边区自卫团，人数达到5000余人。在这些初步形成的根据地控制区内，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一切为了抗日。站岗放哨，除汉奸，打日军，村村自卫。妇女们为部队做军鞋，送粮食送慰问品，青年人积极参军参战。仅长山八区的大小马峪、上下回、东西峪等村，参加抗日队伍者达四、五百人，为国捐躯者130余人。孙家峪孙荣太老人，亲自送出三个儿子参加八路军。青阳东窝陀村一次组建一个连队，赵绍九一家，叔侄五人参加抗日队伍，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刘家桥村仅有72户人家，就有36人参加八路军。1939年6月，刘井战斗中，人民群众冒着炮火抢运伤病员，为八路军战士烧水做饭，运送弹药。农民梁启肃、刘振秀等带领村民使用8门土炮和36杆抬枪参加战斗。铁砂子用完了，就砸了自己的铁锅、铁犁充当炮弹。刘振秀的胳膊被炸断，岳母被敌人打死，也坚持不下火线。许多群众不顾自己房屋中炮起火，仍坚持战斗。军民英勇反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取得了毙伤日军井口司令以下七、八百人的战绩。
1939年下半年，清河区的日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经常派出部队袭击抗日武装，破坏地方党组织。8月，邹长中心县委妇委会书记刘洁民在西杜村召开妇女干部会议，被敌人包围，西杜村妇救会长机智地让她躺在床上装生病，其他妇女则为她洗衣熬药，并用大红纸染成血水迷惑日军，巧妙地躲过了日军的搜查，使刘洁民安全脱险。12月，邹长县大队的20余名战士夜宿姚孙庄，驻焦桥日军包围了村子，将村民都赶到广场，男女分为两边，让妇女领自己的男人回家，企图找出藏在群众中的八路军战士。在全村妇女的帮助下，20多名战士全部被领走，使敌人扑了空。在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掩护配合下，抗日队伍如鱼得水，神出鬼没的打击敌人。
1941年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进攻和“扫荡”，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地的区域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恶化。过去打着抗日招牌的国民党顽固派，纷纷投降日本侵略军。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八路军与地方武装，与日伪军展开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长山八区24个山区村庄的调查，群众被杀400余人，被抓走600余人，大都没有音信。牲口、粮食、衣物被抢走，房屋被烧毁不计其数。
1941年3月，日伪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反共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军事上频繁地进行反复“扫荡”、“清乡”，组织特务活动，捕杀抗日干部，广修封锁沟、碉堡、据点，分割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针对这一严重形势，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特务队、敌工队，专门打击投敌日伪汉奸的破坏活动。焦桥区在一个月内就处决敌伪汉奸21人。利用敌伪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开展“红、黑点”活动，分化瓦解敌伪军。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开展“灯下黑”活动。发行流通辅币，对抗敌人的经济侵略。三旅二团三营进驻长山八区后，组织地方武装，训练抗日自卫团，袭扰敌人，先后攻克敌据点13处，粉碎了敌人封锁根据地的阴谋。
1941年6月，日伪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卷九军事化运动”。利用“分区围剿”、“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战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连续合击，妄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邹、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坚持山区斗争的同时，改造平原地形，发动群众大挖抗日沟（宽1米，深2米)，使之沟沟相连，以利隐蔽作战。清河地区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分散活动，适当集中，利用抗日沟，保存力量，机动歼灭敌人。同时组织群众在敌人“扫荡”前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抗日武装在反“扫荡”中，焚毁苏家庄、礼参店两据点，攻克东范敌伪老巢，两次攻克长山城，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恢复了被破坏的党组织，整顿了抗日政权和抗日团体。
1941年11月，日本侵略军又开始推行以掠夺战和“三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将“清西”划为经济特区，印发假北海币，倾销法币，盗买清河区物资，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小清河南岸，每隔3-5里即修一碉堡，中间挖封锁沟，实行“囚笼”政策。邹、长县委和抗日民
主政府号召根据地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节衣缩食，同时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展生产，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为保持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抗日部队则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根据地内，抗日部队就打到敌占区去，坚持边沿区的斗争。
