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县知事掌理诉讼。诸法合一，刑民不分。审理案件实行纠问、控告两种形式，认定事实和搜集证据，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法定的依据。人民群众深受官府衙门刀笔诉讼之害。县令与典吏沆瀣一气，贪赃枉法，冤狱枉案连绵不绝。
民国初期，司法审判仍由县知事兼理。案件由承审员主办，送县知事审核，判决由县知事与承审员酌定。承审员往往借机勒索酬金，甚至以罚金抵刑期。1928年，建立地方法院，后又改置承审处。名为司法独立，实则行政仍然独揽。诉讼程序繁琐，诉讼费用高昂，状纸抄缮费、传票送达费、证人到庭费等名目繁多。民间流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贫穷百姓多因无钱，而不能诉讼申冤。1930年邹平实验县政府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倡导口头起诉。1935年，审理刑事案件122起，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统治的地位，改良只是形式上改进，实质上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县政府设军法处。刑事审判以镇压抗日军民和搜捕杀害共产党人、抗日分子为首要任务。审判案件滥施酷刑，残杀无辜，大肆残杀、迫害共产党人和翻身农民。1948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前夕，国民党县政府密令还乡团组织，大肆杀害革命干部群众，仅邹平县就被杀300余人。国民党县长李桂登在邹平县城南门外，一次活埋63人。
解放初期，县民主政府司法科，彻底废除肉刑，实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审判原则，贯彻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案方法，试行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担负起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光荣职责。1950年秋，县人民法院依法惩办了一批抗拒“土改”和阴谋暴动的不法地主、土匪、恶霸，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年10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稳、准、狠地惩办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同时依照政策惩办一批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1950-1953年底，共惩处各种刑事罪犯925人，其中反革命罪犯631人，占68.3%。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1952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处理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案件94起。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等审判制度。1955年人民法院按照既严肃又谨慎的原则，执行“少杀长判”和“今后从严”的方针，正确、合法、及时的审判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和其他严重刑事案件。重点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第一次镇反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次年春，依法判处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1955年9月-1956年3月，人民法院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46起，443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20起，占各类刑事案件的34.7%。1956年对镇反运动后审判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是年，人民法院审结刑事案件112起，1957年审结反革命案件41起。
1958年，在“一长顶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察员、检察员、审判员），“一员办三书”（侦察决定书、起诉书、判决书），“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四就一马”（就地侦查、就地逮捕、就地起诉、就地审判，马上送达执行），“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苦战一百天，达到五无县”（无杀人、无抢劫、无强奸、无盗窃、无纵火）等“左”的口号影响下，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关系被破坏。同年秋冬，提出审判案件“放卫星”，一个审判员一天审结案件9起，一个晚上预审6起，案件审理质量下降，错案增多。1958年邹平县审结刑事案件675起。1961年，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逐步恢复法定的程序制度。1962年冬，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刑事审判正确贯彻中央“少杀、少捕、少管制”政策，1964年审判刑事案件60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法院的组织机构被砸烂，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混淆了是非，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受迫害，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3年6月，恢复法院后，依法惩处大量直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杀人、抢劫、强奸和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也错判了个别案件。如城关镇韩坊大队颜廷勇1975年4月至1976年4月间，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投寄书信5封，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支持“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1976年秋被逮扑，1977年4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29日执行枪决。1978年12月25日予以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执行以公开审判为重点的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等审判制度。独立行使审判权，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运用审判职能，依法公开审判，召开不同规模的宣判大会40余次，宣判犯罪120人，到会听众170余万人次。1985年人民法院审结各类刑事案件75起，91人。
人民法院自1977-1985年9年中，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800起，其中反革命案件占1.6%，严重刑事案件占40.3%，经济案件占10.5%，一般刑事案件占47.6%。
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建国后共进行了4次较大的复查案件工作。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后，清理复查了镇反当中错捕、错押、错判案件。1956年，复查了镇反结束后判处的刑事案件533起，纠正了其中的错误。1963年复查了1958-1961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046起，1086人，纠正了17起，18人。1979年，根据中央“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指示，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重大案件442起483人，改判149起151人。纠正面占复查数的33.7%。其中所谓“反革命”案件68起71人，改判的60起63人，占88.3%。一般刑事案件374起412人，改判89起97人，占23.7%。对判处的历史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诉的，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复查处理。