1942年3月，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小清河以南的根据地除长白山区外，大部被敌人“蚕食”，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敌人为了隔断小清河南北的联系，从邹平经苑城到桓台、广饶挖了一条宽、深各4.5米的封锁沟。在长白山区垒筑封锁墙，挖封锁沟，围山安设据点。县委领导根据地人民坚持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部队转入敌后，进行大破袭，拔除山区敌伪据点。6月，趁敌人“扫荡”长白山区。邹长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奇袭桓台城，张官庄伏击日军，刘家套反抢粮，袭击周村火车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为了保卫秋收，清河军区组织保卫秋收工作团，发动根据地群众采取快收快打、快藏、坚壁清野。对敌人采取拖交、 缓交、少交的办法，与敌人展开巧妙的斗争。同时，建立边联中队，保证了渤海根据地与鲁中的联系。
片9-4清河区青救总会刊物《青年人》刊登的反扫荡连环画 1942年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对长白山区进行频繁的大“扫荡”，制造了西峪、辛梁等惨案。推行“自首”活动，分化抗日武装。在残酷的斗争面前，长山独立营营长朱庆云、副营长路吉臣先后叛变投敌，抗日武装遭到重大损失。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县委领导人民反“扫荡”，反封锁，反自首，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县大队化整为零，小股部队活动，采取抓人质、“卷帘子”战术，敌进我出，与敌人展开斗争。先后进行了虎伏山战斗、赵家庄战斗，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 1943年夏，邹长地区的抗日形势开始好转。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敌人退守县城及据点，大部分地区为抗日武装所控制。根据地人民配合抗日武装，反抢粮，破铁路，突袭白云涧，歼敌杨家峪，连克敌据点16处。一夜平毁封锁沟、封锁墙15里，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的阴谋。11月，日军又对清河区根据地进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手段最残酷的拉网合围大“扫荡”，企图围歼抗日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抗日部队则采取远路奔袭，进周村、入张店、除汉奸、袭据点、飞兵桓台城、奇袭塘坞据点，神出鬼没，避实击虚，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根据地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对敌伪人员采取挖心战术，杀一儆百，消灭敌人耳目。县委、县府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打仗不忘生产”的口号，民兵、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妇女做军衣、军鞋，护理伤病员，组织代耕队，积极发展生产。 1945年，抗日斗争进入反攻阶段。邹、长根据地人民积极进行减租减息，民主反霸运动。支持青年参军，扩大主力部队。出现了许多妻送郎、娘送子、兄弟相争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仅邹平四区（旧口一带），长山五、六区（苑城、焦桥）就有670名青年志愿参军，壮大了抗日队伍。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邹、长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致，对日伪顽作战百余次，共毙伤俘日伪军4243人，其中日军505人，缴获各种炮9门，轻重机枪54挺，长短枪3721支。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邹长根据地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谱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1939年春，日军进山“扫荡”，长山八区尚庄村民纷纷向山里逃避。景传富老人招呼人们快跑，并持二齿钩藏在门后，当日军走近时，他跳出门外将一日兵打死。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景传富壮烈牺牲。 1939-1940年，邹长中心县委活动在焦桥以西韩刘二套、三元、大成一带，这几个村里都有八路军的“堡垒户”。三元村曲本兰家经常住着邹长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她有时提着鸡蛋篮子装做走亲戚，进焦桥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反“扫荡”传送情报。刘套村的孙向辉一家，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因经常为八路军传递情报，家中也经常住着八路军的干部，安全可靠，从未出一次危险，被誉为“八路店”。 1940年，八路军的小型医院驻在长山八区大马峪，伤病员护理全由群众负责。在一次“扫荡”中，家住伤病员的房东徐开安(又名徐四）被日伪军抓住，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八路军伤病员。他宁死不屈，敌人放狼狗咬他，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捅死。 1940-1943年，八路军清西疗养所驻在焦桥区东平村，东平村离焦桥日伪军的据点不足2里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所有八路军伤病员都隐蔽在群众家。疗养所的医生只有利用夜间到周围村为伤病员治疗，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了两年时间，从未发生一次事故。 1941年，一天，日军包围了邹、长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庄，捕去在庄内开会的40多名妇救会员，对她们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但妇救会员无一答话。敌人将其中7名会员吊在房梁上，用火盆烧、烤，她们始终未吐露一点秘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941年11月13日，200多名日伪军“扫荡”山区回路峪村，半路遇见一个70多岁赶猪的老人，敌人强迫他当向导。老人知道回路峪住着县委机关和抗日武装，便佯装向导领着敌人在山中乱转，爬山越岭，累得敌人精疲力竭，县委机关和抗日武装趁机安全转移。而老人却被敌人残酷杀害。
片9-4清河区青救总会刊物《青年人》刊登的反扫荡连环画 1942年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对长白山区进行频繁的大“扫荡”，制造了西峪、辛梁等惨案。推行“自首”活动，分化抗日武装。在残酷的斗争面前，长山独立营营长朱庆云、副营长路吉臣先后叛变投敌，抗日武装遭到重大损失。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县委领导人民反“扫荡”，反封锁，反自首，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县大队化整为零，小股部队活动，采取抓人质、“卷帘子”战术，敌进我出，与敌人展开斗争。先后进行了虎伏山战斗、赵家庄战斗，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 1943年夏，邹长地区的抗日形势开始好转。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敌人退守县城及据点，大部分地区为抗日武装所控制。根据地人民配合抗日武装，反抢粮，破铁路，突袭白云涧，歼敌杨家峪，连克敌据点16处。一夜平毁封锁沟、封锁墙15里，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的阴谋。11月，日军又对清河区根据地进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手段最残酷的拉网合围大“扫荡”，企图围歼抗日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抗日部队则采取远路奔袭，进周村、入张店、除汉奸、袭据点、飞兵桓台城、奇袭塘坞据点，神出鬼没，避实击虚，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根据地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对敌伪人员采取挖心战术，杀一儆百，消灭敌人耳目。县委、县府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打仗不忘生产”的口号，民兵、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妇女做军衣、军鞋，护理伤病员，组织代耕队，积极发展生产。 1945年，抗日斗争进入反攻阶段。邹、长根据地人民积极进行减租减息，民主反霸运动。支持青年参军，扩大主力部队。出现了许多妻送郎、娘送子、兄弟相争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仅邹平四区（旧口一带），长山五、六区（苑城、焦桥）就有670名青年志愿参军，壮大了抗日队伍。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邹、长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致，对日伪顽作战百余次，共毙伤俘日伪军4243人，其中日军505人，缴获各种炮9门，轻重机枪54挺，长短枪3721支。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邹长根据地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谱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1939年春，日军进山“扫荡”，长山八区尚庄村民纷纷向山里逃避。景传富老人招呼人们快跑，并持二齿钩藏在门后，当日军走近时，他跳出门外将一日兵打死。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景传富壮烈牺牲。 1939-1940年，邹长中心县委活动在焦桥以西韩刘二套、三元、大成一带，这几个村里都有八路军的“堡垒户”。三元村曲本兰家经常住着邹长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她有时提着鸡蛋篮子装做走亲戚，进焦桥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反“扫荡”传送情报。刘套村的孙向辉一家，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因经常为八路军传递情报，家中也经常住着八路军的干部，安全可靠，从未出一次危险，被誉为“八路店”。 1940年，八路军的小型医院驻在长山八区大马峪，伤病员护理全由群众负责。在一次“扫荡”中，家住伤病员的房东徐开安(又名徐四）被日伪军抓住，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八路军伤病员。他宁死不屈，敌人放狼狗咬他，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捅死。 1940-1943年，八路军清西疗养所驻在焦桥区东平村，东平村离焦桥日伪军的据点不足2里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所有八路军伤病员都隐蔽在群众家。疗养所的医生只有利用夜间到周围村为伤病员治疗，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了两年时间，从未发生一次事故。 1941年，一天，日军包围了邹、长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庄，捕去在庄内开会的40多名妇救会员，对她们软硬兼施，严刑逼供，但妇救会员无一答话。敌人将其中7名会员吊在房梁上，用火盆烧、烤，她们始终未吐露一点秘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941年11月13日，200多名日伪军“扫荡”山区回路峪村，半路遇见一个70多岁赶猪的老人，敌人强迫他当向导。老人知道回路峪住着县委机关和抗日武装，便佯装向导领着敌人在山中乱转，爬山越岭，累得敌人精疲力竭，县委机关和抗日武装趁机安全转移。而老人却被敌人残酷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