第二节 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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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县知事掌理诉讼。诸法合一，刑民不分。审理案件实行纠问、控告两种形式，认定事实和搜集证据，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法定的依据。人民群众深受官府衙门刀笔诉讼之害。县令与典吏沆瀣一气，贪赃枉法，冤狱枉案连绵不绝。
民国初期，司法审判仍由县知事兼理。案件由承审员主办，送县知事审核，判决由县知事与承审员酌定。承审员往往借机勒索酬金，甚至以罚金抵刑期。1928年，建立地方法院，后又改置承审处。名为司法独立，实则行政仍然独揽。诉讼程序繁琐，诉讼费用高昂，状纸抄缮费、传票送达费、证人到庭费等名目繁多。民间流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贫穷百姓多因无钱，而不能诉讼申冤。1930年邹平实验县政府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倡导口头起诉。1935年，审理刑事案件122起，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统治的地位，改良只是形式上改进，实质上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县政府设军法处。刑事审判以镇压抗日军民和搜捕杀害共产党人、抗日分子为首要任务。审判案件滥施酷刑，残杀无辜，大肆残杀、迫害共产党人和翻身农民。1948年，国民党军队败退前夕，国民党县政府密令还乡团组织，大肆杀害革命干部群众，仅邹平县就被杀300余人。国民党县长李桂登在邹平县城南门外，一次活埋63人。
解放初期，县民主政府司法科，彻底废除肉刑，实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审判原则，贯彻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案方法，试行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担负起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光荣职责。1950年秋，县人民法院依法惩办了一批抗拒“土改”和阴谋暴动的不法地主、土匪、恶霸，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同年10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稳、准、狠地惩办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同时依照政策惩办一批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1950-1953年底，共惩处各种刑事罪犯925人，其中反革命罪犯631人，占68.3%。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1952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3年，处理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案件94起。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等审判制度。1955年人民法院按照既严肃又谨慎的原则，执行“少杀长判”和“今后从严”的方针，正确、合法、及时的审判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和其他严重刑事案件。重点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第一次镇反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次年春，依法判处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1955年9月-1956年3月，人民法院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46起，443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20起，占各类刑事案件的34.7%。1956年对镇反运动后审判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是年，人民法院审结刑事案件112起，1957年审结反革命案件41起。
1958年，在“一长顶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察员、检察员、审判员），“一员办三书”（侦察决定书、起诉书、判决书），“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四就一马”（就地侦查、就地逮捕、就地起诉、就地审判，马上送达执行），“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苦战一百天，达到五无县”（无杀人、无抢劫、无强奸、无盗窃、无纵火）等“左”的口号影响下，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关系被破坏。同年秋冬，提出审判案件“放卫星”，一个审判员一天审结案件9起，一个晚上预审6起，案件审理质量下降，错案增多。1958年邹平县审结刑事案件675起。1961年，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逐步恢复法定的程序制度。1962年冬，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刑事审判正确贯彻中央“少杀、少捕、少管制”政策，1964年审判刑事案件60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法院的组织机构被砸烂，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混淆了是非，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受迫害，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3年6月，恢复法院后，依法惩处大量直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杀人、抢劫、强奸和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也错判了个别案件。如城关镇韩坊大队颜廷勇1975年4月至1976年4月间，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投寄书信5封，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支持“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1976年秋被逮扑，1977年4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29日执行枪决。1978年12月25日予以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执行以公开审判为重点的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等审判制度。独立行使审判权，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运用审判职能，依法公开审判，召开不同规模的宣判大会40余次，宣判犯罪120人，到会听众170余万人次。1985年人民法院审结各类刑事案件75起，91人。
人民法院自1977-1985年9年中，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800起，其中反革命案件占1.6%，严重刑事案件占40.3%，经济案件占10.5%，一般刑事案件占47.6%。
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建国后共进行了4次较大的复查案件工作。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后，清理复查了镇反当中错捕、错押、错判案件。1956年，复查了镇反结束后判处的刑事案件533起，纠正了其中的错误。1963年复查了1958-1961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046起，1086人，纠正了17起，18人。1979年，根据中央“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指示，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重大案件442起483人，改判149起151人。纠正面占复查数的33.7%。其中所谓“反革命”案件68起71人，改判的60起63人，占88.3%。一般刑事案件374起412人，改判89起97人，占23.7%。对判处的历史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诉的，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复查处理。